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还没真正结束,封轻就提前返校了。
校园像一台尚未启动的机器。宿舍楼前的梧桐只剩下骨骼般的枝干,在早春的冷风里画出嶙峋的影子。路上行人寥寥,偶尔有抱着书的学生匆匆走过,脚步声格外清晰。
她拖着行李箱,轮子碾过水泥地,发出单调而固执的声响。那声音一路跟着她,像在提醒她——大学最后的时光,开始了。
回到宿舍,她把箱子打开,把衣服、书籍一样样放回原位。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什么。考研已经结束,那些曾经让她绷紧如弦的日夜,忽然松垮下来,留下一种失重感。
她知道结果不会好,却也不愿深想,只是把厚厚的复习资料摞在书架最显眼处,看了半晌,最后轻轻往里推了推。像把一段尚未消化的失败,暂时挪到意识的边缘。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已经不知道,她还能不能整理好自己,全身心投入学习。
学校的实习安排下来了:封轻和罗云一起,被分配到省政府秘书室。每日跟着老秘书学习草拟公文,做些打字、校对、整理档案的琐碎工作。
那些格式固定的公文像一个个僵硬的方格子,把封轻所有的想象力都囚禁其中。她不喜欢这种机械的重复,却意外珍视工作间隙的孤独——当所有人都埋首纸堆,阳光把窗外的梧桐影斜斜印在红漆地板上,她可以在这片寂静里,短暂地抽离。
同学们见了面总要问考研结果。她一律回答:"等成绩。"每个人都鼓励她:"你肯定没问题。"她只是笑笑,那笑容薄如蝉翼,遮住了底下的千疮百孔。
图书馆成了她最常流连的地方。那里曾是她奋斗的战场,如今却像一座失败的纪念碑。她像个幽灵在书架间游荡,指尖掠过那些熟悉的书脊,仿佛在抚摸一段已经死去的时光。
只有行远的信,是她灰暗日子里的光。
他在信里说着琐碎的日常:南京的春雨、洗后晒不干的被子、各个大学的风景。他写扬州瘦西湖,感叹“古人太懂情趣”;他说话剧《古玩》,赞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他甚至调皮地分享愚人节捉弄同学的故事,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这些信为她构建了一个诗意的精神世界。他在信末不经意写:“我本想找些有特色的纪念品给你,可惜没有——这笔账先记下了。”
这七个字,她反复地看。合上信,她有点哀伤地想,他所描述的那些风景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
当行远终于签下中国银行的合约,他在信中的语气变得复杂:“大一那年,我曾发誓学成后一定回家乡效力。但现在,一是我没有学成什么,二是根本背叛了原先的诺言……我还很关心以后的待遇如何,房子如何,我越来越俗化了。”
读到这段时,封轻在宿舍上铺翻了个身,眼泪无声地滑入枕头。那个曾经思索“人为何而活”的少年,终于也要走进现实的重围了。
她回信时写道:"那个大一立志建设家乡的少年身影,或许会在某个午夜梦回时让你感到不安。但去经历、去体验,本身也是一种建设——建设你自己。"
信寄出去后,她感到一阵虚浮的安慰。仿佛这些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实习结束,毕业的钟声越来越近。
江淮大学的樱花开了又谢,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打着旋,像一场仓促的告别。
毕业聚餐一场接一场,酒杯碰撞声中,“以后常相聚”的承诺在空中飘浮。大部分交谈都像一种表达善意的回旋舞,明知空洞且未必能落地,却必须进行。
班上弥漫着一种学业有成的氛围——或者也许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的感觉,仿佛这一刻的辉煌可以照亮未来所有黯淡的日子。
封轻穿着正装混在拍毕业照的人群里,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同窗四年,多数同学之间并无太多交集,仿佛隔着一辈子的距离。只有少数几张脸,会在记忆里留下温度。
她原本以为,这个春天会这样平静地结束——带着些许遗憾,些许迷茫,但终究是向前走的。
直到那个周末,她去姐姐的服装店。
封轶正在理货,动作比平时快,神色里有一种封轻熟悉的紧绷——那是姐姐面对压力时的表情。
“姐,怎么了?”
封轶手里的衣架悬在半空,停顿了一下:“之前那批货……出问题了。”
她说得很快,像是在复述一件已经想清楚的事:“不是全部,就几件,洗过一次之后,缝线起毛,版型也有点变形。店里有顾客退回来,说穿着不舒服。”
封轻没接话,等着下文。
“工厂那边不认,说不是生产问题,是设计问题。”封轶放下衣架,转身面对她,“我得去一趟,和他们当面谈。”
她笑了一下,像是想把话说轻:“可能是我太着急了,前面几单都顺,这一单就当交学费。”
那笑声有点空,落在安静的店里,很快散了。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封轻问。
“先不用你操心,”封轶道,“你还要忙毕业论文。我先查,有什么发现,再和你说。”
封轻站在原地,发现手心已经出了汗。
她说不清这种感觉。
不是震惊,也不是恐慌,而是一种熟悉的预感——像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她们家的路,似乎从来都不是平坦的。
傍晚回校,封轻去食堂吃饭。
点的还是常吃的几样菜,可筷子动得慢。灯光落在不锈钢餐盘上,反射出冷冷的光。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吃饱”过了——不是胃,是心。
她的心里总有一部分悬着,无法落地。
吃完起身时,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
“封轻。”
她回头,看见厉骋站在几步之外,像是早就等在那里。
“最近还好吗?”他语气自然,目光却有种深探的意味。
她点了点头,不想多说。
“有空吗?”厉骋看了一眼她手里的餐盘,“我请你喝杯热的。有点事和你说。”
“什么事?”
“去喝杯热饮,坐着说吧。”
封轻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停住了。她忽然觉得累——累到没有力气再去构筑防线。
他们在食堂外的小店坐下。厉骋点了两杯热豆浆,把其中一杯推到她面前。白色的热气在两人之间升起,形成短暂的屏障。
“你姐的生意,最近是不是不太顺?”他像是随口一问。
封轻抬头看他。
“我有个朋友做服装质检,”厉骋接着说,语气平稳,“听说这阵子返修的单子不少。很多问题,都是一开始没压住。”
他说这话时,没有看她,像是在陈述一条与她无关的行业常识。可封轻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知道的,比她想象的要多。
她端起豆浆,手心贴着杯壁,热度慢慢渗进来,却没能让她放松下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正在她脚下铺开——一端连着封轶尚未稳固的事业,另一端,则是她还没来得及修复的自己。
“你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她问。
“有点眉目,还不确定。”厉骋说,“我拜托朋友在继续查。有消息再和你说。”
“谢谢。”
厉骋沉默了一会儿,目光里有种她看不懂的复杂:“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先有个准备。”
封轻的神经下意识绷紧:“什么?”
“关于你家食品厂。”厉骋的声音压低了些,“两年前那起事故——导致两名职工手部重伤的那次,很可能不是意外。”
空气仿佛凝固了。
“可能是赵信在背后指使,人为造成的。”厉骋一字一句,“我没有证据,只是风声。告诉你,是让你提醒你父亲——小心这个人。”
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一直悬着的东西,终于砸了下来。
许多零散的画面在封轻脑中同时亮起。
那次事故后,家里突然紧张的经济状况、父母骤然憔悴的脸、还有不得不接受赵信“救命”的投资、母亲提起赵信时的警惕口吻,胡玉华说厉骋雇刘枫打听赵信的信息……
“你怎么知道这些?”她问,声音有些干。
“重要吗?”厉骋反问,目光转向窗外,“重要的是,你父亲该提防谁。”
她没有再追问。
一种冰冷的不安全感从脚底漫上来,浸透四肢百骸。
厉骋就像一团暗火,能照亮黑暗,却也同黑暗共生。她不知道他为何要照亮这些,更不知道这光的代价是什么。
离开小店时,天色已经暗下来。校园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把她的影子拉长、压扁、再拉长。封轻独自往宿舍走,脚步比来时更沉。
生活正在以一种她无法掌控的方式,悄然倾斜。
考研的失败让她失去了一个支点,而现实却在全面逼近——毕业后的去向、姐姐的生意、父亲的工厂、赵信潜在的恶意、厉骋的介入,每一样都在她尚未站稳的时候压了上来。
她走到宿舍楼下,停住,抬头看向自己房间那扇尚未亮灯的窗。
不安全。
这是她此刻最清晰、也最诚实的感受。
她不知道这份不安全来自哪里,又将把她推向哪里。她只知道,曾经那条靠着努力和时间就能往前走的路径,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她拾级走回宿舍,把钥匙插进锁孔,却一时没有转动。
她恍惚感到,自己正站在失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