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风刮得最猛的时候要数春天和冬天。
春天好刮大风，还伴着沙尘，从窗户向外望去天都是黄的。黄风吹过屋后的木头绊子堆，一片苍茫。
在屋里看电视的奶奶听到风声，就会对着我说：“刮大风喽，刮大风喽，你瞅我们孩儿搁这看电视，没着没落的哟……”
奶奶是东北话十级学者，她说的刮风的“刮”一定是三声，这四个字是逗我开心的语气，又很像某种吟唱，从“刮大风”到“没着没落”声音渐低，是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
我那时四五岁，还没开发出“没着没落”这种高级的感受，注意力也全不在天晴天阴刮风下雨这些事上。白天跟奶奶坐在炕上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我爱我家》一点也看不懂，也整天整天地看。
到了傍晚奶奶开始做饭，我就跑出去玩。胡同口老赵家盖完房子剩了一堆沙子没有运走，一直堆在门口，成为了我们胡同里三个小孩的乐园。爬上沙子堆再滑下去是我日常乐趣中的第一名。虽然拿着子弹枪跟老赵家两兄弟去打毛毛虫也很有趣，但木头帐子下面毛毛虫不多，而且有几家人不让我们在他们窗户外面打子弹枪，不能每天都玩。
差不多快到饭点，上班的人是按顺序回到家的。最先到的是大伯，他在工地做脚手架工，每天回家都带着满头满身的沙土。我的娱乐活动第二名就是拉他坐下，在他有点长的寸头中间扒来扒去，把藏在里面的小沙粒扒出来。这跟在沙子堆上蹿下跳是不一样的，是精细活。
大伯对我一向十分纵容，任由我玩够了才去洗头。
第二个回来的是爷爷，他退休之后找了一家冰棍厂做锅炉工，上下班都戴着帽子。冬天戴大棉帽，春夏秋都戴着白色的鸭舌帽。奶奶说爷爷是斯文老头儿，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一到春天爷爷就变得斯文了，冬天又会变凶。
最后一个回家的是华女士，每天爷爷到家之后我就会跑到家门口细细地听，听到自行车铃的声音就跑到胡同口，喊着“妈妈”飞奔过去。
华女士身高一米五八气场一米八五，穿着黑色的长风衣，黑亮的及肩长发用一个大发夹夹在脑后，跳下车子看到我，一双极具欺骗性的温柔杏眼就竖起来，劈头盖脸地训我：“又爬沙子堆！整的跟泥猴儿似的！”然后推着车子停到走廊，拉着我的手穿过院子回屋吃饭。
老爸一般不回家，东北下岗潮几年之后市里的建筑公司发不出工资了，于是他就主动下岗，去了省城的一家小公司，月末回家一次。从我一岁多到上小学一直如此。
刮风和不刮风的天气吃饭过程没什么区别。华女士第一个吃完饭，就穿过院子回到我们的“下屋”。她土木工程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市里另外一个建筑公司，工资倒是没压过，不过跟着师父打杂，早上五点钟就要赶去工地，回到家还要准备她的各类资格考试，实在无暇家务，也无暇顾及我一天里都遇到了什么新鲜事。
我是吃饭最慢的那个，吃完了饭就在上屋——可能大部分地方叫它主屋或堂屋——和下屋来回跑，被华女士赶走几次后奶奶就刷完了碗，这时候如果是晴天，爷爷奶奶就会带我出去看秧歌，可是刮风天这项娱乐活动就取消了，我们仨就回到炕上看电视。大伯没有自己的房间，他的床和书桌就在饭桌旁，吃完饭他把饭桌折好搬回墙边，就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
一天也就这么“没着没落”地过去了。
刮风的冬日在我的印象中要有趣得多。因为我对它的记忆都在过年前后。土都被冰雪冻硬了，老爸的工地便无事可做提前放假。在我三年级前的这几年里，“过年”这件事就是以老爸回到家为导火索，然后全面爆发。
那时候东北的每户人家都是自己烧炕烧暖气，上屋进门就是灶台，连着通往两边房间的暖气管，靠门挂着一层毛毡，屋里屋外是真正的冰火两重天。老爸穿着蓝色的厚羽绒服，用帽子、围脖、手套给我裹了个严严实实，带我“上街”买年货。每当他掀开毛毡推开屋门，我就一溜烟钻出去，跟三九天的寒风撞个满怀，然后蹦跳着转过身看老爸缩起袖子原地蹦两下，仿佛是在驱寒，再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走出院子。
老爸和奶奶是这个家里唯二的E人，自来熟又话痨，一米八的帅小伙再点了这俩技能点就有些不得了，每次跟老爸出门，走出胡同前都要听三四轮social。
小城市的路名都起得十分朴素，南北一条主干道叫中央大街，往北几条路依次叫北二路、北三路和北四路，往南当然就叫南二路，依此类推。我家住在北四路的北边，不在市中心的街道命名范围内。年货大街通常设在北二路，公交车十来分钟的车程。到了北二路路口便能见到沿路两排三轮车，有的车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对联、福字，有的摆满各色炮仗烟花，还有直接摆在地上的冻梨和冰棍、大虾糖、冻带鱼、烤地瓜……挤挤嚷嚷铺满一条街，街边叫卖声、砍价声、熟人相遇大声打招呼，热闹非凡。
老爸带着我把各色年货买一圈后，就让我提着对联和福字，他自己提着其他所有往回走。抬头是瓦蓝的天，手上拎着红艳艳金灿灿的福字，冬天的北风势头很猛，一阵风吹过来，打在早已通红的鼻尖，也钻进帽子和围脖中间的一条缝里，那里的皮肤立刻冻得有点刺痛，但我心里只有暖烘烘的高兴。
这记忆太过明艳，在我人生的后面一些年里，每当在北方在冬日里迎着风提着东西和别人走在路上，都会有股暖流从心底涌出。
那是独属于我的，凛冽又温柔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