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我的病情渐渐控制住了。

    理论上说，我是个很不知感恩的东西。从小和表弟一起被姥姥抚养长大，父母在有记忆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的是入睡前那一小时的角色。后来被父母带到二线城市生活，成功考入一本院校。

    但我的病——我两年前并不这样称呼它。在最开始我对它的印象里，它还是“抑郁症”。或者性质轻微些，更贴近市里精神专科医院主任冷冷地拼写的“抑郁情绪”。在那之后持续四年的生活里，我管它叫“自己作的”。

    这四个字背后是持续几个月的自伤。中考结束，什么都好了，现在看来是转作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带来的极端的快乐和极端的失落在一起把我绕成一个没多少人搭理的奇葩，至于偏见极其深重且傲慢自大的人的中伤，呃，让我打字的手在抖。

    所以我顺利成为了一个孤僻的人。

    我的母亲，她在生活中更多担当了母职和父职的双重作用。来到城市的代价就是她丢掉了一份足以让县城的四口之家维生的工作，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她话很少，我在人生的前十二年承担的也是调皮表弟旁边懂事的好孩子，或者弟弟身边不被注意的好姐姐的角色，因此话并不算多。

    两个人，没什么话可说。懂事的行为逻辑让我报喜不报忧，但生活明显没多少喜可报。

    我的病从十四岁的五月开始。一把小刀，几道没有留下伤疤的红痕。那年我的兄弟从医学层面成了个智障。

    我和我的兄弟，我们在我十五岁的春夏愈演愈烈。哭泣的不仅是我，尖叫的不是我，但使用刀具的是我。母亲还是那么冷静，几乎冷漠。现在回想起来，她试图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来讲道理。可我不是。压力要我求诸己身，好在无力的手脚让我没机会，这才苟活到今天。

    在此说明，别误会，文学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救世主的角色，我的救世主由始至终都只有我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不值得依靠。我选择文学只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它让我觉得快活，另一个是它能帮我积累行为模式，也就是我得病之后与人交往的基础。

    病让我迅速失去了与人交往的能力。察言观色从我的大脑皮层蛮横地抹去，只有无穷无尽的胃病和颤抖的手陪我度过课桌和床板。

    最痛苦的是十六岁的春夏之交，发生了一件没有直接作用于我自身，却对我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精神冲击的事情。整整三个月里，见到包括我的至亲在内的异性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感到恶心。

    （而我的父母两个月前说，他们彼时对我的反常一无所知。）

    再就是十七八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碰见了我人生中最虚伪的一名女性。我至今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拿别人切身的伤痛当作大庭广众之下抨击的谈资，仿佛那些客观的痛楚都不值一提。最让我唾弃的是她的课堂上根本不教知识，只对她的学生或是同事评头论足。

    唔，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我在那两年里是她集火的头号对象。可能因为躁狂吧，经常把她呛得哑口无言、掉头就走，结果呛完她自己默默掉眼泪。

    好在结果不算太差。高考7号开始，我4号晚上被她骂过，最后语文还是考得比绝大多数人好。

    （日她爹老太爷，我痛惜母校历届被毒害的同学。）

    大学其实过得还不错，但病情没有好转。一年前的仲夏，熟悉的红珠串又出现在我手腕上。父母在经济上很支持我，我也可以在医保的强力支持下整点药吃。调整了很久，在这个冬天，我终于能用一串文字把脑中的东西表现出来。和父母的隔阂在今年夏天几乎意料之内的发作里被摆在台面上，结慢慢地梳开了。

    我用药物重新构建的大脑想，生活还是可以继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