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宝珍，听名字就该知道是盛着爱出生的。宝珍宝珍，如宝似珍。
宝珍从小跟阿公阿嬷生活在一起，地方很漂亮，那是小小的村庄香香的田，小小的人儿蓝蓝的天。
无边的田野前还有一条长长的河，五岁的宝珍问阿嬷：“阿嬷，那是什么河呀？好长呀。”
阿嬷摸摸宝珍的头，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闽南的乡音，她说：“那是我们村的母亲河啦。”
宝珍歪了下脑袋，圆溜溜的眼睛里是满满的疑惑：好奇怪，村庄的母亲是长长的河，那我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两天打一通，一通一分钟的电话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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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的宝珍到了上学的年纪，村里没有小学，她只能去镇里上学，所以她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出发，六点半到路口等第一班开往镇上的公交车。家到路口是一条沿着母亲河的小路，不过两公里。
那时候的母亲是什么？八岁的宝珍很聪明，已经明白了母亲不是电话机，而是沿着河追了整整两公里都追不上的背影。
母亲偶尔会回头看看，只觉得那个奔跑着的小小身影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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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那一年，宝珍十岁了。学校搞了个留守儿童活动，她不知道什么叫留守儿童，她的同桌解释：“没爸没妈没家的那一种就是留守儿童。”
热心的解释是残忍的天真，宝珍才知道原来她是留守儿童啊。
那天的活动很热闹，哥哥姐姐们按下手里的快门，让他们举着手里的文具然后记录他们稚嫩的笑脸。宝珍脸都笑僵了，哥哥姐姐还是不满意，说她笑得不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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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家的时候宝珍看见了路边的垃圾桶，一共三个，有个小小的屋顶遮风挡雨，宝珍看了一眼然后回家。
晚上妈妈打来了电话，问宝珍：“宝珍呀，你以后想当什么呀？”
宝珍笑嘻嘻地说：“我想当垃圾桶。”
电话那头一阵哄笑：“哎哟哟，阿玲，你女儿想当垃圾桶啊。”
刘春玲被下了面子，一气之下说了句“真没出息”就挂了电话。
宝珍又奇怪了，转头问正在拿脸盆接屋顶漏雨的阿嬷：“阿嬷，当垃圾桶有什么不好吗？三个人在一起，有爸有妈还有个不漏雨的家。”
阿嬷是个百事通，但这次没说话，只别过脸继续接水，然后拿衣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那年是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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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宝珍小学毕业了，去了更远的镇上，住在舅妈家。
宝珍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地方，那么高的建筑，那么平的水泥地，那里有很多宝珍没见过的东西，她迟迟跟不上学校的课程，她根本不知道博物馆里有什么。她只知道知了、竹笋虫、小黑蚊子。
看着作文迟迟下不了笔的宝珍忽然想到一个词。
———贫瘠
她又开始奇怪了，为什么能种出那么多水稻的富足土地，却养成了一个贫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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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六岁，宝珍开始总是哭，毫无由来的哭。
十七岁，她告诉了妈妈她总是很难过。
刘春玲带她看了脑科：“小孩子有什么难过？估计脑子坏了。”
到了医院里，医生不接收，告诉她：“你女儿要看精神科。”
刘春玲这下也开始奇怪了：好好的人脑子没坏，怎么精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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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医生，刘春玲还是奇怪：女儿从小到大明明吃饱穿暖了，怎么就病了呢？
那天宝珍托医生问了妈妈一句话：“你觉得养育小孩应该给什么呢？”
刘春玲说：“不就是吃饱穿暖吗？”
好吧，她们这两个亲情里的笨学生都给错了答案。
十岁的宝珍给错了妈妈那句“你以后想当什么呀”的答案，如今的妈妈也给错了这句“你觉得养育小孩应该给什么呢”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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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那年，宝珍刚刚十八岁。
她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学着学校里很一般的专业，过着很一般的人生。
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宝珍参加了一次社团活动，她偶然说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一条母亲河，谈到了那只有两公里，从家到路口的距离。
在饭桌上大家都一笑而过，饭后有一个男生送她回去，忽然道：“宝珍，你辛苦了。”
莫名的，宝珍听懂了他指的是什么，笑着摇摇头：“其实也没什么的，不过走两公里。”
那个男生很认真地说：“那不是两公里，是你走过的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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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珍结婚那年她二十四岁，没错，就是和那个男生。
婚礼上，宝珍画着淡淡的妆，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笑着说：“有人问我为什么和我丈夫结婚，我想很认真地说是因为爱，不过再怎么认真这个答案都很俗吧。但其实不是因为他爱现在的我，而是他看到了十岁那年的我，他把爱，给了十岁那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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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的刘春玲听到这个答案忽然顿了一下，她想起了十岁那年宝珍追在自己的后面哭着求自己不要走的可怜模样，当时的自己总觉得很熟悉。
宝珍的外婆在边上忽然说：“你记得你十岁那年，因为家里没钱我不得不把你送走那件事吗？那天你也追在我后面叫我不要走。”
刘春玲明白了，那份熟悉感是来自十岁那年的自己。
原来她和女儿都曾追过一份相似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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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刘春玲才明白那天医生的那个问题应该有个更正确的答案：养育小孩要给的是爱。
好吧，她们都填错了彼此的答案，但刘春玲填错了两个答案：在十岁那年，她留给自己未来为人父母时的那个问题，她也填错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