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我作为一个实习老师，又一次踏入了高中学校的大门。
依旧是那熟悉的感觉，又莫名多了一丝陌生。学校的雕塑依旧矗立在广场中央，树也不似往昔的细弱，更加粗壮有力了。一切都有老样子，一切又都有新气象。已是仲春，法桐的新叶已经长到小孩的手掌一样大，像是青春的模样，在温暖的东风中摇曳着嫩绿、炫耀着生命的活力。我背着双肩包缓缓地在学校广场踱步，左顾右盼，思绪随着东风吹到了十年前的那个秋天，15岁的我带着期待与一丝惶恐和迷茫来到了这所学校。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夏日的燥热还未完全褪去，我在广场上第一次遇见了我高中的第一个班主任——莫黎老师。他个子很高，但胖胖的，像一只大熊猫。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笔挺肃穆的黑西装长裤，戴着一副窄框眼镜，一脸微笑、温文尔雅地站在熙熙嚷嚷的满是学生与家长的广场中。我见他外貌如此温和纯朴，像是个文科老师，但他确实是教生物的。
莫黎老师从容地将学生安顿好，嘈杂声逐渐沉默下去，校园在一声声告别中重返宁静。莫黎老师站在讲台上，双手背向身后挺拔着身子，面带微笑地环视了一圈他的学生们。上午温暖的阳光刚好透过窗户射向他和黑板，使他略显浮肿的双眸中闪烁着明亮沉稳的光，讲述着高中奢侈的岁月静好，让人感觉像是泡在了枸杞银耳汤里，温雅翛然。偶尔听见外面的一两声鸟鸣，让这个充斥着各种条条框框的地方，有了一丝自在。之后，他翻开笔记本，用低沉温和的嗓音交代了许多规则制度与大大小小的注意事项，从学习到衣食起居到如何劳动，方方面面，细致入微。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许多班主任并没有像他这样讲的那么细致，而且当时有很多同学并没有认真听他的班会，为此我不由得为他感到一丝悲凉。
我追随着回忆，已经不知不觉的走进了教学楼。恍惚间，又听到了他严谨而又略有枯燥的洪亮的讲课声，又听见他讲这几年学生的“典型案例”和那些奇事异闻。我想也许他知道讲这些并没有多少人会听，但他依旧要讲，因为他是老师，他要去点燃火焰，指引曙光。
我寻着那熟悉的浑厚的声音，寻到了莫黎老师的教室。我像猫一样躲躲藏藏地透过门窗的玻璃向他望去，他少了一丝当年的健硕与意气风发，多了不少疲惫与慈祥。我记得十年前他的课如同黄河的后半段，理性的急促激扬之中又不失优雅的枯燥，偶尔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会翻出一两个略显滑稽的“小波澜”，逗得学生呵呵哈哈地笑半秒钟。而现在他的课像是巴赫的平行律，语调之间更多的是规律和沉静，很难再用可以震荡一层楼的“洪荒之力”把一些“思绪迷失”的学生吓醒了。此时此刻，他在讲端粒学说：“这个DNA—蛋白质复合体就叫端粒，这个DNA好比你的脚后跟，蛋白质呢好比你的鞋和鞋垫。细胞分裂次数增多了，就和你走路走多了一样，先磨鞋底，鞋底磨破了再磨鞋垫，最后磨脚后跟……”偷听到这，我的嘴角不由自主的微微上扬——十年了，他真是一点也没变。我想起十年前他给我们讲题时，回顾到端粒学说时又用到了这个比喻，只是漏说了一句“再磨鞋垫”，这时只听到c同学的声音悠悠地纠正道：“要再磨鞋垫，最后才磨脚后跟。”他顿了不到半秒后笑道：“说你不严谨吧，你还知道先磨鞋垫，说你严谨吧，你答题总答不全……”突然间，一阵悠长悦耳的下课铃把我从“搞笑”的回忆拉回到现实，我发现莫黎老师又拖堂了。他的讲课节奏从巴赫的平行率转变成贝多芬的《月光变奏曲》，开启了狂风骤雨的模式。我怕打扰他工作，便装作一个路人，悄悄地离开了。
我走出教学楼，流连在小径两旁旖旎的海棠花树下。春日朦胧的阳光透过枝头一簇簇粉红的芳华，零落在湿漉漉的泥土上，使得残碎的花瓣裹挟着点点水珠闪烁的样子像是破碎的琉璃。我闭上眼，任温暖的东风梳理我的鬓角，听春燕的啼鸣时远时近地缭绕，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十年光阴呵，白驹过隙般。仿佛往事还在昨天，仿佛我依旧是那个懵懂的15岁小女孩，梦想着变成一只蝴蝶沉沦在这海棠的烂漫中，以逃离压抑的高中生活。
我记忆中的高中生活并没有多少快乐的事，也没有很多朋友。在校闲暇时，我喜欢去找莫黎老师聊天来放松心情，毕业后，逢年过节的也不忘给他发信息祝福两句。其实我真正敢与莫黎老师大大方方地聊起来是在他不是我的授课老师之后，因为他是一个对集体要求十分严格的人。有时一件小事做不好，比如大课间不及时关灯、自习课讨论问题打扰到其他同学或是卫生打扫得不干净等等，他都会很严厉地批评；开班会时目光如炬，神如刀戟，似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讲到班里存在的问题时言语犀利，每句话都能刺入你的胸膛，剥开你的灵魂，直击你内心的“小九九”；发起火来如猛虎咆哮，可谓“噌吰如钟鼓不绝”，学生大恐，战战兢兢，只低头不语……这让我对他尊敬之余更多的是害怕，生怕他哪天揪住我“审讯”一番。其实他也明白自己有时候过于“虎父”式的风格，有一天他讲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满脸无奈地吐槽起自己的女儿：“有一次我要去加班，我女儿大声欢呼道‘耶——爸爸终于走了！’唉……”选科分班后，他不再教我，但我们依然在同一个楼层，可以经常见面。脱离了他所领导的集体，以个人的身份与他接触，竟让我胆子大了些，偶尔见他得空时会主动找他聊天。莫黎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个典型的“反差萌”代言者。平日里走路，他脸上都挂着一丝微笑；如果你与他打招呼，他会像毛绒玩具熊一样笑眯眯地回应你；心情好时，那肿胀着黑眼圈的眼里会对你闪烁着具有安全感的温柔与关心；他总是把自己的阳光明媚分享给需要的人，有时他也会把你当小孩子一样哄。起初我是从朋友口中得知他的可爱。高一军训时，因班里男女人数问题，列队形时末尾总会多出一个女生需要站到男生队去，女同学q因此总是得站到男生队训练，这让q同学时常感到孤独，莫离老师便让末尾的另外两个女同学与q同学轮班站男生队，但其中一个女同学不愿意去，于是莫离老师便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一样哄她：“你如果愿意，我可以请你吃棒棒糖。”但他因为太忙，总是不得空去买糖，拖欠了两天后终于把糖给了那位女同学，还解释道：“最近太忙了，没有空买糖，这还是从我女儿那里偷来的。”后来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尽管我已经记不得高中时除了在微信上问他生物题之外还聊了什么，只记得每次晚上给他发消息，最后都是以一句可爱的“晚安啦”结束。那时的我内心敏感，活的像个小透明，他的一句问候，有时能让我开心许久。
我想起一首十年前的歌：《玄鸟》，是我高中时最喜欢的歌之一。那具有救赎感的旋律时常萦绕在我的耳畔：“樊笼之中来世宿命向何处叹，深渊之中时空轮转心在呼唤。黑暗中，只有你，为我照亮……”莫黎老师是那个鲜有的能理解我的人。高一第一次上体育课，在军训时已经晕过一次的我又跟着队伍跑了步，最后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我面色苍白、四肢无力、浑身颤抖。好心的体育老师们先急忙给莫黎老师打电话，又给我一瓶芬达和几颗巧克力。不一会儿，见莫黎老师颤着圆圆的啤酒肚笨拙地穿过操场跑来。我顿时觉得既感激又愧疚——我一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何况军训时已经麻烦他开车送我到我家小区门口了。他见我已无大碍，一脸温和地向体育老师解释道：“这个小孩儿动过手术，本来挺活泼的一小姑娘，现在什么都想尝试一下。”霎时间我的眼里闪过一束光——他只认识我不到两周，竟能如此准确地看透我的内心。或许这是一位老师的职业素养，但我还是认定他懂我。自此我便不被允许跑操了。第二次体育课上课前，莫黎老师用一种近乎祈求又带着嗔怪的语气对我说：“你可不要再跑步了奥。”我只好笑着点头答应了。
良久，我慢慢睁开眼，在道旁寻了一块路边石，坐了下来，身后是一颗高壮沉静的梨树，开着云一样的花。是的，没错，就是这儿，十年前，莫黎老师陪着低血糖的我在寒冬冰冷的石阶上坐了近半个小时，还不忘笑着叮嘱我：“你可要好好学习啊，你这个身体……”半个小时，他说了许多关心我的话，即使我没有力气，只能哼哈地答应着。他曾说他是一个内向的人，起初我是不信的，因为他跟学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会随机抽取几位“幸运儿”去谈话；开班会时也是滔滔不绝、游刃有余。后来我才明白他的外向仅表现在他工作和与学生交流学习，如是与他聊天学习之外的事，他就回到了“内向”，变得不健谈了。兴许内向的人心思都比较细腻，莫黎老师在细节上堪称“模范班主任”。比如第一次升旗时要走一条小路，他提醒我们那条路少有人走会比较湿滑，要小心一点，不要摔倒了。他得知当时那个在他印象中“比较容易晕倒”的我要去参加学校的管乐队时，特意与管乐队的老师打了个招呼，怕我出现意外情况，让管乐队老师帮忙多照顾，还关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支持训练。这让我吃了一惊，毕竟我自己也没有考虑得这么详细。我想参加管乐队是因为我小学初中便在管乐队待过很久，有一丝情结在里面，便虎头虎脑地报名了，以为这多少会给自己争点面子，又不会占用太多学习时间。莫黎老师还温和地提醒我：“其实参加这个管乐队的大多数都是艺术生，他们时间相对宽松一些，像咱们这几个班参加的人都很少。”他见我犹豫了，又微笑着补充说：“你先去试试看吧，没事。”我后来还是怕耽误学习退出了管乐队，毕竟对那时的高中生来说，成绩是唯一的招牌，其他皆为浮云。参加管乐队也成了“闲事”，并不像小学初中时那样可以被别人羡慕了。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依旧爱着那低沉却可以爆发出壮阔的次中音，时隔十几年，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弹奏的指法。回想起来，我那如次中音般时而沉闷时而蓬勃的青春，藏着许多隐匿的感动的音符。同时，我也感谢莫黎老师对我一腔喜欢的宽容和理解。
突然一阵响亮急促的哨声响起——这是上操集合的标志。学生们如蜜蜂出巢一样，从教学楼的各个门口涌出，“嗡嗡”地向操场涌去。他们如雨燕般飞一样地从我眼前掠过，犹如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那如梨花般洁白馨香的回忆。
思索唏嘘之时，忽然见一个熟悉的、高大却不是很挺拔的身影迈着优雅稳健的步伐走来——是莫黎老师！多年来，他一直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味：高贵的理学气质，优雅的儒者风范。他依旧面带微笑，只是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沧桑。阳光下，他像我来时那样。
我立刻起身，像是十年前那样露出灿烂的笑脸说:“Hi，老师，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了！”
“哎？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他语气温和，犹如我身后盛放的梨花。
“这里空气好”，我笑道。
“啊哈，我还以为你刚来报到，就又晕倒了”，他如一位慈祥的老父亲。
“没有没有，我好的很！能跑能跳的”，我边说还边蹦哒两下证明给他看。
“好，好。我要去跟操了，你有事可以来找我哦。”
“好的老师，老师再见！”
我目送着莫黎老师离开，他脚步加快，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忙人，走路总是带着风，急匆匆的，与他相比，我的行走速度如蜗牛一样。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春天，我在去食堂的路上偶然碰上了莫黎老师。我为了能和他多说一会儿话，故意放慢脚步，他以为是我因生病而导致的“身体机能不行”，因此先问了我糟糕的月考成绩之后调侃我说：“像你这样身体不好的、行动又比较缓慢的，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可是最先被淘汰的那一个哈哈，像狮子羚羊那些动物，只有跑得快才能活下来……”他边说着边陪着我慢慢的走（其实也没有很慢，200多米的距离，我平时走大概需要两分钟，这次只是多用了一分钟）。一路上，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学习生物的注意事项，虽然我已然忘得干干净净，但我记得那天的春风格外暖和。尽管他当时已不是我的任课老师，尽管他十分忙碌，但他还是愿意花时间安慰一个本来可以与他毫不相干的学生。
跑操的音乐响起，每个班的学生排成了整齐而紧凑的方阵，开始围着操场跑步，这让我想起了工厂的流水线和工人许立志的诗歌：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个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
我想起十年前我也在这里像拧螺丝一样拧着各式各样的题目，像流水线一样完成着流水式的卷子。从小父母便教导我说：“你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不要进工厂，太累了……”，而我现在仿佛正身处工厂之中，满眼都是整齐、有序、机械、紧张、效率、速度、质量……
但快乐还是有的，像是元旦节晚会、校园艺术节是学生们不可多得的快乐时光，但仅限于高一、高二，高三牲是被剥夺一切娱乐活动的。依稀记得十年前的那个元旦，高一级部集体开了近三个小时的party，大家各显神通，吃喝玩乐，其乐融融。教学楼里，歌舞升平，欢笑频频。那时莫黎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平时矜持的他也在现场优雅地献唱一首歌，并成为全场的MVP。他的音色一向很好听，溶溶似月光，沉沉如大海，以至于我时常感慨：这声音不去做播音，真是太可惜了。在狂欢的最后，他从容淡定地在教室的多媒体上放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以及他在教师元旦晚会上跳交谊舞的视频片段，引得全班尖叫声一片。我依稀记得那张照片：道路两旁高树菁菁，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洒下，他穿着春秋季的衣服，背着双肩包，张开双臂，意气风发地站在路中央，开朗地笑着，仿佛春风正洋溢着青春的朝气蓬勃向你扑面而来。我在惊艳之余，不由得望向他那略有臃肿却不失明媚的脸，唏嘘岁月之余，又不禁为他的“自信”所“折服”。也无异于他那“优雅的自信”，他一直都很好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学生们很快就结束了跑操，人群像海浪般涌来。我见状急忙躲到小径北面的一片空地上。空地的东方有一个回廊，下面有一排长凳，阳光刺入回廊顶棚上镂空的字体，在回廊的石墙上映射出“相信未来”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我已经看了三年，今后，可能看一辈子。我时常想：未来，会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刘慈欣的《三体》，想到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疯狂，想到了战争、疫情、核辐射……人类真的有未来么……太远了，太远了！我恐惧地赶紧阻止自己的胡思乱想。我不过一蜉蝣于天地，除了教书吃瓜什么也做不了，珍惜眼前就行了。我怀揣着一丝释怀走入回廊，随意地用手拂了拂一处长凳上的灰，头枕着背包胡乱地躺了下去，像是长途跋涉之后疲惫的旅者，又如退休后的老人，平静地望着天上云卷云舒，任晌午的阳光恣意地挥洒在我的身体上，舒张着我的血液。我守望着我彼时缓慢的时光，感受着不远处争分夺秒的紧张的喧闹——我一向是一个喜欢慢的人，因为慢可以让我专注而平静。可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慢，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是啊，慢的生物在你竞我逐、强存弱亡的“大草原”上，是多么容易被淘汰啊，而我就是其中一只跑不快的“笨羚羊”。记得高一时，我接受新知识的速度总是比别人要慢一拍，为此我十分苦恼，现在回想起来多少又有点有意思的东西零落在这一碗苦酒之中。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晚，要上晚自习了，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回顾着上午莫黎老师讲的一道生物计算题。细胞呼吸的计算并不难，可当时的我总觉得心里没底。正当我尝试计算时，恍惚发觉背后悄无声息地多了一团巨大的阴影，扶着我的椅子靠背，看着我。刹那间，我的脊背发凉而僵硬，身上不由得冒出冷汗来了。我仿佛猜出个大概，但又不敢回头看，像是正在经历一场恐怖故事，回头就会有“惊喜”。那团巨大的阴影一动不动，我越写越紧张，本来就不够清晰的头脑愈发混乱，终于我鼓起莫大的勇气回头一瞅——果然是他。我故作镇定地站起身，小声而礼貌地问道：“老师，可以再给我讲一下这道题吗？”
之后，莫黎老师神气的坐在教室后的一把椅子上，平静的在我的小笔记本上把过程给我梳理了一遍。
他讲得比圣旨还快些。完成后，我刚伸出手想要回我的笔记本，他拿笔记本的左手腕一扭，挡住了我的本子以及我渴望的小手，我也自然收不回它了。只见他一脸无奈地微笑着问我：“难吗？”
我抿了抿嘴唇，倔强地想收回我的本子。他好像也不想为难我，把笔记本递了过来，但我却抽不动——他那有力的大手像钳子一样死死地捏着我的本不放，又笑着问了我一句：“难吗？”
我卑微而心虚地从喉咙里小声挤出了两个字：“不难”，并装出一脸无辜可怜的样子看着他，他终于松开了手，像是电视剧里运筹帷幄的霸道总裁一样神气地把本子还给了我。
分班后，我把这个有点意思的小故事讲给了我的朋友，她笑着评价说：“他真的好傲娇啊。”
可悲伤的是，他在我将要升到高三的那年夏天，被调到高一去教书了。也就是说，我不能天天看到他了。
那晚雷声阵阵，沉闷的空气预示着乌云将要崩溃。第二天他就要走了，下晚自习后，我强忍着悲伤的泪水去与他道别。
“老师，听说你要走了？”我干枯着嗓子问到。
“哎呀呀，不要太伤感，就隔着一栋楼而已，以后想找我可以随时去。”他安慰道。
“那我要是找不到你该怎么办？”我像是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唉，没事，快回家吧。”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中的云层早已积满了悲伤的水珠。终于，七月的第一场暴雨，从我的眼眶倾泻而下。闪电无情地撕裂着黑夜，闷雷如炮火一样袭击着失落，我的心比那危险的云层更早地崩溃了。本来温带的七月湿热沉郁，我却感到冰冷彻骨。我摇摇晃晃地朝学校大门走着，看不清前方的路。烟雨正翻涌着我落寞的心海。
也许，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从那时起，我便决心要努力成为像莫黎一样优秀的生物老师，追随他的曙光，奉献我生命的朝阳。
现在，在这希望的春天，我又遇见他了。
“Hi，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