“Al Maghrib。”

    “你说什么？”

    “‘真正日落之地’，摩洛哥。骆驼能走到的最西端。我来这里之前经过卡萨布兰卡，那里的人给我的手上画了这个。她们管这叫汉娜纹身，柏柏尔的女人们用它来保护家人。”

    “然后，你就把它刺成刺青了？别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弄破皮肤…特别是非洲，除非你想感染艾滋或者出血热。”

    “是出血热的话我不会好好坐在这里和你聊天，而是烂在撒哈拉沙漠里了，可能还会盖一层石灰。至于艾滋，…你以为我在这里一个月要吃多少次阻断药？酒馆里每个他妈的想亲我的姑娘都有那个，越漂亮的越病入膏肓。就像美国有多少人有HPV。”

    “谈到这个。你有没有想着回到美国去？我记得你说过自己来自哥谭，…一座大城市。我的出身地是南部所以不太熟那里，但那仍然有你的家。”

    “从未曾，贝利，从未曾。你又想自己的女儿了？小姑娘现在估计已经长到要被男孩们追着屁股转的年纪了，你倒确实要担心。”

    “去你的吧——净会说这些怪话。A，差不多该准备准备了。我们到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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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贝利下车的时候地平线对面的太阳已经开始露头。几辆装甲车在土路边截着，见到我们来了就杂乱地鸣枪，惊走一些在早上才鸣叫的鸟。浪费子弹、不经训练，把漆黑的肢体塞在不合体的军装里。管理他们的头儿不会给自己的兵布置训练，死了一个孩子就另有一个妇女分娩，只要有个人能拿得动枪就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我和贝利下车。我、以及这个51岁的戴飙车墨镜的红脖子老头是车上唯二的男人。车厢躲着两三个护士和一个助产士，她们必须拉好帘子，否则车体上无国界医生的标志在这些拿枪的半大孩子们看来、只和厕所墙壁上的色情涂鸦没区别。

    那些人的其中一个上前来，年纪大些，会说蹩脚的英语。“通行证。”他说。“我们不能放车过去。”

    我和贝利对视一眼。贝利抬起手拍拍衣兜示意里面没东西，然后掏兜取出皮夹。车体背后的几个士兵瞄准他。皮夹里放的是欧元和他的证件，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证明。“我们是MSF，这里是疫区，是不？我们来做好事的。doctor，save people，救人，救人？听懂了吗？”

    士兵拿起名片又放回去、甚至没怎么看，兴许都没怎么把话听进去。他抽走那些欧元用拇指玩玩具似地拨了拨，笑起来时露出刺眼的牙齿。“过去吧，天父保佑。”

    “也保佑你们，你们是善人。”贝利扯开领子，给他们看雕了耶稣的十字架。

    殖民者的神踹走了伏都教的精灵们，让这个有西班牙血统的老白人和一群黑皮肤的人迅速拉近距离。那些孩子似的兵们三三两两地也说了几句“天父保佑”。眼看着气氛到了，我抬手示意司机开车。车辆慢慢滑过封锁线，但他们仍紧盯着这边。

    我让贝利抓紧上车，最后对他们划一次十字。有个士兵用同样的教派礼节回应我。他还完全是个孩子，看上去刚到我的胸膛。那顶头盔对他来说有些太大了、歪斜的檐影让雪白的眼白变成灰色。他虔诚得就像在黎明的树林里宣誓的童子军，…像是我那个哥哥。

    他最投入的年纪刚好也这么高。对着画像宣誓的样子就像还信着地狱里有神迹降临。然而神不带来和平，他也不能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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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 箴言：11:31

    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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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话不是想显得像在炫耀。我确实住过一个能用上城堡这个单词来形容的庄园，有管家照顾起居；但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人住在城市里太久会被搞乱头脑，以为是生命理所当然地就该存在，所以天天奢侈地想这想那。在离开哥谭后，我越发明白这个道理。

    金钱或者荣誉，美好的人生。只需要一颗子弹就能结束。或者用不上子弹，一块土制破片地雷里的铁丝、一次蚊叮，一个眼神。人会被如此轻易地杀死，又被如此轻易地降生，一些生命短暂得就像从一团菌群腐烂成另一个，拉长尺度来看的话，那些厅堂里的生命似乎也没有区别。

    我的少年时代是和所谓的兄长一起度过的。布鲁斯，他看不上我。我也确实表现得像是背弃了姓氏似地，做着那些不像韦恩而像凯恩的事。没人能因此责怪什么，我在刚刚学会说“爸爸妈妈”的年纪失去了父母，长兄沉湎于他自己的悲伤：虽然他努力地想教导我了，我能看得出来。他一开始几乎是在自我牺牲式地爱我。但他爱得太过笨拙，也不懂节制。而我，没有天资也没有动力。我是韦恩不假，血统纯正得像是在脸上申请了专利。可我同样也是个臭小孩，就知道调皮。

    所以问题在我刚刚开始青春期的时候就爆发出来，而他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好搞的年龄。

    那年我刚满十二。他从我房间里找到模型枪，同学特意借我，单单只是酷炫的玩具。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父母的生命就是被枪夺走的、在布鲁斯面前…他知道自己因为那件事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但他控制不住。他开始还在强行镇静地询问理由，我他妈的又学不会撒谎，好孩子不该撒谎。我说，我要来玩的，从同学那里。

    他的声音变高了些，质问我该不该这么做，企图让我先低头。他自己也知道这事本就没多大，但我只当是被挑衅了。我那时刚升入中学，窜起了个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比布鲁斯当年在学校里更如鱼得水。新生的喉结和上唇的绒毛让我更有攻击性，一个族群里不能有两只公狼，否则他们肯定打架。而我那时也不甘于被管教。

    …我是个没分寸的混账，说话伤了他的心。时至今日，我觉得当时自己确实做错了。总之布鲁斯不再打算摆出那副长兄的得体样子了，他咆哮起来、近乎像是在哭似的。我应该安慰他的。

    但我没有。那时的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顾。一个该死的，杀千刀的小屁孩。……只以为像那样深深伤害对方，才能让自己不是总被扔在身后。

    兄弟吵架在纪律比较糟糕的家庭可能挺常见的，但在韦恩庄园可能不是，管家把我们教得很好。我那受过父母疼爱的长兄更有一股家族荣誉气质。虽然他那时顾不上什么所谓的家族荣誉了，阿尔弗雷德赶来时才把我们分开，我的胳膊断了，他的眼睛乌青。他比我大五岁，无论如何都比我高大，每天重复那些怪异的锻炼让他比一些成年人都壮硕，这也许是他下手太狠的原因。

    一颗牙齿滚在地上，九个月前我刚迟迟换了最后的乳牙，这颗是新长出来的恒牙，脱落的时候是像婴儿骨头那样的乳白色。

    我的石膏和植入牙在接下来的几年成为他新的梦魇，其实没什么，越是小的孩子长得越快，也更能脱落那些受伤的外壳。只是我的长兄不是那样，他八岁那年受过的伤过了十年还崭崭新，所以他顾及着自己那道一直流血的疤痕，都有点忘记该怎么让其他的伤口愈合的方法了。我的叛逆期愈演愈烈，而他把时间放到学位答辩上，好像嫌自己跳得级还不多似地突飞猛进，然后在我的石膏还没有完全拿掉的时候，一阵风般地从哥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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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季这里很好。要恰到好处的雨，所有动物都在外面安家。”贝利抽着他从美国带来的卷烟。“再多一点就是洪涝，少了就是干旱。每种都带来数不清的尸体，而瘟疫总是跟着尸体过来。”

    “这些是MSF的基础知识。不过说到这个，老贝，你干这行多久了？”

    “五年，也许…你呢？”

    “不到两年。”

    “是我赢了。不过你真年轻啊，看不出来在MSF蹉跎过。这两年你都去过哪里？”

    “哪里能去我就去，非洲、中东，多半都是在战区，毕竟我不是传染病医生…肯定在这方面和你不一样。”

    “没区别。这里的传染病发作起来和炸弹爆炸一样快，对付它也像是上战场。”

    无国界医生在明面上算是德行充沛的世界性组织（前提是我的同伴里没有间谍），受总部的管辖，政府也有义务帮扶，但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这个西非小国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统一政权了，军阀在各地割据，互相倾泻子弹，军火贩子在这里比医生更受欢迎。

    随着战火的加剧联合国注意到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也以解决疟疾疫情的名义混进当地的医院里，和医院原本的医务工作者接驳，得到了驻扎的权利。出乎意料的是，每天在这儿接诊这群黑人的是个亚裔医生。华裔，他说，同时用家乡礼节不停上下晃我的手，我在这里呆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次见到无国界医生的车！

    这话说得在场的人都有点惭愧，慈善组织的缝缝补补救不了整个世界的灾难，所有人都竭尽所能了，再加上欧洲医生从来不在这片大陆上受待见。所以他很快醒悟过来，讪讪地请我们喝树叶晒干泡的茶。他说这里的情况从来都不好。他多年以前是跟着援非志愿者团队来的，离开的时候舍不得走，把根扎在这里。有了当地人的妻子，一群绕着医院跑的小屁孩、都熟练基本的简单救生知识。军阀给外国人面子，交些钱就批给他医师执照。他这一方小小的据点，是附近密集靠在一起的部落群中唯一的医疗设施。

    亚裔医生自我介绍，让我们管他叫李，也可以是李同志。comrade，我们管同道人叫comrade，戈尔巴乔夫送苏联去死了，但我们这些人还念着她和她的灵魂。当然，亚撒医生，贝利医生，我不是…他尴尬地又立刻对我们两个纯正的美国佬晃着手。我没有逼你们改变自己政治立场的意思…你瞧，美国人发明的汉堡和薯条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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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斯走了，就剩我一个在哥谭。剩我一个每天纠结起那些有的没的的问题，旁人以为布鲁斯走了就要把我当成韦恩家的继承人，朋友们再也不像对待次子那样再对待我，说话变得小心翼翼。日子变得无聊起来。好在阿尔弗雷德还陪着我，他从来都是最好的，就是太纵容布鲁斯、却好像对我这个根底不太良善的小鬼比较严厉。

    我也没怪过他，更知道我最让他操心，没有谁比阿尔弗雷德更想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韦恩。所以在布鲁斯离开后，我开始笨拙地学会承担责任，学习礼节、商业和文化素养，纠正在学校的态度。这实在是有些困难，我不得不因此重新翻那些藏在庄园落灰角落里的历史，看着已经被我完全遗忘声音和面孔的父母的画像，强迫自己以此激励出动力。但要说实话，那段时间我是迷茫的。我不懂得失去是什么，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还太小了，我浸淫在被兄长嚼食过的悲伤中长大，好像已经习惯了那种状态，一次都没再问过他“父亲和母亲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这么问过阿尔弗雷德之后，他的脸上出现了那种被触动似的悲伤，他拥抱我，但我只是……很想要回答。他们会陪着布鲁斯一起去草坪上玩抛接球吗？如果妈妈穿衣柜里那些漂亮的裙子，她身上闻起来会不会像是那些裙子一样香？

    我不知道这些。在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布鲁斯冰冷的侧脸总会出现。在我还小的那些日子里，他监督我每天上下学的状况，限定好每个学校之外的去处，精确时间到分钟。他不再让阿尔弗雷德开车载我去下城区的连锁快餐店、而是宁愿点外卖。幽暗而冰冷的长桌上放着快餐店装饰卡通的鲜艳包装，烛火和炉火燃烧在古堡般死寂的气氛里。我的脚那时坐在椅子上还够不着地，…我不想听起来像责怪布鲁斯，他尽了自己的全力，把自己从悲伤中撕扯出来，放在家族宴会的餐桌边，履行身为亲人的责任。但就像是每一个被撕扯下来的肉块一样，他每次这么做的时候，要么太过安静，要么像是在淌血似地和我说话：假装自己开心，假装自己想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