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死了。
在我老家的方言里，婆婆是妈妈的妈妈。
婆婆在一年前确诊癌症。
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婆婆得癌了。”
我嘴里嚼着辣条——笑辣辣的印度飞饼，一种方片状的脆香辣条。我吃辣条一向不斯文，有一根塞一根，有一片吞一片，不肯先在手中撕扯出容易下咽的模样。
印度飞饼铺满嘴巴，我含含糊糊地说：“哦。”
“嘴巴里含了什么死老鼠。”妈妈骂道。
果然！我瞬间懊悔不已，为什么不先咽下飞饼再开口？明明知道只要我说话时吃东西，就会触发妈妈难听的自动回复。
此刻的后悔不迭没有用处，我只好找别的安慰：幸好气味无法穿透手机。要是被妈妈知道我在吃辣条，她骂人的花样一定会升级。
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那种画面：多大的人了，还要吃辣条！我弄你妈妈的！
“弄你妈妈的”也是我的家乡话，意思颇为粗鄙。
我不晓得妈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话骂我。她弄我的妈妈，就是弄她自己。
妈妈讨厌辣条味，称它散发的香气为“茅坑味”。
这太奇怪了，茅坑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辣条味吧。除非它是给辣条拉屎撒尿建的。问题就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哪一根/条/块/把/片/袋/箱辣条是会拉屎撒尿的。
我没有妈妈的鼻子，所以无法想象一个讨厌辣条气味的人的生命体验。
而婆婆对我吃辣条的态度则一直暧昧不明。她不说讨厌、不说喜欢，只是在我递给她一根辣条时，摇摇头、摆摆手。
诸如此类的差异堆叠起来，所以我是我，妈妈是妈妈，婆婆是婆婆。
隔着电话，我和妈妈就婆婆的情况进行简单讨论。我们的语气格外平静，不知道各自的脸色是否同样平和。
至于婆婆的癌症具体是哪一种，妈妈没讲，我没问。
将重要的问题先搁置，是我和妈妈的默契，将来总有契机继续谈论。
可能是在某次午饭的餐桌上，当我把筷子伸向韭菜炒肉丝，又把它送进嘴里的时候。
我会说，妈，你做菜能不能少放点盐啊。
妈妈说，废话啰嗦的，又没要你做饭。
我说，我又没有吹毛求疵，盐吃多对身体没好处。
妈妈说，行了行了，晓得了。
我说，诶？婆婆得的是什么癌啊？
然后妈妈就会告诉我。
要是妈妈忍不住流泪，眼泪掉进碗里，菜无疑会更咸。
妈妈别哭，我来替你。我还年轻，还能再吃点盐。
婆婆已经九十二岁，能继续活下去当然好，但立刻就死也不算坏。更何况她是我们家族历史中已知最长寿的一位。这给了我很大希望，或许我也会活很久呢。
过去我时常胡想乱想自己能活到什么岁数。我相信养生、定期体检可以延长寿命，同时相信基因起决定性因素——决定我基因的父母们的家庭，看起来不大乐观。
尤其是我妈妈这边。一想到公公死于六十一岁低龄，且不晓得是什么病症，我便时常为之焦虑不已。除了挂在婆婆家的公公的遗像，我没见过活的公公一面。要是他觉得没见过我这位后辈很遗憾，并不客气地把他老人家的独家死因传给我？
好在婆婆的长命给了我一点指望，“妈，你说有没有可能，你是你妈妈生的，但是你的爸爸另有其人呢？”
“滚你妈的蛋，胡说八道，公公还在你手上呢！”妈妈踩在饭桌上，边骂我，边往墙上砸钉子。
不知什么讲究，公公的遗像悬挂在婆婆家饭桌紧靠的那面墙上。只要我们在那张饭桌上吃饭，稍一抬头就能看见公公抿唇微笑。如今婆婆过世，要重新给遗像调整位置，好让他俩一齐笑着看我们吃饭。
为了显出他们是一对，相框首先要一样。公公去世太早，早先年的相框款式找不到卖的地方，不得不额外费上一笔新框子的钱。
一番折腾后，婆婆他俩全部就位。我看着两张老笑脸，由衷地想：办丧事比活着容易不到哪里去。
婆婆曾多次表达她对活着的不满、对死亡的期待。
“我活够了”是婆婆的口头禅。
有时在饭桌上吃饭，某个无规律可循的节点，婆婆会突然来一句“我活够了”，随后搁下她的碗筷。这关头没人敢说话。在我们家里，谁年纪最大，谁资格最老。
在我不懂生死之意时，以为我活够了等于我吃饱了或是我不吃了。
于是我在不想吃饭的时候有样学样，丢下“我也活够了”，旋即跑出门去。
通常那扇门我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妈妈会给我一爪子薅回来，“你翅膀硬了是啊，不想嗌饭，天天嗌零食。有多少钱给你嗌啊。”
“妈，你不要再骂人了！”
“我不骂你，你别花我钱啊倒是！”
我的家乡话实在太难听，平平淡淡的说话已经像是在骂人，要是真骂起人来，就好像要杀人！
“行哦，那你别用方言骂，你用普通话骂我。”我选择退一步。但最后也只有我退了一步。
六轴，谁让她是妈妈呢？
鬓毛容易白，乡音很难改。“妈妈的妈妈叫婆婆”在我的家乡几乎是铁律，在超市门口会唱歌的摇摇车上却是个例外。
有一阵我迷上摇摇车，恨不得把全部的家当投进那台机子。但是妈妈不肯给我钱，她觉得吃辣条都比坐摇摇车值当。但不是说她就愿意让我去吃辣条了，她只是在表达她恨摇摇车到哪一种地步。
从妈妈的钱包里正大光明要硬币来坐车是不可能的，除非偷，偷钱被发现肯定会挨打。我无所谓道德，但晓得痛骂和痛打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痛。我转而打起婆婆的主意。婆婆那个时候七十多岁，身子骨不说有多好，至少给我拿一元硬币的力气是有的。
我一开口：“婆婆，你给我一块钱。”
婆婆不是那种什么都不问就直接掏钱的婆婆，她说：“你要一块钱做什么事啊？”
我没有跟婆婆说谎的必要，于是实话实讲：“我要去坐车。”
“哦哦。”
婆婆听我要去坐车，不继续问，从她手帕包成的钱包里拿出一元给我。
我捏紧那一元硬币，将它两面摸个遍，一面是阿拉伯数字1，一面是菊花。阿拉伯数字1我是认得的，我已经读大班，来年就要念小学，我比一般的小朋友厉害得多。
菊花我看不出来，所以我特地问过婆婆。
“婆婆，这上头印的是什么啊？”
“菊花。”
“菊花是什么花？”
“死人的花。”
我已要到一元钱，摇摇车最后却没坐上。
钱没有被我弄丢。去坐摇摇车的半路，我看见马老头难得架起搅搅糖的摊子。在我的家乡话里，这种糖名说起来像“尿尿糖”，很恶心就是了。
虽然听起来恶心，但一点不耽误我吃它。我把本该投进摇摇车肚子里的硬币投进了马老头收钱的圆铁罐里。马老头的生意不好，装钱的罐子却很大，大到能装下村里所有人手头上的硬币。
我好奇问他：“你为什么不换个小罐子装钱？”
马老头抓着两根小木棍，将糖的尿色搅至发白，回答我：“现在准备大口袋，将来发财的时候才装得下。”
我追问他：“你还没发财吗？你不是把你女儿卖掉了吗？卖掉的钱不多吗？”
我是故意这样问的，我晓得我是小孩子，他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是要当面戳他脸。但我不是为了替他女儿说话，我和他女儿又不认识。我只是想看看大人被小孩子教训会是什么样子。
马老头居然不生气，他咧嘴笑，把糖递给我，说：“不多不多，一个小丫头能值几个钱。儿子才值钱。”
我想把糖摔到地上，但我舍不得一块钱，于是我继续和他对峙：“那你要你老婆去生儿子，生了儿子你再卖掉。”
马老头给尿尿糖盖上锅盖，摇头道：“不卖不卖，生了儿子我就自己留着。”
“你留着干嘛？”
“留着儿子，才有孙子。”
“你要孙子干嘛？”
“有了孙子，才有重孙子。”
“你要重孙子干嘛？”
如果他说要重孙子继承他的尿尿糖摊子，我就决定理解他。尿尿糖摊子确实很重要，而且我真的只看到男人在卖。或许尿尿糖只能由男人来卖，世界不能没有尿尿糖！
“我要重孙子，重孙子才能给我生玄孙子。”
“你要了干嘛，你到时候早就死了！”
大人太厉害了。要是我被人这样说，早就哭得不成声，马老头却能一直和我说笑。他好像是真的开心。
他开心，我不开心。我甚至为他女儿感到难过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晓得这个世界怎么是这样的。
我用一块钱吃到了尿尿糖，同时看到了世界的一角，那是摇摇车不能带来的东西。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我看到的有关世界的一角，在摇摇车唱的歌谣里一样可以得到印证。只是歌谣更隐晦，少人有发现。那些发现的人，有的干脆不敢说，有的害怕自己说出来被认为是小题大做。
我想成为那种敢说话的人，但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我有在准备考试，我的个人信息被录进别人的系统，我有名字，我有家人，我有……
哦！话扯远了！
婆婆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