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圣诞节，我想我们正在进入七年之痒。H决定回去和家人一起过节，在我的值班表出来之前就制定了计划。

    主任奥黑尔先生需要去产房值班，所以按照传统，他会在午餐时间穿着常服出面切火鸡。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司空见惯”，但对我来说，这就像“骑士册封仪式”一样新鲜。他在工作室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让护士站到他对面，在他需要的时候传递器具（“请给我叉子，妹妹”）。它既有趣又相当甜蜜，带来了一种我此刻急需的家庭氛围。

    “看，”我对凯伦，一个初次在圣诞节值班的住院医生说，“这儿的圣诞节真有意思，我们就像是一个打工人家庭！”她不赞同，说她在家休息就会有真正的家庭了，并说我该去做个血检，看看有没有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切火鸡仪式短暂地帮助我们绕过上下级之间通常不可突破的隔阂。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肯定不会从此就开始互相发送玩笑短信，或者像小女生那样互相编头发。这是善意的季节，是的，但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仍然叫主任“奥黑尔先生”——叫他“格里”就像直呼女王“莉兹”一样不合时宜。

    经过几分钟的切火鸡和拉家常，主任把我拉到一边，穿过工作室的准备间。有一个孕妇已经扩张了7厘米，但是胎儿臀|位分娩*。

    “你有信心做好吗？”他问，我反射性地脱口而出“当然”，于是他点点头，大步离开了产房。其实我并没有多少自信。我以前只做过一个臀|位顺产，但那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不需要动用产钳。如果我去做产钳助产，将会是第一次在没有上级监督的情况下动手。

    我直接往最坏的情况去想，越想越多：也许以后，对这一家人来说，圣诞节将会永远成为不堪回首的一天——他们听到的每一支颂歌，看到的每一场节日电影，以及吃下的每一块传统肉馅饼，都在提醒着他们，这一切都是一个主治医生一时逞强，没有承认他经验不足造成的。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我会对奥黑尔先生回答“不”。我甚至都不敢直呼他的名字——一想到我是在圣诞节把他从家人身边带走的人，这个“不”字就会像舒芙蕾一样顺滑地消失在嘴里了。以后等我申请当主任，别人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会怎么提到我？“凯？我记得那家伙。他不行。我不赞成他当主任。”哪怕我主动加班了一千次，我独自处理了一千次紧急情况，但只要有一次我承认自己不行并寻求帮助，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我躲进厕所里，在手机里搜索如何使用产钳——我此前经常钻在小隔间里，一手拿着手机看视频打发时间，这是第一次拿视频学习。不出所料，YouTube上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我勉强找到了一个有用的PPT演示文稿——虽然主要内容是比较两种技术，但是对我来说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我有了一点准备……但还不够。我花了一个小时观察床上的孕妇，紧张得快要把过去五年里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助产士主任给了我恰当的提醒：臀|位胎儿会在半小时内开始分娩。现在这一切都有点太真实了。在几分钟内权衡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之后，我撑不住了，打了电话给奥黑尔先生。随着手机铃声响起，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他就不会像现在这般生气，因为我让先他回家了，他的被窝肯定已经暖热了。

    我结结巴巴地道歉到一半，奥黑尔先生就催我说正事，说他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难道我该以为他会抛下产房里一个未分娩的臀|位胎儿回家吗？我不知道该感到解脱还是羞辱，但解脱感确实抢先到了。

    孕妇开始宫|缩了，我和奥黑尔先生坐在护理站，等着助产士叫我们过去帮忙，或者听到新生儿的哭声，幸运的是，出现的是后者——尽管这意味着我一开始就不用给他打电话。我对奥黑尔先生说很抱歉浪费了他的时间，他说，他宁愿被叫起一千次来解决问题，也不愿只在最后听到一个坏消息。

    他说，我做这份工作已经30年了，有时还是会感到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主任说这样的话。从整个产房最令人安心的人那里听到它，我感到很安心。也许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除了他开着豪车阿斯顿马丁）。我尊重他表现出的脆弱，我认为这对我俩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圣诞快乐，亚当。”

    我犹豫了一下。

    “圣诞快乐，格里。”

    他震惊地看着我，就好像我刚刚说我日了狗一样，然后就走开了。完蛋。

    *大多数臀|位（臀|部朝下）胎儿是通过剖腹产出生的，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分娩方法。但对于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孕妇，而医院又有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和产科工作人员，顺产应始终作为一种选择。在顺产中会有少数情况，臀|位胎儿的身体分娩出来，但头部卡住了，用产钳来帮助头部分娩出来是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