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后,桃树岭终于结束了旧社会的混乱,虽说幺桃村地处偏远,没经过大兵和土匪及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但战乱的炮火还是在幺桃村一带打响过。谁跟谁打,谁胜谁负,老百姓在惊恐中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战后,村子大户人家高墙上有筛子一样的弹痕。炮弹炸倒了一堵碾子房的墙。全村万幸不曾有一人伤亡,战场不在村子里,附近的桃树林倒是被炸的七零八落。那些年,这样的阵仗打了几次,每次过后村里的长老们就到村西头土地庙烧香磕头。对土地爷说是夭桃花仙子保佑。
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夭桃村老地主跑了,桃树林子被农户们分了。稀稀落落的桃树分布在山前山后,再没有当年花果满山,香飘十里的情景了。再后来大炼钢铁砍树烧炭又毁了一些树,,以粮为纲时毁林开荒又减少一些。桃树岭最终成了主粮高产区,但夭桃在岁月的变迁中几乎就是濒危了。唯独剩下两棵在原先老地主家院子里的大树和山背面传说幺妹和他娘呆过的桃树林的地方,孤零零不死不活地长着十来棵树。也不怎么像样地结果。
老刘毕竟是农业专科出身当地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受新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对夭桃很早就有兴趣,可说是不解之缘。最早看到这个巨大商机,最早向上级打了报告,交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做了详细的大面积推广,进一步改良,产业化,国际化的规划。得到了曾经有个也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轻领导的重视,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那几年,他嫁接了几百株,育种培植了上千棵,仅有一个助手,两人在田间地头晒成泥人,曝了几次皮,见了他的人都说他起码年苍老了10岁,可见他风吹日晒的辛苦实打实地置身其间了。桃三杏四梨五年,他满怀希望。披星戴月了4-5年,可惜,无一例成功。不是不开花就是不结果,结了果的也都又酸又苦象夹竹桃。更可惜的是,那个年轻有为大力支持他的领导被提拔去了省里,很快又不明不白地出了国。这之后老刘开始了漫长的命途多舛,步履维艰的挣扎。领导们各有各的关注点,他被边缘化了。他是个执着的人。坚信自己能让夭桃花果满山。让夭桃成为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奇异果。
他去过农科院去过科委科协去过果树研究所去过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等等等,从县里到市里到北京,跑了几年了,这些人把样品吃了都说好好好,请他们喝酒吃饭时都满口答应,都成了酒肉朋友了,可都不办实事。见面就是要样品。可哪里有那么多样品,他们总嫌他小气,连那几个小桃都舍不得。还搞什么搞?其实他们不知道。一共就那么几棵树。县里市里区里方方面面的领导都分不过来,他们一来品尝就一斤两斤的吃,还要往家拿。“真吃的我肝痛心难受。我一次出门能带两斤就已经是破天荒了,要背大黑锅,很多人背后说我拿到北京可以用一个桃换一两黄金。祖宗,往哪去换黄金?”
他讲他在科学院把被人品尝完扔掉的桃核捡起来的时候,那些人特别鄙视他。他尴尬地对他们解释,桃子太少了,桃核做育种实验都不够。
他心里知道不会有结果的,那些人跟农民想不到一块。问题是,家里那几棵树这两年年年有枯死的,附近化工厂的黑烟,污水。庄稼地里的农药除草剂驱虫药化肥都对这桃树有影响。现在只剩下可怜巴巴的几棵树,结果明显一年比一年少,有一颗今年根本没结果,可能明年就会枯死。
大刘说:“就这几棵桃树,却年年惹事生非,还特别多。还不到成熟季节就有各级领导的专车前来守候,互相还大打出手,警察和军队都惨呼进来。前年,过去老地主家的那棵树,就是最大最好结果最多的那棵树,桃子分配不公,一家子自己人打起来,儿媳妇跟着一个团长跑了。
就这几棵树,招来地方农业技术推广站,种植基地研究中心,果树研究中心,农业专家组,林业专家组还有什么协会,理事会,委员会,从县里到市里到省里,都是领导是专家,拿着盖了大红章的介绍信,打着高深莫测的大招牌,说他们手里有研究经费、科普经费、扶持基金、发展基金、创新基金、连发展核心重点成就奖金和未来成就奖金等等很多闻所未闻的政府的各种经费,他们都老早提前预约。他们全都师出有名:考察、调查、采访、调研、巡视、探望、交流、取经等等各种名目,来人是一波又一波,基层乡镇干部们热情招待那是必须的,吃吃喝喝不在话下,还要多多少少带走些夭桃,之后是不是给了乡镇政府拨款和支持,我这个夭桃项目负责人职位太低,就不得而知了。
领导们一年年周而复始地过来象走马灯。专家们一年比一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确信这些家伙搞不出名堂来,市里果木研究所教授自以为是地搞嫁接,我眼看他的方法不行,那都是我失败过无数次的老方法,人家是教授哪里听得进我的话,结果还害死了一棵老树,现在就剩三棵树了,全村子就剩三棵树 ,不,这个世界就剩这三棵树了。还全是老树。”
老刘说这些时明显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愤。
他这两年干脆跑北京,可是样品到了北京,保鲜期那么短的东西,三折腾两折腾早就没了模样,烂桃拿不出手了,四处碰壁,看来也没啥希望。找我就是想通过报纸呼吁一下,宣传宣传。
我当晚赶紧写了篇煽情文章,介绍这种罕见的白芷夭桃。可报社风气不好,这种稿子一般认为是软广告,发稿人的肯定底下收受了好处。编辑给删减成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在报纸角落里露了露脸,算对我老记者的尊重。不过,背后闲言碎语和当面的冷嘲热讽也少不。
其实我跟老刘这些年纯粹工作交往,都是公出采访到他家乡去,她是夭桃大面积繁育科研推广项目负责人,多大的官我也不知道。一起吃了几次公吃。都是政府的关系定点餐厅,签单虽然有内部不同级别的严格规定,但变通总是有的,基本上4-5个人甚至7-8个人陪吃。反正大家也得吃饭,借招待或说接待之机大家能蹭一顿就蹭一顿。老刘毫不忌讳地跟办公室的同事们说,中午有局,没事的跟我走。
到饭店一看,各个包间基本都满,还基本都相互认识。有陪省里的有陪市里的还有军方的。外地友邻单位的,也还有外宾。我曾经就是在那养的饭局上发表了点语惊四座的高论,才与老刘结下了交情。我借这当地老酒的劲,不误炫耀地说‘内部统计政府部门的吃喝耗费一年干掉几个三门峡大坝的钱。党政领导请客送礼已经成风,花多少钱不说,就单说吃喝花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据说占正常公务时间的三分之一强。也就是说裁掉三分之一的人员剪掉三分之一的财政经费,不但不影响正常公务,还会提高行政效率。’老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众人则面面相觑。
饭后在车里他说了句:“你知道基层的人混吃混喝惯了,难得听见你这么清醒的话。还是你们搞新闻的见多识广,敢说感想。”
此后多少年过去了,老刘工作很不顺利,起起落落。从不对我说。当然,也没见过几次面,偶尔见面也是他不知是真是假地对我说‘总想找机会和你好好聊聊,,愿意听你讲话,开窍。’
这次见面,老刘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病恹恹的,有点灰头土脸,说话时怯怯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为他的变化十分同情,明知他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却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临走时说他此行北京。给上级打报告打了好几次,最后是借着良种推广的新政策,以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帮忙培育推广这个品种的名义为整个县里的农林牧副渔大翻身。这样的又大又空的理由才批下来,都没敢说拯救濒危珍惜树种的事。”透露出他在那边已经很是艰难了。
果然,他一回去便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也都是这夭桃惹的祸。有人揭发检举他欺骗组织,欺骗国家。欺骗各级领导。说夭桃这个科研项目7-8年了,各级政府投了很多钱,都打了水漂。夭桃全被他个人拉了关系,走了后门。他跑省里去北京全是越过组织越过直接上级违规僭越。他总说北京认识人,把市领导都不放在眼里等等。借此查了他的经济问题。侵占公款,私吞补助,骗取农业物资。假公济私等等一堆罪名。被审查被撤职,被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