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知道，爱情是存在的，长长久久的爱情也是存在的。但它实在太遥远，就好像太平洋里的虎鲸，你可以追踪虎鲸的踪迹，记录虎鲸的身姿，赞叹虎鲸的魅力，可无论你是研究人员还是千万富翁，你永远都无法打破物种的隔阂。看似近在咫尺，却又有着不可跨越的距离。爱情就是这样稍纵即逝的东西。我这样的人，连追鲸都有重重顾虑，怎么敢相信爱情。

    其实，我倒也不是没相信过。我曾经很庆幸，自己十七岁的时候遇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是那么相像。他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在学校里讲不出方言的人。我也讲不出，一旦离开家乡，方言的语调就自动在我头脑里消失。知道这一点的朋友常常嘲笑我的健忘。但是，世界就是这么神奇，竟然有人和我一样，会在无意间失去熟悉的语言。

    我和他讲小时候音乐课上的窘迫。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忘记了那首歌的调子，站在讲台上什么都唱不出。老师以为我是忘词，但真相比那更可怕，我完全找不到调子。直到老师轻斥了我几句，起了个头，我才能把这首歌唱下去。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太会唱歌。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开口，只有四下无人时才能发出梦呓一般的声音。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跑调跑到十万八千里，却依然喜欢唱歌的人。有些歌者对自己的走调无知无觉，但我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走调，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我惧怕开口。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沉默的。我讲话最多的生人，不是心理科医生，就是心理咨询师。在这两个地方，异常终于掌握了主导，成为了一种寻常。在这种时候我才获得了表达的权力。当然，医生和咨询师都不是圣人，他们也会在某些瞬间透露出对我异常状态的担忧。但那又怎么样呢，至少心理咨询伦理里清清楚楚地规定了“不评判”。我肆意享受由此带来的道德上的优越感。

    我遇到过两个讨厌的咨询师，都是搞精神分析的。我对弗洛伊德其实没什么意见，但所谓精神分析流派的咨询师实在是有点讨厌。当然，这么说未必妥当，毕竟我根本就没读过任何一本他的著作。我对精神分析的描述，出于我的偏见。但我想，有些时候，保留自己的感受比全然客观更加重要。

    一个是心理中心的主任。老实说，他是个挺不错的老师，上课风趣幽默，对学生的各种难处乐于包容，还会自费给学生送纪念礼物。但直到走进咨询室里聊了几句，我才意识到选择他可能是一个错误。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里，我茫然地看着他的鞋子，思考直接离开的可行性。我感觉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但是我什么一句话也不想说。和一个注定要否定自己的人，有什么可说的呢？但这气氛实在太难熬，我强迫自己开口，他总算把话头接了过去。其实他讲的事情也没有错，一所大学的主任掌握的人生经验总是有道理的，他可以为各种潜规则的存在找到合理的解释，以此来安抚我的失败。可我总是没法融入这样的生活。我好像是一个乞丐，他试图引领我走上一条体面的人生道路，却罔顾了我即将渴死的事实。45分钟到了，我终于能离开这个地方，借着老天施舍的雨水继续苟活下去。

    另一个爱让来访闭上眼睛想象。对她来说，一切话题都可以回到原生家庭，而原生家庭的病灶统统要通过回忆的画面解析。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回忆方式，但她是我们学院聘的咨询师，预约起来方便得多，我也就顺着去了几次。最后一次和她聊天的时候，她忘记了我之前提过的背景，我帮她回忆了一下，她告诉我她的遗忘能反映出我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她一般不会忘记来访的信息。我隐约觉得有道理，毕竟平时我就是人群里的小透明，被忘记是常事。但当这种关系复现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还能够被咨询师毫无愧疚地说出口时，我难以忍受这种傲慢。

    精神分析流派当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可我讨厌咨询师的权威。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关系里失语，一次又一次地在关系里失权，在所谓的助人成长的资访关系里，我依然在重复这种挫败。

    自然而然的，在爱情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