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是周六的上午了，冬青和宁辉一个向北一个向西，就在北京西站分开了。冬青到家后，先从背包里把枣拿出来了。这是他们要回程的前一天，她去山上打的，她想带给主任，就这么一颗颗的捡到自己口袋里，再用袋子装好，包在叠好的衣服里，一路背回北京了。

    这一趟驻地采访下来，冬青觉得自己对新闻报道的理解，要比在报社那两个月扎得更深，并且她和宁辉在工作上也默契神会。宁辉是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中国日报社工作有三年了，但他沉稳利落的做事风格，让当地接待的同行都以为他是主任呢！驻地村子的父老乡亲也总是亲切的称呼他“宁主任”，宁辉每次都要赶忙摆摆手解释，但村民还是习惯热情的称他“宁主任”。

    宁辉在去程的聊天中知道冬青以前是做主持的，就给俩人做好了分工：冬青主问，宁辉主写。俩人每天晚上一起讨论第二天先采访谁，后采访谁。对不好把控的受访者，他们会安排在最后采访，因为村里的很多老人对普通话都比较陌生，加上年纪大了，耳朵聋的，说话不利索的，采访往往就要进行很长时间。关于采访要问哪些问题，俩人也会在前一晚细致讨论，哪些问题是被采访对象好理解的，不设防的；哪些是不好理解的，有设防的，再由浅入深的把这些问题写在采访大纲里。

    他们每次出去采访，宁辉都会在心里默默称赞这个做主持出身的女孩。她是如此的真诚、细腻和敏锐，她总能在感性上照顾到被采访者那些极其细微、不被察觉的情绪点，但又能在理性上不偏不倚的顺着采访目的进行下去。冬青的记性也好得出奇，采访全程几乎都不需要看大纲，那些采访问题像刻在她脑子里似的，只要一开机，她就能根据被采访者的反应，熟稔于心的调动这些问题，通常都是聊天似的，就把所有问题都问完了。不仅如此，有时她还能根据被采访者的回答，介入新的问题，而后再根据人家的回答，随时引回到大纲列的问题上。所以每一场采访下来，他们收获的，总是比预期的多。

    每次采访结束后，冬青也会再琢磨被采访者回答的问题，尝试梳理语言背后没有被明说的事实和因果，再带着自己的思考结果，去看宁辉最终呈现的文章。半个月下来，他发现宁辉写报道最不显山露水的地方，就在于他文字的客观平实。这对于从小饱读诗书的冬青来说，反倒是最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她太有共情能力了。她的敏感多情在采访中确实能让被采访者觉得真诚、尊重、被理解，她的每一个问题都提得轻，提得巧，更提得准，这些问题引的被采访者也能答得全，答得深，答到点子上，但要把这些采访形成一篇新闻报道，其实是不能带入自己的道德理解去做立场判断的，所以发现了宁辉“客观平实”的报道风格后，冬青也更有意识的让自己抛开主观情感去看待一个人，一件事，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报道性思维。

    没有采访工作的时候，宁辉就会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带着冬青去爬爬山，摘摘野果子，看日落，聊文学。一个多月的工作和生活相处下来，俩人也从普通同事关系，逐渐成为文学上的“精神挚友”了。

    临走的前一天，宁辉终于也做了一次采访者，问出了他跟冬青工作这两个月来，一直好奇的那个问题：“冬青，你为什么不做主持了？我看你采访工作做得那么好，想你以前做主持肯定也很优秀，况且你外形条件又这么好，转行挺可惜的。”

    冬青听到宁辉的问题，先是望了望远处的大山，又低头用脚尖碾着地上的小土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慢慢诉说：“因为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意外摔倒在舞台下面了，膝盖直接跪地磕在那个铁的摄影滑轨上了，当时那个淤血点子就像满天星一样，洒满了膝盖，但我当时觉得最后一段录制没有达到自己最完美的状态，就让工作人员用胶带给我膝盖上缠了冰袋，硬撑着把最后那段重录了。下了节目同事背着我上车去医院，又背着我去做检查，拍片子，结果是髌骨断了。从那以后，我就不能久站了。后来我就转行做编辑，来咱们社了。”

    宁辉听到冬青居然是因为意外摔伤转行的，对冬青的惋惜之中，多了许多敬佩，尽管冬青比她还要小三岁，但她觉得身边这个清瘦的女孩，工作起来，比他一个铁血男儿还要坚韧，便安慰她：“我们报社现在越来越难考了，对应届毕业生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了，非校招那就更难进了，你还能考进来，足以说明你的优秀。冬青，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舞台，未来的你都会发光发热。”

    宁辉说这番话的时候，冬青能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他眼里的真诚。她便回道：“谢谢你，宁辉老师。我刚来报社，你算是我第一个比较熟悉的同事，两个月的工作相处下来，在编辑这行，你更是我的前辈。回北京以后，我还要多多向你学习请教呢！”

    在这句话说到“熟悉的同事”时，冬青脑海里自然的浮现出两个月未见的田主任——那个她在心里觉得亲近，而又不敢十分接近的桃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