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旭麓先生的好友冯契给这本书做的序中，他提到了刘京畿所言史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

    以我的理解，其中，“史才”突出的是史学家讲历史故事中的情节、人物而具备的才能。如同小说界的说法，讲故事投入灵魂的人，则这个作者笔下的角色都活跃活现，栩栩有灵。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如同小说情节，跌宕起伏。过去的历史，如同作者已经编订完成的大纲。是否能将已经完成的故事，圆满而具有创造力地复述一遍，考验的是史学家（讲故事的人）的功力，也即此处所言“才”。

    旭麓先生具才深矣。

    先生以史学家严谨之笔勾勒出文学风骨，如描述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仅须“漫长的盘旋”，轻镌却入木三分。在整本书中，他以广深的史才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中世纪的中国，如鹰隼翱空，骄矜如阳，领先于世界之乌群。然，明清往后，骄傲之鸟渐渐振动不起翅膀，枪林弹雨之下，栖息地满目疮痍。鸟哀鸣，今人亦哀鸣，哀鸣之余，必要重振羽翼，复我大兴之梦，自信自强，勇跨时代。这是学近代史所需的觉悟。

    先生自己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

    依我之见解，“史识”是对治史的见识。人的境界越高，看到的人事物也越会细节地被剖解为各种成分。对于治史这种长期的动作，见识高远十分必要。谗言、邪论、惑语——纷杂的史学界是一个小型的百家争鸣世界，旭麓先生所做的不仅是杜绝自我学术态度上的沉沦，更是坚持使用科学的思维、哲学的思辨、文学的良心来复述历史故事。他始终拥有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治史的立场。他用发展着的、相互联系着的、对立统一着的辩证方法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流经的条条脉络描绘给我们，周全至极，用心颇丰。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之复杂，事件纷纷攘攘，东西方的爱恨情仇，清王朝的苟且姿态，太平天国的悲喜剧，近代化的一步步，维新派抛出变的橄榄枝，顽固者抗历史顺流而“奋不顾身”地守旧，新旧思想的嬗递，王朝覆灭新邦造，本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哪知“五四”以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可谓“一山放出一山拦”。

    真是——时而如脱缰之野马奔腾，时而如负壳之王八龟爬。如此的新陈代谢，青年力壮也难堪，何况有着千年封建沉疴的中国社会，所以旭麓先生才说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先生所具历史的感性颇为感染我。在复述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后，他因中国社会又失去了一次奋起追赶的机会而“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在讲述完清王朝进行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愈救愈熟的事实后，他无奈叹道：“历史有情乎？无情乎？”

    而至此，我亦读完了这本当代学术书籍，带着沉重的过往，拖沓的步伐不再重现。不言及那广而大的未来，因为未来掌握于现在，现在可以循着历史的痕迹，重振步履，踏沙迎风行，中国的命运正在每一个“我”之中，不欲重蹈覆辙，只有拼命往前走，未来就在路上。

    鲜血、心血，如海浪，如此滚烫，百年不退却——只为将我们拥向——前辈们向往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