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天像一场绚烂的烟火，在我平淡的生活中炸开，留下短暂而耀眼的光芒。离开那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天空湛蓝如洗，阳光刺眼得让人心慌。

    五年后，海滨城市的风带着咸腥味，卷起美雅乌黑的长发。她望着翻涌的灰蓝色海浪，声音被风吹得支离破碎：“陆野，我们……分开吧。”

    “为什么？”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我们……”

    “我们已经做错了事情，不能一错再错。”她打断我，“我有我的生活，你也有你的家庭。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所有人的幸福。”

    她说得对，我知道。但心里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知道她已经做了决定。

    “好。”我艰难地吐出这个字，“就按你说的做。”

    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欣慰，也有不舍。她伸出手，轻轻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交缠，像两个互相取暖的灵魂。

    “谢谢你，小野。”她说。

    “应该是我谢谢你。”我回答，声音有些哽咽。

    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像普通朋友一样，简单地道了别。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一个默契的眼神。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却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而是另一种开始——一种更隐秘、更绝望的开始。离别时她塞给我一个旧打火机，黄铜外壳被磨得发亮：“留着吧，万一想抽烟的时候找不到火。”我知道这是借口，就像我知道她行李箱夹层里永远备着我常喝的那个牌子的咖啡。

    回到家的那个深夜，我在书房抽屉最深处翻出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这五年间积累的“罪证”：十四张不同城市的电影票根、美雅落下的五枚发夹，还有去年我生日时她偷偷放在我包里的银手镯——现在它安静地躺在绒布盒子里，内侧刻着的“LT”缩写似乎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

    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规律地滴答作响。我送女儿去学校一天，她突然说：“爸，你和妈好像从来没吵过架。”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收紧，后视镜里映出艺玲茫然望向窗外的侧脸——她鬓角多了一丝白发。

    去年深秋的一个雨夜，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时，我正在给鱼缸换水，锁屏上跳出美雅的名字，后面跟着一行字：“我在老地方等你，就今晚。”

    老地方是我所在城市那次幽会时的那家温泉酒店。我赶到时，她正坐在大堂角落喝红茶，面前摆着两个茶杯。雾气氤氲中，她抬头看我的眼神像十年前那个网吧通宵后的清晨——带着血丝却亮得惊人。我们没有说话，只是默契地喝完茶，一起走进电梯。

    “我以为我们真的能戒掉。”她在后颈新纹了一朵小小的山茶，花瓣的边缘还泛着红肿。我指尖抚过那片发烫的皮肤时，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

    那三天我们几乎没离开房间。窗帘始终紧闭，遮光布将整个世界隔绝在外。我们像两个溺水者，在彼此的喘息中寻找氧气。她咬我的肩膀，留下月牙形的淤青；我吻她后颈的山茶纹身，那里藏着她动情的开关。

    “像戒瘾，”某个清晨她突然开口，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出她锁骨上的汗珠，“戒的时候痛不欲生，复吸的时候又觉得活着真好。”

    我想起艺玲放在床头抽屉里的安眠药，想起女儿视频时欲言又止的表情，想起公司体检报告上“中度抑郁”四个字。罪恶感像藤蔓，在每次高潮后的空虚中疯狂生长，紧紧缠绕住心脏。可当美雅的手指划过我脊椎时，那些道德枷锁又会瞬间崩断。

    离开酒店那天，她往我公文包塞了包咖啡豆——我戒不掉的瘾。“我们私奔去危地马拉吧，”她笑着说，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我熟悉的疯狂， “听说那里咖啡园美得像天堂。”

    我知道这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就像我知道行李箱里艺玲给我定制的水杯上的那句话，“用一杯子的水，证明一辈子的诺言”。

    上个月整理书房，铁盒里又多了两样东西：美雅落下的松木梳，她送我的银手镯内侧刻着新增的“MY”。最底下压着两张危地马拉的机票订单，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已取消”三个字在机票订单上投下栅栏般阴影。

    此刻我坐在阳台抽烟，打火机在掌心留下烫痕。手机静音震动，是美雅发来的照片：她站在机场免税店，手里拿着两盒咖啡——我最喜欢的牌子。配文只有一个字：“瘾”。烟灰落在手机屏幕上，像一层薄薄的雪。远处传来艺玲切水果的声音，刀碰到瓷盘的脆响，和十年前美雅在图书馆递给我笔记本时的纸张摩擦声，奇妙地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