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和Brady借着寒假在美国放松小憩，因为Brady还在香港按另一套节假日安排的缘由，这趟旅程只安排了一周，Brady不日便要立即返回香港。而大陆此刻则是春节和寒假。安安的家远在青海，而春节和寒假剩一周后又要开学，安安和父母通电话后决定这个冬天先不回去，她在学校附近短租一周直到开学，安安的爸爸听后叮嘱安安记得六七月的古尔邦节回家就好。

    与此同时，回到北京家中的范琳琳除了走亲访友外，和父母的争吵以及积怨又在酝酿中爆发。

    大年二十九，天色刚擦黑，窗外是一年中最静谧又最喧嚣的时刻。京西海淀的小区楼道里，邻居正忙着扫尘、贴窗花。空气里飘着炖肉与豆干的香味，混着冬天寒气，冲进敞开的厨房窗缝里。范琳琳坐在餐桌旁，手中扒拉着瓜子点心盒，神情却游离。电视里正放着倒数春节档预告片，主持人笑得一脸圆润，父亲对着电脑整理他单位的开年复工汇报PPT，一边不忘催促：“琳琳，快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我明天让你姑父帮你看看。守着工业大学的教授你不问？他眼光准，让他提点一下你考研思路。”

    琳琳应了一声“哦”，却没动。

    母亲端出一盘炸藕盒，语气温和却不容置喙：“我和你爸都觉得，还是要走个踏实路线。你现在做的那个什么……沉浸装置？太前卫了，连我们都看不懂。你姑妈还说，公众号专家说国外有几个艺术留学生回来了根本找不到工作。”

    琳琳沉默，咬了一口米花糖，甜腻味道在口腔里变得沉重。

    “你看看你表哥，北大的高材生，现在在港大读量化。”母亲继续，“他过年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晚上人工智能和量化算法，听着多有出息。”

    父亲接口：“你不是也学过编程、建模？为什么不往交叉学科靠一点？做材料研究，材料分析，不比画那些情绪化的东西强？”

    餐桌上的热气凝在窗玻璃上，滴成模糊的水珠。琳琳低头擦嘴，小声道：“我不想做材料，我想学纯艺。”

    话音落地，空气像突然被冻住。父亲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望她：“琳琳你这是反了天了？你这是抗拒建议还是提前警告我们？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打算了？”

    范琳琳站起身，把碗筷轻轻端去厨房。她背对着他们打开了水龙头。母亲皱眉，没说话，只是端起热茶，往自己嘴边吹气。屋里暖气烧得很足，但范琳琳感觉胸口像堵着一块冰。

    电视里舞台灯光闪烁、主持人笑容灿烂，镜头一会儿切到重庆长江夜景，一会儿再切到哈尔滨冰雪灯会，整个节目像是一张糖纸，包裹着她眼前的烟火世界。而琳琳感觉自己坐在糖纸的边缘——那光亮和温度都与她无关。

    范父端着一小杯绍兴黄酒坐下，刚碰到桌沿，就问：“你姑父给我发了微信，说他愿意年后带你去他们事务所转转。又不是非得搞什么纯艺，那都是年轻人不懂事的时候幻想出来的路。”

    母亲也放下筷子，语气却还温柔：“琳琳，你年初的展览，我们真的支持你。但咱得往前看啊，你总不能画画一辈子。绘画嘛，是爱好，不是饭碗。”

    琳琳慢慢放下筷子，眼睛看着餐桌上一道糖醋小排，排骨颜色红亮，边角泛着晶莹的糖浆光——她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菜。她低声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能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饭桌上的谈话戛然而止。

    “琳琳，”父亲皱眉，“我们尊重你，才给你机会试一试。本科嘛，学点自己喜欢的没事，我们给你兜底，你自己搞搞交叉学科，把项目往理工科拉一拉，到时候考个研一切都好说！你现在二十出头，不懂社会。”

    “那我问你们，”她突然抬起头，语速一点点加快，“当初我高三快艺考的时候，我说我想考央美国美，你们怎么说的？你们说纯艺术没综合类大学美术系或者清华美院好，说央美将来不好找工作，说纯艺术高风险，最后你们直接让我只报清美和几所综合类大学的美院。我证明了美术做得好也是好的，你们呢？”

    “你们就一句话：‘女孩子要稳当。’”

    “结果呢？你们改了我的志愿，我去不了美院，你们高兴吗？你们把志愿的央美改成了清华美院，我统考文化线没过清美，艺术专业考是过了。本来我的文化分和艺考分刚好够央美和国美，现在呢？清美落榜我被调剂去广州的双非一本综合类大学，你们高兴了吗？反正我读得也不痛快，周围的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我却得做你们认为‘有出路’的方向。我熬夜画图、写陈述、搭模型、租工作室拍照……你们看到的只是结果——但我整个过程，一个人都没有帮我。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冷嘲热讽？”

    母亲放下筷子，有些不悦：“那你也不能事事怨我们。我们出钱、出力、安排资源，你说我们干预了你的人生。那你靠你自己，能做成什么？你看你那些学纯艺的朋友，哪个现在不是在小画室教儿童画？”

    范琳琳的眼眶一点点泛红。她握紧了筷子，却没再吃一口菜。

    “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搞艺术的是贱？你们当年改我的志愿，是不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相信艺术值钱，不相信我能凭本事吃饭？”

    父亲重重地放下酒杯，眉头一蹙：“别说得这么难听。我们是为你好。这个社会不认可艺术，那是现实问题。你不能老拿理想主义当饭吃。”

    “我的错？”琳琳的声音突然拔高，那句早就压在心底无数次的质问终于爆发出来。

    “为什么要背着我改我的志愿？为什么？”

    “我一开始就想去央美，想走自己的路，是你们把我拉偏了。你们只看名气，看理工科文化课，不看适合不适合我。你们根本没打算让我自己决定过一次。”

    母亲的脸色也变了，语气里带了冷意：“你现在这样，就是不知好歹。我们给你选清华，考北航，是为了给你保一条体面的路。你自己水平不够怪谁？”

    琳琳猛地一拍桌子——

    “现在怪我有用吗！”

    声音几乎是撕裂空气的尖叫，紧接着，一声闷响打破了客厅的死寂——她的手狠狠拍在餐桌上，水珠四散飞溅，陶瓷震颤。镜子里映出的脸通红而扭曲，眼睛里翻涌着几乎要决堤的怒火和委屈，那是范琳琳。

    她的红发凌乱，披散在肩头，像燃烧未尽的火，眼角还残留着浓重的泪痕，底妆因为水汽和情绪已然斑驳。她站在水晶灯下的光影交错中，像一只困兽。所有压抑、委屈、不甘和羞辱此刻混杂在一起，无法再被理智束缚。她不是没努力过试图忍住——但当她听到母亲在客厅说出那句“你自己没考上谁怪得了谁”时，她的理智一寸一寸断裂了。

    “是，我要是去央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她向父母嘶吼，声音带着破碎的哭腔，“考砸了就全是我一个人的错？！”

    “是你们让我只报综合类大学！你们凭什么改我的志愿？你们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清华美院！可我想去的央美怎么了？央美不是好学校吗？它教得不好吗？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打算让我走自己的路！现在分数线不对了我只能去广州，这怪我吗！ 我的志愿是你们改的！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去综合类大学！”

    母亲本来还想反驳什么，但她太快了，一句接一句，像是多年压抑在喉咙底部的刺，被掏出来，一根根扎进这个家庭。

    “我想画画——你们怎么说的？‘画画没出息’、‘搞艺术不值钱’、‘谁家正经姑娘会天天画裸体’、‘你看人家隔壁谁谁谁，985 top 5金融毕业现在做投行，一个月挣多少’，那我呢？我怎么了？”

    “你们一边叫我学画画拿奖，‘给你加分’，一边又偷偷改了我的志愿，觉得央美不够‘正经’，不够‘兜底’，那你们当初让我学画画干嘛？让我从小上素描班、水彩课、油画私教，到后来花几十万报集训班……你们当时说什么？‘琳琳有天赋，这孩子艺术感好’，那现在呢？”

    “我本来就不是文化课特别拔尖的人，我去卷什么科研？爸爸你的老同学的孩子在清华卷科研为什么我也要比？我只要一反对你们就翻脸，一说想考央美你们就冷暴力我，说我不懂事，说‘你妈是你妈还是你是你妈’！你们掌控着所有的资源、改我的志愿、出了事就说是我‘情绪化’、‘任性’、‘不服管’？”

    那些年她每次试图沟通都被他用“你长大了自然懂了”“别和你妈顶嘴”“青春期敏感”敷衍过去。她像个被长期关在温室里但从不被真正看见的植物，外表装点家庭的高雅，内心却早已枯萎。她喘着粗气，眼泪一滴滴砸在客厅的大理石地砖上。

    “你们到底有没有问过我一次：你真的想读什么？你未来想过怎样的人生？你喜欢的、你坚持的、你舍不得放弃的，是什么？”

    她忽然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因为脑海里浮现起了什么。是她高三时，那次凌晨三点还在画室画完头像回家的夜晚，走在海淀区清冷的大街上，脚冻得几乎麻木，脑子里却反复想着她在央美夏令营时听到的那句：“你画画是真的有天赋。”

    是的，那种“感觉”不是谁给她的，是她在无数次静坐临摹、在油画布上染指颜料、拿着雕刻刀在与形体搏斗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是她心甘情愿愿意去赌的热爱，是她为之夜不能寐、愿意付出全部努力的信仰。

    “我现在不就是你们眼里的疯子吗？你们可笑的偏见！你们认为的不务正业、神经兮兮、不听话、没前途……可你们有没有想过，全是你们的偏见？”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讨厌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

    彻底的崩溃不仅源于她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到过去、不能重来，更源于，她终于明白，这个家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她的理想。

    她的父亲终于开口，嗓音低沉：“琳琳，我们当初做这些决定是为你好。”

    “为我好？”她几乎笑了出来，眼角挂着尚未干涸的泪，“你们为我好，但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她盯着母亲，“你们口中的‘好’，到底是对谁好？是你们省心？是你们觉得门面过得去？是你们在清华校友朋友面前能炫耀说‘我女儿考上清华’？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好’毁掉了我？”

    “我要的是一条自己选择的路，即使摔得头破血流，那也是我自己选的。但你们不允许。” 沉默又一次笼罩整个客厅。她的手还在发抖，呼吸尚未平复。这是一场迟来的对峙，一次没有硝烟但伤痕累累的告别。

    “你们以为我搞画画、做结构、画油画、排空间装置是为了玩？不是。我现在准备的作品集是为罗德岛设计艺术学院RISD的纯艺项目。那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艺术院校之一。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专业深度。你们连我的画都没看过几张，就说我‘没出息’。”

    她缓缓吸气，声音变得低了些，却更加冷静：

    “你们总是把成功理解成官场，职场、资本、体面，觉得艺术只有在成名或者赚钱以后才值得尊重。但艺术不是给你们看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延展。”

    话锋一转，范琳琳站起身，踱到落地窗前，望着万家灯火汇成的城市夜景，眼睛因愤怒和委屈而微微发红。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却透出一种压抑许久的决绝：

    “爸妈，我小时候画画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它让我快乐。但你们呢？你们把我送去学画，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为你们认为这是一条‘捷径’。是你们教会我什么叫为了提分的出路去画画，什么叫为了高考去训练线条。你们以为我一路顺利就是因为热爱？不是，是你们不断告诉我‘别掉队’、‘别浪费机会’，我才压着兴趣去练那些千篇一律的考试作品。今天你们又要我放弃，转学，改方向，是怕我输一次，就彻底失败了吗？”

    她猛地转身，声音提高了八度：“你们说的出路，其实是怕我跌出你们能掌控的轨道。你们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你们自己的焦虑罢了！”

    她走到墙边，狠狠摔下一幅裱框的素描，那是她高中集训时期画的人体像。木框摔在地板上，玻璃碎裂，图像中的肌理仿佛也在那一瞬间粉碎。

    “你们改我高考志愿害我滑档，你们插手我的作品集、你们什么都要管，但你们又什么都不懂，你们连这个都不肯让我放进作品集里，说太‘突兀’，怕评委觉得我不‘正经’。但这就是美术最基础、最严肃的一部分！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在否定的是什么？”

    “哪来那么多偏见？”

    范父上前稳住她的手，试图压制她的情绪：“琳琳，我们不是偏见，是现实。你冷静听我说——中国现在有两千多所高校设有艺术相关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成千上万，可真正能靠艺术吃饭的有几个？你知道毕业之后有多少人只能做培训班老师？我们不是否定你努力，而是怕你从一条起点就错的路走到黑。”

    他顿了顿，从手机里调出几份调研报告，“你自己看看，艺术类考生文化课普遍较弱、专业高度同质化、就业面窄。2017年一份论文显示，美术高考的应试倾向导致学生思维固化，毕业后难以胜任跨界岗位，成为就业瓶颈。“

    母亲也在一旁红着眼圈：“琳琳，我们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苦到最后一事无成。爸妈年纪大了，在美术这块也没有什么资源……我们真的很怕你将来会后悔。”

    范琳琳冷笑：“应试思维？你们也好意思说美术生应试思维？应试思维难道不是社会性的问题么？唯文凭论唯学历论，重视文凭和学校名牌而非对应社会需求的职业技术培养，整个社会都把希望压在宽泛统一的高考上，神化高考，而非对口就业和职业规划，最终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抹去了个体的差异和生存，整个高考变成了对鲤鱼跃龙门逆天改命的唯一应试教育？”

    “你们说现实，那我也查过数据。我不是只靠感情说话。”她挑眉：“我们的艺术教育理论长期滞后，课程设置形式主义严重，学生更多是在机械模仿和应试训练中度过青少年时期。” 范琳琳打开手机，她翻到下一页：“还有一篇2020年发表在国际教育会议的报告里说：‘艺术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培养综合素质、批判思维和社会观察能力有显著作用’。国外很多大学早就把纯艺和设计、社会议题结合起来，用视觉语言回应现实。我想做创作者，做展览，做独立艺术人。我想用我的作品去表达、去提问。”

    她顿了顿，“你们知道yxh上人说：‘大多数学美术的人不是热爱，而是因为文化课差，图个出路’。你们觉得这好笑吗？你们觉得我也一样吗？”

    “只有不懂的人才全是偏见，半桶水乱晃，显得自己特别能。”

    “他们懂个什么，一堆装??的你们也信？”

    ————————————

    北京冬夜很冷，海淀家中暖气早已开到最大，但窗外的寒意感觉仍从窗缝切入。房间里只剩一盏护眼灯发着柔光。范琳琳躺在床上，手机贴着耳边。

    “喂？”电话那头，方晴子慵懒的腔调混合台州口音，看起来像是酒足饭饱后，她靠在枕头上。

    “晴子？”琳琳声音带着颤抖。

    “怎麽连声‘晴子’都变得像救星似的？”晴子笑着问。

    “我……吵架了。”她低低吐出三个字。手机屏幕映着她晶亮的眼泪。

    晴子轻叹：“别哭，琳琳。慢慢说。”

    “你吃晚饭了吗？别哭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晴子声音温柔，像在用距离安抚琳琳的焦虑。

    “我今天没吃。”琳琳垂下眼，看了一眼房间门，声音更轻，“我爸妈一直盯着我作品集和志愿，对我的纯艺方案又火气又说一大堆。”

    晴子的语气转为关切：“什么事？争哪点了？”

    “我说我想研究生冲RISD，继续纯艺术方向。他们嫌我没出息，说我又回归先前考清美失败套路。”琳琳深吸，“我受不了那套‘文凭为王、稳妥至上’的应试逻辑。这一路，他们用‘神化高考’绑住了我。高考、清华、文凭——他们当做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却压根忽略什么是真正的‘我’，以及，我适合做什么，我能学什么。”

    晴子沉默了几秒：“你提到‘神化高考’，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有篇文章说，中国高度竞争应试教育是社会问题——文凭被当作唯一通行证，所有希望都压在统一考试上，结果个体差异被抹杀，出现上独木桥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就是这样的。”范琳琳握紧手机，“晴子，我不好意思笑，突然觉得自己像条鲤鱼，被鼓励去跳龙门，然后被问：‘跳了没有？’可是跳不上，就成了失败者。这教育机制不——在压迫个体吗？它不关心兴趣、差异、适应性，它只关心‘能不能跳上岸’。”

    “而且还有学历主义。”晴子继续，“去年我看论文，说在中国，文凭社会越来越严重。你看看用人标准，不是看技能，而是看第一学历。什么985、211、不重要，看哪所学校，不看你真的会干什么。”

    范琳琳点头：“我不要被文凭绑架。我喜欢构成艺术、绘画、实践理论——我想活得真实一点，不想陪他们走那条统一模具的路。”

    “你说得对。”方晴子肯定，“家长被这环境绑得太深。他们看不到制度问题，总以为孩子能力不够。其实是制度把人群逼成这样。”“毁了。”晴子断言，“理论上来讲，教育早就变得异化。比如学者兰德尔·柯林斯说，文凭社会让教育目的从培养能力变成区分阶层，造成所谓的‘凭证通胀’——社会越看重学历，学历就越贬值，没有能力还是被淘汰。”

    范琳琳捂住嘴，轻声笑了：“晴子，你这么一句我突然明白……我争的，不只是作品集、不是央美理想，而是一个人能活在自己选择里的自由权。”

    “没错。”方晴子回，“你现在争取的，是那个能被承认、被允许的人生路径。你爸妈压你，是怕你撞南墙，但他们打不了南墙的真实——你撞不痛，是撞海绵墙、玻璃墙。”

    “对。”范琳琳怔怔着，“我想让他们知道，崇拜高考和文凭不是出路，只是社会对教育模版的一种偏执。”

    他们都认识到高校扩招后的学历贬值，“文凭社会”让大家拼命读书，是为了进入白领圈，认为坐办公室最体面，却常常没技能和落脚点。

    语音那头，方晴子鼓励道：“你现在应该跟爸妈说你看过的数据。我看那篇《文凭社会如何异化教育？》，里面说：高等教育扩招后学历通胀严重，大家都跑着读书，却培养不出真正需要的技能。我们就像被按下去的‘大锅饭’，能力没被相应激发。”

    晴子继续说：“还有高考系统本身的问题——来自《语言测试亚洲》（Language Testing in Asia）指出，高考是一个高压、一次性决胜的制度，它影响课程和教学，使学生变成‘三点一线学习机器’”，而不具备应用和生存能力，它忽视了人的差异性和对一技之长，生存为主的重要性，将高中式教育代入大学，捆绑了学术研究和应用职业，造成了两边或者多种专精技术人才，纯科研人的缺失。“

    琳琳喃喃：“是啊，我跟爸妈说，这体制只承认考试成绩，不看创造力、独立思考。我至少可以提出纯艺方案，他们却说我情绪化、不务正业。”

    晴子点头：“你现在争的，是选择权，是活出自己的权利。你拿这些理论给家人看，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任性，而是在挑战结构性偏见。”

    “这就是你呀。”方晴子笑道，“等明天开始，你就整理你的思路，还可以把这些理论和你的志向写在作品集说明里，这个作品集选题我觉得很好。反思性质的母题。要我说啊，我觉得你和你父母的争吵是个很好的引子。你刚才说的那些教育问题，其实有大量研究支撑。

    我们一步步来梳理逻辑：在2025年发表的《Social impact of Gaokao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中，Yifeng Cheng和Obaidul Hamid指出：高考作为中国国家制度化测试，已被“神化”为决定人生命运的唯一准则，这种“洗出”（washback）的影响不仅限于课堂，更深植于家庭、政策、整个社会结构。它不再只是评估知识，而是重塑了教育的全貌，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危局。

    Springer刊文《Influence of Credentialism on Education in China》指出，中国的credentialism——即通过学历作为“资格凭证”的做法，正在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中系统化、标准化。它使得文凭成为通行证，而非技能体现，本质上制造“学历门槛”“资格闭锁”，进一步强化体制壁垒。200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学历变得普遍化。

    SSR N论文《□□ higher education a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trap’》研究指出，学历越普及，真正具备实用能力、职业素养的人反而被边缘化，学历与能力脱节已是“机会与陷阱共存”的现实。

    如今保安岗位甚至要求硕士学历，这种“学历通胀”严重扭曲社会需求与教育产出。发表于SpringerLink的研究强调：“千军万马争一桥”“高考幸存者高分却低能力”，该研究指出，高考教育模式导致学生成为“记忆机器”，缺乏创造性与批判性思考，腐蚀学生的反应能力与社会适应力，技能与生存能力，不接地气，无法适应生存需求。无法为生活在事业市场中提供保障。

    这种“放弃质的能力培养”的填鸭模式正在侵蚀学生的精神健康与应试动机。

    高考成为了在虚假大饼中找一张模拟铁饭碗，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饼，押错宝了，但其实更多的在社会上出现的是多角度筛选和历练，综合评分的淘汰赛，资源获得路径更多更残酷。方晴子边打语音，边打开电脑侃侃而谈：“Cambridge University论文《Educational Success in Transitional China》通过调研发现，在高考和名校文凭之外，雇主对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关注不多，更看重“学习资本（learning capital）”——但这主要反映的是考试能力，而非实际技能。从而导致“名校、不代表职场匹配”现象高度普遍。

    高考“神话化”让家庭、学校、学生将所有希望押在一次考试和文凭上。这种“押宝式教育”造成三个结构性问题：

    1. 因材施教被忽视：所有学生都被当作同质对象处理，个体差异被抹去。

    2. 错误预期破灭导致心理危机：当预估收益（比如说范琳琳你说的清华、央美）没实现时，很多人转向仇富、绝望、身份焦虑。真实是大多数中产家庭甚至为孩子背上高额投入，形成多重债务与家庭压力。

    3. 社会消化能力不足：大学扩招后，产出的“高学历”未能形成相应就业市场，导致大量人才闲置甚至反脆弱，也恶化了学历崇拜，形成就业门槛虚高、职业方向不明确的泥沼。

    你想做艺术，愿意付出努力，但并不盲目押宝，你愿意兼顾职业技能和纯艺术，这不仅是你的选择权，也是对现阶段制度理性应答。你不是在对抗爱，而是在反对这种结构化的不公。

    高考制度设计本来是为了人才选拔。但如今，它变成一种标准化筛选制度，把你的兴趣、潜力、创造性都挤掉。但你不必被它摧毁。选择双轨方案，一边实用技能保底，一边向艺术理想深入，就是在搭建自己的“教育资本”——按照Springer所提倡的learning capital模型，你是在人格、知识、技能之间寻找平衡。

    所以，你的行动不是任性，而是对制度、对人生、对可能性的拉伸与重构。 ”

    范琳琳突然笑出声，“我竟然……像个策划人员，把自己人生说成一个项目路径。”

    “人生就是项目。”晴子笑着，“你要的不是文凭，而是真实价值。即使失败，也比被高考裹挟着失败痛苦吧？”

    她停顿：“你爸妈是爱你的，只是被制度裹挟太深。他们不是坏人，要不你告诉他们，这话不是为反对他们，而是为更公平地让教育服务个人——要的是个性、社会对应职业和艺术共生发展，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范琳琳泪花在眼眶里闪动：“谢谢你，晴子。好多话不敢对爸妈说，对你说就顺。”

    —————————

    每当有人质疑高考的制度公平问题，社会上便立刻掀起激烈反弹：你想取消寒门的希望吗？你要打破唯一的上升通道吗？——他们害怕的，不是高考改革失败，而是高考一旦被否定，他们将彻底无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神化的考试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缺乏结构性就业缓冲机制的社会里，学历被等同于“资格通行证”，大学不再是启蒙的殿堂，大学不再是对纯粹学术研究和科研的进修之处，而是生产“学历标签”的流水线。

    这种标签，不管是否与实际能力匹配，都会成为求职市场的第一筛选器。

    问题是：学历可以批量制造，但岗位却不能同步生成。

    这就导致了学历通胀——一种教育悖论。90年代，“本科生是天之骄子”；到了2020年代，“硕士只能送外卖，博士改行开网店”的报道屡见不鲜。

    大环境对高学历的需求早已趋于饱和，但个体却被推搡着继续投入巨大的时间与金钱，去获得一个越来越贬值的“资格证”。

    而学历贬值之后，所有人只能卷得更狠。大学不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新的起跑线；考研、留学、考公，成为新一轮“学历军备竞赛”。可这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反而制造了更多心理内耗与结构性焦虑。

    大多数家庭在“不能输”的恐惧中，为孩子投入全部储蓄和情感资源；而底层家庭，在“押宝”的心态下，把孩子送去补习，只为赌一次飞跃。

    但当现实不滿足幻想的預期，“希望”开始转化为“失望”，再转化为“愤怒”。于是，仇富、犬儒主义、身份焦虑、阶层固化情绪交织出现，教育的原初价值——作为自由、思考、成长的过程——被彻底异化。

    这不是某个孩子、某个家庭的失败，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系统在失速中的悲鸣。

    ”这是一种幻觉的社会性共谋。“人们明明知道“鲤鱼跃龙门”的概率渺小，却仍旧愿意把全部家庭资源压在这条赌桌上；他们也许明知某些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照样内卷、照样送外卖，但那种“考上大学就一生光荣”的神话，仍在街头巷尾反复传诵。人们不相信系统，却偏执地相信考试，可是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系统。

    这种幻想本身，就是“制度焦虑”在底层的隐秘表达。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于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自己造神，自己献祭。

    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熬过这三年，就能一飞冲天，摆脱宿命。

    而在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多元化”“惰性思维”。高考之所以被神化，是因为它看似最公平、最清晰，最容易掌控命运，但也仅仅是看似而已；相反，职业教育、技能路线、”一技之长以傍身“这些选项，虽然可能更符合现实，却显得过于复杂、风险太高、缺乏“体面”的社会认可。

    于是大多数家庭便擅自决定了孩子的命运轨迹：读书、考试、上大学，要的只是大学听上去的体面，仿佛除此之外皆是堕落、皆是失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而更荒谬的是，即使高考早已不能“包打天下”，即使本科毕业生已成“就业困难户”，人们仍执迷不悟于大学等于铁饭碗，大学等于万事通。

    这种对高考的擅自幻想，已不再是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心理逃避机制——逃避面对现实的复杂、逃避系统性改革的迟缓。

    就像一场集体的梦游，所有人都知道梦的尽头可能是悬崖，但没有人愿意醒来。

    学者赵鼎新指出，社会秩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威权结构”，而高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现实的“仪式性正义”。它不只是考试，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信仰，在缺乏真正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安慰着大多数人“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精神空洞。

    正因此，每当有人质疑高考的制度公平或效率问题，社会上便立刻掀起激烈反弹：你想取消寒门的希望吗？你要打破唯一的上升通道吗？——他们害怕的，不是高考改革失败，而是高考一旦被否定，他们将彻底无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神化的高考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却从不告诉他们：对岸并不宽广，甚至根本没有桥；

    甚至也只能让他们看到考试这一服从性筛选，而不是对生存技能的储备和对结构的反思。

    范琳琳记得方晴子说：“在当代，文凭主义的蔓延，早已不只是教育系统的内伤，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焦虑的外显症候。

    在一个缺乏有效就业缓冲机制与社会分流渠道的国家，学历逐渐被抽象为一种“身份凭证”——它不再是对学识的认证，而是一个可以换取社会资源的通行证。

    大学，本应是通往学术、思想自由与人格锤炼的殿堂，如今却越来越像一个为就业市场代工的加工厂，流水线式地为年轻人贴上标签：一本、二本、985、211……每一个标签被群众擅自幻想成都是未来社会分层的门槛，追捧名头，文凭崇拜，而其背后真正的能力、志趣与创造力，则被无情掩埋。大学首先被当作“资格通行证”的制造场所。

    过度强调学历名头，使其本意——学术研究、启蒙教育、批判思维——彻底失位。高校不再是思想的筵席，更像流水线，代工生产“学历标签”。而这些标签，无论有没有实际能力，都能在就业市场第一轮筛选中，像一道死标准，阻断无文凭者进入职场。

    学历通胀严重，文凭扩张无对应市场，能力溢出而岗位稀缺。

    其次，单一化的考试/高考将科研天才和领域天才的提前专业化训练关闭。真正具有独立科研潜力或手艺特长的孩子，往往无法在统一时间-内容的高考机制下被识别。

    他们在中学阶段被迫进入死记硬背的轨道，失去手艺、失去思考、被“补丁式教育”“一刀切”抹平个性和生存技能，而高考继续强化这种同质化，最终丧失多元化专业人才成长的土壤。

    “鲤鱼跃龙门”的神话继续在高考制度下得以延续。

    它向普通家庭许诺了一种向上流动的幻觉。

    在这种高度统一的升学评价机制下被迫放弃原生能力的培育，投入长达十余年的“标准答案训练营”，最终被塑造成“能考分”却未必“能做事”的高分产物。

    而任何成果与技能的产出，靠的是经验，而不是名头和考分。

    与此同时，大学教育的本质也悄然转向。博雅教育、精英教育、思想锤炼的传统理想被迫让位于实用主义与应试逻辑，大学本科教育蒙上了技校的责任。

    但其实大学的本意，或者说大学不应为“体面校园”和“文凭颁光”而存在。它在精英教育、博雅教育和知识深入提升与传承上，本应承担启迪和批判重塑的功能，但现在往往沦为“名誉场所”“为民扩招”。

    大学教育的本质也变了。博雅教育、精英教育、思想锤炼的传统理想被迫让位于实用主义与应试逻辑，大学本科教育蒙上了技校的责任。

    但其实大学的本意，大学不应为“体面校园”和“文凭颁光”而存在。它在精英教育、博雅教育和知识深入提升与传承上，本应承担启迪和批判重塑的功能，但现在往往沦为“名誉场所”“为民扩招”。

    大学生辛苦考完试后，在停泊四年后，只带着一个会让人“尊敬”的毕业证，却毫无生存技能，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与思辨能力。

    高校教育逐渐沦为文凭制造业，学生的存在被浓缩成“学历持有者”这一单一指标。四年沉浮于课堂与课表之中，却极少获得真正面对复杂世界所需的技能、实践、或价值判断。许多人毕业时蓦然回首，除了那张“看起来还不错”的毕业证书，几乎一无所成。

    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社会对“体面学校”“体面工作”的执念，进一步加剧了文凭崇拜与学历歧视。

    所谓“体面”，并不指向真正的能力或人格尊严，而往往只是某种符号化的社会认同。在这一体系之下，学生被训练去追求外在的形式美：排名、头衔、品牌，而非内容的厚度与自我的成长。他们被动卷入名校梦、考研潮、出国热，但迟早要面对生存。

    “文凭焦虑”最终引发了制度性恶性循环：高校被迫扩招、研究生项目无限膨胀、教学资源被稀释，课程质量滑坡，教师疲于应付评估机制，学生疲于刷分刷绩点。

    为了应对“市场”，高校主动贬值自己，用“更易入、更好出”的话术争抢生源，终致“文凭贬值”成为事实，却又被民间视为“高等教育失责”的源头。

    这种荒诞的景象，使得所有角色——学生、家长、学校、用人单位——都成了被文凭神话裹挟的苦主。”

    方晴子在那晚说了很多，逻辑严密，却并不冷漠。她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想告诉琳琳：如果整个社会把“成功”定义为单一路径——高考、名校、找个铁饭碗——那我们唯一的自由，就在于寻找别的可能性。

    “真正的教育，”方晴子那晚说，“不该是唯一的线路，或者唯一的考试，而是你不断分叉出来的路线图，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要学会的是阅读地图，而不是在所谓的唯一的路上跑得最快。大多数人的底层需求逻辑，应该是活着。不管怎样活，但，先活着。但很多人忽略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开智以外还有学会技能以生存，而是错误的认为考学和考试可以跨越阶级。这就是焦虑和压力的来源；这也是一种擅自幻想。

    上名校本身并不能真正让你跨越阶级，它更像是一张漂亮的包装纸，能在短期内提升自我认同和外界评价，但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是你是否掌握了能被市场认可的一技之长——那是你靠实力换来的价值；而真正实现阶层跃迁的，是长期稳定的资源积累、人脉的拓展、以及足够体量和耐心的事业布局，甚至还要加上一点无法控制的运气。名校的光环会随着时间褪色，唯有你持续产出的能力，才是立身的根本。”

    那一刻，范琳琳忽然觉得，夜很静，而她好像看见了别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