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夜班接力赛里，我打电话给住院医生，问他急诊室是否还是患者成堆。他回答说只剩下一个患者了，所以我准备过去帮他检查一下，结束今年最后一场诊治。“只剩一位孕六周却异常出血的孕妇。”他告诉我。

    我一挂电话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提前告知他这件事——当然，没有人会未卜先知。这次怀孕对这个孕妇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容易怀孕。我正要给住院医生回电话，这时一个患者拍了拍我的胳膊。

    “这同样适用于你。”她指着墙上那个“禁止使用手机”的标识。它的纸板边缘都翘起来了，看起来和我一样老旧且破败，提醒我们手机信号干扰了敏感的医疗设备。从她脸上的厌恶表情来看，你还以为我怀里正抱着止血带，还有一个装满海|洛|因的注射器。（虽然我在夜班结束前不排除给自己扎一针的可能性吧。）

    我本想告诉她真相：手机信号干扰了他|妈|的一切，我们只有使用标识，这样患者才不会整天坐在那儿对着电话吼叫，用愚蠢的问话把我们这些医生逼疯。但这意味着放弃这种游戏，也意味着这次谈话持续的时间会变长，所以我戴上我最温柔的假面，胡乱咕哝一声道歉，就急匆匆地跑去急诊室了。

    患者EN肯定不“只是”孕六周。从他们夫妻俩沧桑的面孔和红肿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在哭。他们已经不再流泪了，因为眼泪和力量已经耗尽了。他们才三十出头的年纪，但这次已经是四次试管婴儿中怀得时间最长的了。我本想说他们很幸运，这个地区的英国医院能报销前三次试管婴儿的费用——若是向南走几英里，就只能报销一次。但如果三次都失败，就意味着三倍的痛苦。他们把存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了第四次尝试。不论是经济还是情感，他们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这一注上，但我来了，像是一个要把他们赶走的赌场管理员。

    我给她做了B超，告诉他们子|宫是空的，非常遗憾的是，出血确实意味着妊娠的结束。

    他们的绝望令人心碎。“但一周前我们做的B超显示一切正常。你能再看一下吗？也许你看错了？”我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任何东西，但患者就在那里，祈求着最后一线希望。她期待地看向我，而她丈夫——仍然坐在她旁边，却不敢开口，唯恐听到难以接受的现实。我重复做了一次B超，再看一遍，递给她一些纸巾用来清理超声波凝胶，然后摇了摇头。

    在悲伤中，她开始无助地寻找答案和解释。她问，每周做一次B超是否会影响胎儿发育？我知道她想让我说“是的”——她需要一个理由，如果下次还能怀上的话，他们可以做些改变来避□□|产。但我说不出来。

    我开始谈论接下来的事。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几乎脱口而出，“你应该再试一次。”但是不应该，不是吗？除非他们突然中了头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彩票的世界里，机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需要各种纯粹的运气——而他们的运气很可能已经用完了。

    蓝色幕布的另一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人群涌动，世界喧嚣——有人把电视音量调到了最高。我在患者面前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赶紧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五！”电视里的人齐声倒数，“四！”急诊室里的每个人也都加入了进来，声音更响了，“三！二！一！”欢呼声，跺脚声，新年狂欢派对开始了，人们奏响了《友谊地久天长》。

    “对不起，”我说。为这噪音，为他们失去的胎儿，为痛苦的试管婴儿过程，为其他人的快乐。“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