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绥的女性进步意识与“贤良”形象辨析】

    邓绥当政期间为东汉女性争取了许多福利。例如，开办女童与男童同校的学堂，让广大平民女子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后汉书》记载：“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

    邓绥还令皇宫里的宫女也有机会读书：“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后汉书》）并给予宫廷女官参政的权力：“时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耆宿者皆称中大人。”（《后汉书》）

    邓绥还允许外命妇参拜宗庙：“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妇谒宗庙。”（《后汉书》）又赐给内命妇们诸侯王的配置：“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

    此外，邓绥还大规模地放归宫女：“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后汉书》）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利女政策，尽管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但至少也已经算是女性意识的轻微萌芽。

    然而，让保守派和女性进步派都注意过的是邓绥作为“乖乖女”、“贤良”皇后的另一面。保守派通过这些事例企图证实邓绥是符合父权桎梏的“好”女人，而女性进步派则偶尔也会因邓绥画风迥异的两副形象，对这个女性人物产生有争议的见解。

    比如邓绥做女儿时“乖乖女”的一面，她五岁时长辈给她剪头发“误伤后额”，而邓绥“忍痛不言”。（《后汉书》）邓绥给出的理由是，老人给我剪发已是天大的恩情，她不能忤逆了老人的意愿（“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后汉书》）

    作为帝王的妃嫔，邓绥一再躲避宫廷斗争，这里大概就会给人一种“贤良”的、无攻击性的人设错觉：邓绥做贵人时，每次宴会都穿着朴素，甚至不敢穿着跟阴皇后撞色，还对阴皇后行卑下的礼节。（“每有宴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采，礻圭裳鲜明，而后独着素，装服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后汉书》）再比如，阴皇后说要杀邓氏族人，就把邓绥又逼退一步要自杀来救族人。（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祐，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之。——《后汉书》）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最方便用于综合理解邓绥的两副形象了。邓绥小时候很想读书，但是家里人还是不希望女孩子多读书，所以邓绥只能白天做女红晚上读书，用以不违背母亲的意愿。（“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后汉书》）

    邓绥为了不放弃读书，不得不同时担起做女红和读书的两份重担。从这件事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邓绥肯定已经拥有反抗对女性不公正的固有制度的意愿，但是，正因为她生在古代，她反抗的实际行动是有限的，她不得已在一边反抗的同时还要一边做妥协。但邓绥既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还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那就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也是值得称颂的伟大事迹。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在邓绥同时代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性人物——班昭。也许有些人把邓绥当成了班昭的同伙，但实则不然。班昭写《女诫》大概就是为了讽谏邓绥放权，而班昭写《东征赋》比《女诫》晚了大约一年，班昭被迫随子东征的直接原因很可能就是写了《女诫》，因而被邓绥变相的外放。

    为了不放权可以继续做个拥有实权的女君，邓绥甚至杀了一个人：“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后汉书））其实，既然邓绥敢于主动揽权，也早就不可能是一个“乖乖女”、“贤良”皇后了。当然了，邓绥揽权是完全正当的，因为邓绥政绩累累，她掌权时间越是长久，就越是为东汉民众谋取更多的福利。

    综上所述，如果从符合保守倾向的“好”女人、“贤良”皇后的角度，对邓绥作出肯定的评价，其意图仍是保守退步的观念倾向。哪怕非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至少是去体谅邓绥曾经做“乖乖女”、“贤良”皇后的不得已因素。况且，邓绥所有的利女行为是在她丈夫死后才做出的。在古代的大环境下，一个女人的权力人生必须在她老蚣死亡之后。邓绥也是在脱离了妻子、皇后的身份之后，才得以拥有了有利于女人的立场，做到有利于女人的事迹。

    ——南葶苈子于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