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袭来的，是一种更深的无力感。

    狄雄在律师小三的指导下，躲在“法律建议”的背后，一切回应都朝着对她最不利的方向设计——不支付变成拖延支付、大大降低抚养费用、将举证压力完全转移到她身上。

    她看着那句“判决多少，支付多少”，一个冰冷的数字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到最后，法院真的会支持每个月只付1500元吗？

    面对一个开始用法律武器武装起来的对手，她意识到，这场离婚，已经从情感与道德的混战，正式升级为一场更加冷酷，也更加考验专业与耐心的法律博弈。

    石笑找了段律师将情况说明：“段律，如果我起诉离婚，抚养费真的就像他说的判1500块钱吗？”

    段律说：“他说的房子是婚前财产没错，但是他房子有贷款，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他有还贷款，这些是算作家用的，而且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他有收入，你是可以主张这部分钱的，还有你可以证明你为家庭的开销也是可以主张的。其实算下来你可以主张一些财产的。”

    “我其实不想扯这些钱，应该也没有多少，我就是想多争取点抚养费，小宝太小了，一个月1500根本不够，我带着孩子不好赚钱啊。”

    “他那样算也不对，因为他并没有把你对孩子付出的劳动力算在内，法院会根据他的年收入和当地的收入水平考虑的。”

    “法官大概会判多少？”

    “我之前办过一个男方是公职人员一个月有一万二的，法院最终判了2500元。法官一般是看他的收入，还有孩子年龄、花销等，我想应该有个两三千吧，你可以主张逐年增加，或者主张至孩子大学毕业，法官一般都会同意。”

    石笑吃惊：“即使他爸爸一年收入几十万，也只用给两三千吗？”

    “差不多吧，法官还会参照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来考虑，龙盘那边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我晕，这也太低了吧。”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样，如果你不要婚内财产可以答应他抚养费1500协议离婚。等过几年你再向法院起诉抚养费太低，要求增加，这个也是可以的。”

    “行，就这么定了，如果他同意协议离，我也同意他1500的生活费。我可不想再跟他耗下去了，每天还要帮他带他女儿，家不像家的，我女儿要小考了，班主任发信息跟我说她状态不好，我想速离。”

    “嗯嗯，你要知道，”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离婚是个持久战。”

    “为什么？” 石笑不服气地质问着，“为什么只要他当庭说一句‘不同意’，法院就可能不判离？如果双方都同意干嘛不去协议离婚，就是因为一方不同意才起诉的嘛。为什么法律还要给这种‘不同意’留下那么长的缓冲期？如果这日子还能再过上一两年，谁还会拼尽全力起诉离婚？这就是个超级大bug！”

    段律师笑眯眯地耐心地解释着：“诉讼离婚情况都很复杂，法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

    石笑说：“你看张艺谋的《第二十条》了吗？”

    “嗯嗯，看了，法律是滞后的嘛，没办法。”

    石笑苦笑着说：“我真想把自己的经历，以及这冰冷的、令人窒息的程序困境，寄给导演看看，让他帮忙拍个《第二十一条》，解救一下我等苦命人啊。”

    段律师知道石笑在自嘲，配合她说：“就等你了，你赶快寄过去，这样我们这些离婚律师也方便很多。”

    “真的，说实话啊，我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理性上理解立法本意是维护家庭稳定、给冲动离婚设置冷静期。但当这程序被狄雄这样并非出于留恋，而是为了控制与折磨对方的人利用时，所谓的‘冷静期’就变成了施加给受害方的‘煎熬期’和‘绑架期’。这才是现实，无数个我这样的正在热切期盼‘第二十一条’的出现。”

    “法官也是要看实际情况的，有的即使双方都同意离，法官也不会判离。”

    石笑差点叫出声来：“为个why？”

    “比如双方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但是谁都不要孩子的抚养权，这种情况。”

    石笑真是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天哪，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怎么有父母都不要自己的孩子的，我只听过为了争孩子的抚养权闹得鸡飞狗跳的。”

    “是啊，所以离婚诉讼一审才很少判离，法律规定的那几条除外。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多搜集证据，比如他赌博且屡教不改的……”

    挂了电话，石笑郁闷了好久，一种混合着荒谬与无力感的情绪堵在胸口，几乎让她喘不过气。她清楚地知道，她的战场在精心组织的证据链中，在未来每一次庭审的对抗上。

    算算日子，她转了三千块钱的那家法律服务公司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当初承诺的“最快7天”，如今却杳无音信。她按捺不住，果断发信息催促：

    [各位老师，我的离婚案，法院那边立案了吗？]

    对方很快发来一张定良市法院诉讼服务网的截图，上面她和狄雄的名字后面，赫然跟着状态：“待审查”。

    “当初咨询时，你们不是保证七个工作日左右吗？”石笑追问，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

    “法院案件量大，审核排期会比较慢，请理解。”对方的回复礼貌而机械，听不出任何情绪。

    “可当初你们口头承诺，最快七天，最慢一个月。”石笑试图抓住那点脆弱的契约记忆，“现在连审核都卡着，我感觉根本遥遥无期。”

    “石女士，审核通过后法院会先安排诉前调解，很多离婚案调解阶段就解决了。调解不成才会正式立案开庭。您再耐心等等，这两天应该有进展。”

    这番说辞听起来合理，却完美回避了任何具体时间点。石笑只能等。又熬过一周，她再次询问进展。

    “我们正在跟进法院，目前网上立案仍在审核中。”

    永远都是“审核中”。石笑的不安越来越重。

    几天后，她再次发送信息，这一次，那个一直保持联系的客服竟然不再回复。她试着拨打微信语音电话，无人接听。她心里一沉，顺着聊天记录，将曾与她联系过的三个所谓“法务专员”的号码全部拨打了一遍——全部失联。

    冰冷的恐惧瞬间袭来，一个她一直拒绝深想的可能性，此刻无比清晰地浮现：她可能被骗了。

    这个认知带来的不仅是金钱损失，更是一种对她自身判断力的强烈羞辱与冲击。她是律师啊！ 一个整天与合同、证据、法律风险打交道的人，竟然在这种最基本的法律服务委托上栽了跟头？愤怒过后，是更深的自我怀疑和荒谬感。

    她立刻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声音因急切和难堪而有些干涩：“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委托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处理离婚，但现在他们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了，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我该怎么办？”

    接线员的回答冷静而专业：“女士，根据您的描述，存在被骗的可能性。请注意，只有持有执业证的律师才能代理诉讼案件。法律服务公司本身不具备诉讼代理资格。请问您当时核实过对方具体经办人的律师执业证吗？”

    “他们……只给我看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有办公场所的照片，墙上挂了很多锦旗。”石笑的声音低了下去，每说一句，都像是在印证自己的轻信。

    “建议您今后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寻找持有执业证的律师办理相关事务。”接线员的建议很明确。

    “我……我真的被骗了吗？”石笑仍抱着一丝侥幸，或者说，是不愿面对自己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事实。

    “这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过，您当时为什么没有在当地找一位律师呢？”接线员问。

    “因为……因为他们在网上宣传，说‘无需对方同意、无需对方到场’，承诺最快七个工作日，最慢一个月就能离。”石笑苦涩地说出当时的诱因，“我……我当时太想尽快结束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似乎理解了这份急切背后的绝望。“如果是这种绝对化的承诺，那您确实需要高度警惕，被骗的风险很大。”

    “我太惨了，”石笑终于忍不住，带着自嘲和哽咽，“婚没离成，还被骗了三千块钱！”

    “三千元？”接线员的语气有了变化，“这个数额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您可以携带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到您所在地或对方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

    挂断电话，石笑久久没有动弹。还去报案，这要是传出去，她会被同行笑死的。算了吧，再说现在也没确定就是被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