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打过来?你弟弟那边学校催得急,说你之前答应了要交的,现在一分钱都没到。你是不是在外面谈恋爱谈得昏了头?你读大学是为了什么?是你爸妈供你出来享福的吗?”妈妈的语音继续轰炸过来,洗个澡的功夫都等不了。
语音时间整整三分钟。她听得麻木,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把音量调低到几乎听不见。屏幕上还有之前的一条微信转账记录,是她前两周刚给弟弟交的学费,
可这还不够。
她试图在语音下回复一个“我这周再想办法”,但刚打出五个字,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你弟弟是我生的,你也是我生的!你不能只顾你自己。你现在在广州、在外面,吃穿住谁给你?你现在拿奖学金是靠谁的?还不是靠你爸妈没拖你后腿!你要是不帮这个忙,你弟弟以后怎么读书?他要是走偏了,我看你良心能安得下去吗?”
电话那头的母亲情绪激动,像是在用一种熟练的语言操控她。安安没有出声,只是听着,像听一个陌生人背书。那一刻她忽然有些恍惚,脑中冒出一个荒谬的问题:
“如果Brady知道我家是这样,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
她不是没努力。她是计算机系里为数不多拿满绩点的学生,每学期都在参加科研项目,一边做外包兼职,一边把生活费控制到极限。她早就学会怎么在人前收拾体面,怎么在朋友圈里只发书桌、城市夜景和考研笔记。
她从来不抱怨。她怕一旦抱怨了,就像现在这样,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她不想再开口问Brady借钱。也不想再让他“替她解决”。
她开始意识到,她和Brady之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未来”,而是她的人生从来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有一整座城堡可以选择是否接纳她,而她连一间不透风的出租屋都得靠奖学金和二手衣服凑出来。
她曾经努力想让自己变得“配得上”,可现在她明白了:她一直都在“讨好”,在维持,在一场根本不对等的沉默战争里,试图靠温柔和自律撑起一场对话。
可是现实不会听她解释。母亲不会、弟弟不会,Brady也不会。
安安坐下,把自己的衣服一寸寸叠好,装进干净的防尘袋,放在角落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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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的广州,天气已经有了盛夏的边缘感。阳光透过车窗的隔热膜,落在安安膝上的帆布袋上,光线温吞而明亮。她坐在Brady家的保姆车后排——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LM500,座椅是真皮定制的,脚底是地毯,副驾的位子空着,车里播放着轻柔的爵士乐。
司机是Brady家长期雇佣的专职司机,一路都没多说什么,只是在下车前提醒她:“安小姐,回去路上记得喝点水,今天天热。”
她点头,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车门关上的瞬间,一股奇妙的失重感从胸口划过去。像是刚从一场过于体面的梦里醒来,又被猛地扔回到地面。
广州大学的校道上,槐树叶绿得发亮,风吹起来的时候会有一阵短暂的清凉。她拖着小行李箱走进宿舍楼,没有告诉任何室友她刚从哪儿回来。她也没发朋友圈。那个周末她什么也没记录,只在备忘录里草草写了几句心理状态,像写一份临时的错误报告。
手机在包里震动了一下,是Brady发来的消息:“到学校了吗?”
她看了一眼,没有点开,只是锁了屏。
她最近总是这样——回复越来越慢,从以前的“秒回+小表情”,变成几个小时后才发一句“刚才在图书馆”。她知道Brady能感觉到,但他什么也没说。
上周五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想请她吃晚饭——是在沙面的一家新开的意大利小餐厅,他前一天还发来了菜单截图,说那里的生牛肉配柠檬沙冰是他最近最喜欢的一道。他说话的语气带着轻微的雀跃,不常见的孩子气。
可她回他说:“我这边临时有个组会,赶不掉。你去吧。”
那天晚上她其实没事。她只是点了份外卖,一边做项目草图一边听梁静茹。心里有个声音说,你不能让自己太依赖他。她需要重新找到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一个不必仰视、不必解释、不必被看见的空间。
她甚至把Brady从朋友圈的分组里调成了“仅聊天”,不让他看到她偶尔发的一些学习动态。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故意冷落——只是想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小小逃生舱。
她也在学校招聘系统上又投了一份新的兼职岗位,是一家外包公司的前端开发兼职,每小时薪资不高,但灵活自由。
她不是不喜欢他。正因为喜欢,所以才觉得这一切太危险。
喜欢很值钱吗?她问自己。光靠着喜欢,两个人爱来爱去的,就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吗?
她接着追问自己,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她的头闷闷的,钝钝的好像马上就想明白了,但是看不见的墙始终隔在那里。
她想得到更多,她想快一点让自己过得更好,摆脱困境。Brady无疑是一根抓得住的稻草,不管稻草结不结实,浮上水面大口呼吸才是要紧。更何况,只呼吸一口气根本不够。她要更多。
她要逃离自己的困境。
接着闯下去,她想,我想要更多。
她像走在一条太窄的栈桥上,每走一步都能看见桥下自己的影子——模糊、悬空、像水面倒映的另一个自己。
Brady是从一个细节里察觉出异样的。
周三上午,他开完客户会,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想发个笑话截图给她——一个关于程序员熬夜和Bug互相复活的梗,按理说,安安会秒懂,然后配一个“我本人.jpg”的表情包。
但他发出去之后,整整两个小时,没有动静。
他点进对话框,看见那条“我在图书馆,等会儿回你”的灰字还停留在昨天晚上。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无论她多忙,只要他发一句“你睡了吗”,她总会回:“你先说,我听着。”
他试着给她打了个电话。
响了七声,转入语音信箱。他没留言,只是静静地盯着手机屏幕发了会儿呆。
直到下午,安安终于回了一句:“今天有测试,晚上再说。”
没有emoji,也没有语气词。他握着手机的手指轻轻一颤——她连“晚点说哈”“考完来找你”这样的小安慰都没有留下。
他试着劝自己:也许她真的很累,也许是自己太敏感。
可到了晚上十点半,他发了句“考完了没,要不要周末见个面”,等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都没有等来回复。
他等着,等她解释、否认、哪怕只是回一个“没有”,他都会觉得安心一点。
可安安并没有回。她那一夜彻夜未眠,盯着那条消息反复看了很多遍,指尖在屏幕上犹豫着划了又划,最后还是关了灯,把手机扣在枕边。
她说不出“没错”,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他的问题。
她只是,真的累了。
累于解释,累于被对照,累于一次又一次抬头看见那个遥远得像小说里的未来。而她,始终没有入场券。
不是他不好。是这段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场对等的相遇。
而她,还不够勇敢,也还没准备好,去赌一次被接住的可能性。
于是,她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在危险的未知的边缘试探一下,Brady会不会跟上来,追上来。
就小小的不回,也没事吧。
约见的消息是Brady发来的:“周五傍晚我在你学校附近,方便见一面吗?”
安安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回复:“可以。”
她没约在宿舍楼下,而是选了校外的那家她熟悉的小咖啡馆。那里人不多,靠窗的位置有一盏昏黄的吊灯和两把藤椅,不会太显眼。
她到得早,点了一杯柠檬红茶,没加糖。窗外是黄昏下的林荫道,骑车路过的学生带起一阵一阵风。
Brady推门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干净的浅灰tee,手上还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活动邀请函,是他家投资的那个艺术展的VIP preview门票。
“你一直想去这家的展,”他说,“我让人留了两张票,是这个周末。”
安安抬起头,愣了一秒,接过来:“谢谢。”
她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低头,把票收进了包里。
Brady坐下来,盯着她的眼睛问:“你最近在躲我吗?”
空气沉了一秒。
安安没有马上说话,她把咖啡杯在桌上轻轻转了一圈,然后才抬头:“我……最近有点忙。项目很赶,实验室也在排新的排期。”
“是忙,”Brady说,“但你以前再忙,也不会把我屏蔽。”
安安顿了顿,低声道:“对不起。”
她的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划过桌面。不是认错,只是没法解释。
Brady握着杯子,手指在轻微地收紧。他低头想了想,说: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不怪你。我只是希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突然收起来,把我关在外面。”
她看着他,心里一阵泛酸。她知道他不是故意逼她的,他甚至比她还小心翼翼,只是想确认她还在他能触碰的范围之内。
可她就是开不了口。
她想说,你不懂。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是我真的撑不住了。我每天都像在爬坡,连喘口气都要小心声音别太大,怕惊动了谁。
她也想问一句:Brady,如果我一直都只是你生命里的“例外”,你愿意为一个例外改变世界结构吗?
但她没问。
她只是轻声说:“你很好,Brady。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继续。”
“我知道你忙。”她看着他,“所以我才更觉得,我们不该继续让你为难。”
这句话就像一颗沉稳又无力的子弹,打在两人之间,崩不出声,却把他们之间的空气一点点抽空了。
Brady低头笑了一下,很短,像是在自嘲。
桌上的咖啡已经冷了。两人之间只剩下玻璃窗外的晚风,以及杯子边缘结的一圈淡淡水汽。
“那不去了。我这个周末会在北京,过几天再联系你。”
说完他转身离开,背影被窗外的光拉得很长。门合上的瞬间,风灌了进来,吹动了安安扎马尾的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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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咖啡馆分别之后,安安以为两人会就此沉默一阵。
可现实并没给她多少时间去“好好分开”。
母亲的语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她手机上,有时是一连串逼问,有时是故作心平气和的冷嘲:“我们家就你一个大学生,你要是自己活得好,弟弟也能少走点弯路”;还有时候是父亲借酒打来的电话,说话东一句西一句,但话里话外全是敲打:“家里没什么本事供你去城市混日子,记得你弟才是男孩子,早晚要顶门的。”
而弟弟则更加肆无忌惮。
“姐你再不给我打钱我就去找妈要你在广州的地址。”
“你那条裙子二手市场能卖几千几万吧?我朋友说挂上架最快明天到账。”
“你有本事跟那个富二代谈恋爱,就别装没钱了。”
这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她脑海里,每天都在漏风的地方来回蹭出血丝。她把能卖的都挂了二奢平台——那条芝加哥的Gucci裙子早就卖了、一只Brady送的CELINE钱包、甚至在香港生日宴后买的一对从未戴过的Boucheron耳钉。每一笔成交都像是切自己一点体面出去,来换一个勉强不让家里逼疯的明天。
她咬着牙撑了几天,到又一个周四的时候,银行卡里自己的花用只剩下六百八十四块。
那天晚上她没吃晚饭,只泡了一杯黑咖啡,头晕得像在水里悬着。她终于拨通了Brady的电话。
电话那头响了两声,他就接了。
他没有说“喂”,只是轻声问了一句:“你终于肯打来了?”
安安忽然鼻尖发酸,却还是故作平静地说:“你在忙吗?我有点事……”
Brady没有多问,只说:“明天我来接你。”
那一刻,安安松了一口气,却也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她知道,她重新打开了那道已经合上的门。
第二天傍晚,Brady果然如约来接她。天还没黑,她拿着包从宿舍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轻声在电话里应着:“我已经下楼了,你在西门对吧?我这边很快。”
身后传来宿舍门“吱呀”一声,小戴正从阳台晾衣服回来,看见她在讲电话,眨了眨眼。
“安安?”
安安回头,有些慌张地赶紧把手机收进口袋。
方晴子抱着笔记本从上铺跳下来,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带着复习期特有的倦意和躁气:“你弟又骚扰你啦?你别憋着,下次在宿舍说,没事,我们帮你一起骂他。”
话说完,小戴附和了一句:“真的,我们都有家里极品亲戚,不丢脸的。”
那一刻,空气里一阵短暂的安静。
而她没注意到的是,Brady的电话还没挂。
他在那头听得一清二楚,原本正靠在车窗边等她的心思顿时一紧,像是瞬间被拉回现实。
她走到车边,拉开副驾门时,Brady已经盯着她看,眼神有点冷,隐隐透着怀疑。
“你刚刚同学说的话什么意思?”
安安愣了一下,没料到他听见了,干脆低头扣安全带:“没什么,就是我弟最近比较烦。”
Brady没有说话,只是启动了引擎,直到车缓缓驶出校门口,他才又开口:
“你弟怎么烦?”
“……就是要钱。”安安声音轻得像是怕风听见,“他们以为我在广州过得很好,一直觉得我不该‘只管自己’。”
“他们?”
“我妈。我爸不管事的。”
Brady转头看她一眼,眼神变得很深:“所以,你才突然开始疏远我?”
安安没吭声。她的手紧紧抓着包带,指关节泛白。
“你卖东西,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我送你却没见你用过。”
他顿了顿,语气开始变得更低沉:“那条裙子,我送你的其他包,还有钱包,是不是都卖了?”
她没有回答,车里一片沉默,只有冷气轻微的嗡鸣。
半晌,她点了点头:“我没别的办法。”
那一瞬间,她预想中的是他的沉默、可能的责备,或者试图假装体谅的安慰。
可Brady却轻轻一笑。
他笑得不大声,但她听得出——那不是嘲笑,而是一种微妙的释然,一种“终于知道你离不开我”的笃定。
“你该早点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怕你真的不需要我。”
这句话像是钢丝缠住她的喉咙,安安低头没出声,只觉得心口像落了一个硌人的沙砾,说不清是如释重负,还是沉重。
Brady转过头来,语气比之前温和:“以后这种事,直接跟我说。我不会让你再受那种委屈。”
他握住了她的手,不轻不重,掌心温热。安安一时没抽回。
她不是没察觉,他眼里的某种“确认”。那种带着一丝掌控感的安心。
但此刻的她太累了,已经没力气抗拒。她只是靠着座椅,闭上眼,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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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y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爱不是对等的。资源才是。
安安很容易看透。她太用力,太节制,太自尊,太怕别人看出她的不安——而这些,他一眼就能识破。他曾经确实动过心,但他更清楚自己需要的不是爱情,是顺从、是安全感、是一个愿意无条件依靠他的“例外”。
不是平等的“另一半”,而是只剩下退路的、知趣的依附者。
那晚她终于主动打来电话,他不需要她解释。他知道,她终于开始低头了。
她的家庭就是她的软肋。他早就看出来了:那个一口一个“要供弟弟读书”的母亲,那些压榨她耐性的语音、那个伸手要钱的弟弟,还有她明明过得捉襟见肘,却从不肯跟任何人开口的死撑——这全部,都是她身上最容易攻破的缝隙。
而现在,他成功了。
她不再拒绝他安排的项目,也不再假装自己“能扛得住”。她把裙子卖了,把钱包处理掉,还在朋友面前强撑尊严——这些他都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却一言不发。
她越是感激,就越没办法离开。他越体贴,她就越清楚自己有多“亏欠”。
而这种“亏欠感”,比爱情可靠得多。
Brady从小就受家里训练得太好。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出手。他看惯了父亲在谈判桌上两分钟搞定一个九位数的并购,也见多了祖母如何用几顿饭局就换来地段物业的优先权。
他从来不相信单靠“喜欢”能维持什么。
她是聪明的。但聪明人一旦没退路,比傻子还听话。
他现在会更用力地“对她好”,但绝不会把界限模糊。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等她彻底习惯这个节奏——他将开始引导她出现在更多家族场合,帮她“包装”、让她“体面”,但不是为了抬她一程,而是为了提醒她:
你所有的得体、底气、尊严,都是我给的。
他不急。他太清楚节奏。一点点铺开,一点点让她沉入。他甚至会给她“反抗”的空间——因为他知道,反抗越挣扎,回头才越甘心。
她以为自己还在挣扎,其实她已经坐上了他的棋盘。
她现在不敢再赌。他赌得起。
而这,就是差距。
Brady坐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边,盯着手机上她发来的那句“我今天在图书馆,晚点联系你”,微微一笑。
她开始报备了,代表她已经潜意识认定了她“有义务”对他透明。
很好,进展正如预期。
他把手机放下,拨通了助理的内线电话:“上次那个太古坊的新媒体工作室,问问他们是不是还招人,适合学生那种短期项目的。安排一个给她。”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懒洋洋地加了句:
“工资高一点,她缺钱。”
这种拉扯钓鱼的模式,有亿点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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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了一眼HR发来的合同,安安看着镜子发呆。安安木愣愣地坐在宿舍的角落,夜色已经彻底吞噬了她的世界。空洞的大眼睛显示她的思绪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桌上的台灯打着柔和的光,倒影在镜子里,映出她的脸庞——那张在别人眼中总是清冷又俏丽的面孔。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眼神空洞,像是漂浮在现实和幻想之间。
曾几何时,她在过去和这片校园里闪耀着光芒,像是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使命。
她是那种总能在课堂上拿到最高分的学生,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同学们口中的“学霸”。聚光灯是她可以争取到的荣誉徽章。
她用勤奋和聪明不断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感受着他们对她的认同与肯定。那时的安安,觉得自己是可以被这个世界接纳的。
她的努力总能换来笑脸和称赞,而这些外界的善意,如同氧气,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她出生在一个较为贫困的家庭,或者说,有限的资源在家里不为她温柔一丝一毫。
父母的期望和生活压力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她的母亲以经济支持为“交换条件”,她没有得到过母亲真正的理解与支持,尤其是情感上的认可。在安安的世界里,母亲给她的关爱总是带着一丝交易性质:“你为家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才会给你一些温暖。” 这种交易让安安对母亲的情感依赖和期望产生了扭曲,她深知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却从未能感受到自己作为女儿和成长中的人的价值。
安安心底那份深藏的怨恨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舒解,她不敢反抗,不敢质疑母亲的“交换”,因为她深知自己身处一个传统的家庭观念中,那种“女儿该为家庭做贡献”的思想牢牢束缚着她。她没有选择的余地,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她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做“好女儿”,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必须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这种压力像无形的枷锁一样,束缚住了她的成长。
向内求而不得,那就向外——逃跑吧,去外部寻求被承认被认可的感觉。
安安的高中生活,在她看来,仿佛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每一个细节,她都小心翼翼地演绎着,试图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角色。她从未觉得自己有多特别,甚至有些时候,她会怀疑那些夸奖她的人是否真正看见了她的真实。她知道自己并不是天生聪慧,也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一切的幸运儿。她的所有优越感,都是建立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的努力之上的。
每一次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或者是拿到一张满分的试卷,她的心里并没有那种“我就是天才”的骄傲,而是无尽的疲惫和焦虑。她知道这一切背后,隐藏的是她无数个孤独的夜晚,那些为了准备考试而彻夜不眠的日子,是她的“成功”背后无声的代价。
安安的聪明,似乎总是与努力成正比。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学习,每一滴汗水都在她心中化作了她的骄傲。然而,这个骄傲,并不总是让她感到轻松和愉快。她渐渐发现,自己过于倚重外界对“好学生”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这些评价,却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反而让她时常感到一阵阵空虚。她轻轻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全是那些混乱的思绪。她一直很聪明,一直知道如何在课堂上发光发热,如何拿到第一,如何让老师和同学喜欢自己。那是她的自信,是她的优越感。她像是一个精致的小木偶,努力维持着完美的姿态,却不敢让自己崩塌。
她以为自己被大家所喜爱,尤其是那些老师和同学对她的赞美,她将它们视作自己存在的证明。她是班里的优等生,成绩好,性格温和,似乎总能做得完美无缺。可是,在这层光鲜的表面下,安安却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她开始怀疑,这些外在的认可是否只是她精心包装的幻象,是否只是她想要让自己感到安心的自我安慰。
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她的“努力”,她所付出的无数心血,正如那道无法看到尽头的黑夜,每一秒都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只有做到最好,才能不被别人遗忘,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她应得的地方。可是,越是努力,越是让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无法填满的空洞。她无法停下那种无休止的追求完美的脚步,因为每当她稍微松懈,内心的空虚和不安便会如潮水般涌上来。
高中的时候,安安曾经一度是同学们眼中的“榜样”,她觉得她就应该有这些,她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聪明”和“努力”来换取她那一点点微薄的认可。
只是这一点欢愉,也要被剥夺么?
然而,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如同一个冷静、理智的优等生,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她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万一她不能考第一,万一她没有办法维持这份完美的形象,她会变得怎样?那个时候,谁会再看她一眼?谁会再对她微笑?她的存在感,会不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恐惧从未真正消失过,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它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是她对于世界的一种深刻怀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只有做到最好,才能得到一切。她不断地加压自己,让自己永远保持在“最好”的状态中,哪怕这背后,是无尽的焦虑和疲惫。
然而,大一的生活却像一股猛烈的风,狠狠地吹乱了安安一直以为稳固的生活轨迹。在这里,成绩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学习不再是她独自能掌控的世界。
她感到无助、迷茫,仿佛所有的“聪明”与“努力”都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变得不再有用。她开始感到自己像一个在大海中漂泊的孤船,无法找到方向,无法停靠。
那种对“受欢迎”的渴望,也开始在她的心中变得愈加强烈。她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继续像过去一样,被人欣赏,被人认可。她依然以成绩和容貌焦虑为准绳,仍然把自己与他人的差距看作是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可是,安安逐渐意识到,成绩并不一定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她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满足这些外部的期许,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中。
高中的安安,曾经是那个凭借努力和“小聪明”在表面上维持着优越感的女孩,而刚上大学的她,开始慢慢地意识到,这种自我安慰并不足以支撑她走得更远。她所依赖的,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标签,而她真正渴望的,是一份真正的认同。
可是现在,一切变得不同了。更加不同了。她惊恐的意识到失控了。
更加不同。她习惯的秩序被颠覆。她在走向未知——她对外部更大的世界一无所知。
她或许很美,这是她曾经最为自豪的一点。
每次站在镜子前,她能感受到那份美丽带给她的力量。它让她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能迅速吸引目光,成了别人眼中的焦点。她曾经知道如何自矜身价,用这种美丽来维持自己在他人心中的特殊位置。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目光,都像是她精心搭建的自尊心的支柱。
但是,面对Brady的冷静与不足够的惊艳珍惜,面对他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生活方式,她的这些优势和自信似乎瞬间变得支离破碎。Brady的眼中没有那些浮华的光环,他不在乎她的外表,也不需要她在学业上的成就。
他看待她的眼神,有的时候就像看待一个局外人,平庸的、可替代的人,每一次与他相处,她都能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她想要更多。
承认我,珍视我,可以吗?安安在他的眼睛里找着。
她想要融入Brady的世界,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在那种充满奢华和精致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想要让自己不再像一个外人那样局促不安。但每一次她去尝试,都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无法触及那个世界的局外人。她不懂如何优雅地去享受那一切,也不懂如何在那些高端的场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Brady总是以一种看似关切却又疏离的语气,讲解他所认为的“高级”和“精致”,而她只觉得那是一种她永远无法攀附的高度。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让她感觉自己变得渺小,仿佛一直自诩的聪明与努力在那一刻变得微不足道。Brady的世界,太远,太不属于她。每次她站在那个世界里,都会觉得自己像个不合群的外人。
她试图用自己那点“小聪明”去融入,但却觉得那一切都是那么的徒劳,甚至带着些许的讽刺。
她常常想,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努力?为了得到这些认可?为了获得外界的好感?曾经的她,认为这些就是她存在的意义。而如今,这一切被Brady无意间的教诲与无声的冷落击得粉碎。她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会在现实面前变得这么不堪一击。
安安的心里,开始滋生出一种深深的焦虑。她很清楚,自己在Brady的世界里不配,只是一个被摆放在角落的装饰品。她从未感到过如此强烈的差距,那种自信仿佛在Brady的眼神中烟消云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那些她曾经理所当然地拥有的东西——她的聪明,她的美丽,她的优越感——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占领被偏爱的道德制高点。这些在她的家乡和课堂上曾是她自我认同的基础,然而在Brady的世界中,这一切都那么的徒劳的、有气无力的,渺小。
这种差距,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她开始向内攻击自己,将所有的不安与愤怒转化为对自己的否定。她不敢再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敢面对那种空虚的现实。她渴望得到Brady的认同,但又对他的世界感到深深的不适和排斥。她试图通过反击和争吵来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尊严,但每次过后,留下的只有更深的自卑和无法抚平的伤口。安安心里清楚,按理说她的付出总是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但每次面对
Brady随手的善意和不经意对她而言都是滔天巨浪--带她进入那个世界时,她的内心却不断产生冲突和不安。
她一方面想要追求那个光鲜的未来,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自己永远不配,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她的敏感和自卑,逐渐将她从一个曾经自信满满的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不断寻找自我价值的迷茫者。
她在内心的角落里变得越来越愤怒,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这些情绪。她想要挣脱那个被期待的角色,想要摆脱所有外界给予她的标签和束缚,然而,她又害怕失去那些曾经支撑她自尊的东西。她开始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之中,既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同,又无法摆脱内心的自卑与怀疑。
以及——不断的如暴雨倾斜而下的压力。生存的压力,这是她也要焦虑的事。
有时候她在想,自己到底是谁?
家人从未真正理解她的疲惫与挣扎,所有的付出都仿佛是理所当然的。
她从未被温柔对待过,那种不被认同的痛苦,是她长期以来一直压在心底的沉默。
可是,这样的她,为什么总是在Brady面前感到那么不堪?为什么她的努力似乎永远不够,为什么她永远在他的世界里,显得那么不配?
安安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始终没有让它落下。她清楚自己无法让自己看起来那么软弱。她告诉自己,“你不能放任自己跌倒,不能让自己继续迷失。” 可是内心的焦虑与困惑,总是在无时无刻地撕扯她的理智。她开始不再理解自己,也开始怀疑她是否真能从这个世界中得到属于她的东西。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不够?”
她知道自己不该依赖外界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但她就是无法放下那种自尊的枷锁。她需要那些认可,哪怕它们是虚伪的,是表面的,但在这种焦虑和不安中,她仍然渴望着。
雨季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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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下旬。
广州开始浮出夏的边缘,阳光浓烈,空气湿得像水磨过的布料。安安的课业进入尾声,毕设还未收尾,实习计划未定,生活却仿佛已由别人替她安排好路线。
Brady像是从未真正“离开过她的生活”,一如既往精准地出现在她每个需要做决定的节点。他把“青海调研”的初稿计划推进得有条不紊,连下一轮采访提纲都已拟好,只等她点头通过。
“你周末有没有空?我约了西关民俗馆的曾馆长,顺便也谈了一下和青海循化那边文旅局的线上访谈安排。”
他语气平稳,眼神却盯着她,看得出是在等她拒绝,或至少迟疑。
可安安只是低头翻着日历,停顿了两秒,点了点头:“周日下午可以。”
Brady满意地嗯了一声,没再追问。
这些日子以来,她变得“配合”得多。他给她发民族志参考书,她认真做了批注;他建议以“撒拉族口传历史与空间想象”为小主题延伸,她也认同;连访谈录音文本,她也帮着一条条整理了。
但他知道,这份“顺从”并不来自热情,而更像是她被压低后的某种理性自救。
她需要这份调研计划——无论是为了将来的申请、还是为了给自己“有在努力生活”的借口。
而他也正好,需要她在这份项目里,以合作者的名义出现。
她是少数能从结构里真正进入“文化脉络”的人,她懂撒拉语系,也能理解迁徙与信仰之间的隐秘连接。她和那片土地之间有原生的情感,而他则需要这样的“接口”——一个既足够土,又能被包装得进学院系统的接口。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撒拉族女性的身体规训、织物符号和空间记忆做成一个子模块。”
Brady说这句话时语速很慢,像在和一场庙会对话。
安安看了他一眼,神情有些复杂:“你觉得这个话题,适合在我们这种身份下去碰吗?”
Brady没有立刻回应。他知道她的意思——他们一个是港大精英,一个是广州大学本科生,手里捏着资本与平台,做的是“边疆女性”的研究。这本身就带着结构性的问题。
可他也知道,正是因为这层问题,他们才能站在今天的位置——拿资源、写报告、发文章、递交申请书,甚至将来做出展示、出现在展厅灯光下。
“所以我们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局外人。”
他很平静地说:“但我们可以不轻浮。”
安安沉默了一下,还是点头。
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像一道拼合得并不牢固的折叠门——不时缝隙大开,不时又被风吹得咔哒合拢。
那天下午,他们去了位于越秀的一个小型非遗体验馆。馆里正举办一个关于西北多民族纹样符号的展览,有几个文献研究员和中山大学的硕博学生也在场。
Brady一如既往地主持大局,与策展人寒暄、与研究员交谈,语速稳定、话术得体。他甚至替安安引荐了一位民族志摄影师,说将来可以推荐她做田野助手。
安安站在一组“信仰与迁徙”展板前,看着上头写着“撒拉族民居屋顶与天命象征关系”的小标题,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她不是不知道Brady需要她。
但她也越来越意识到:他需要的,不是那个自我挣扎的、努力上升的她,而是一个“被他拽住的她”。
而她,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午后的图书馆总是半明半暗,风吹进窗缝,掀起书页的声音和键盘敲击,织成一种逼仄的安静。
安安埋在电脑后面,眼神紧紧盯着屏幕上的那份《撒拉族女性刺绣图腾与日常语汇研究》访谈原稿。
这一周她几乎没睡过整夜。白天要赶期末项目的交付——机器学习的建模作业、编译原理的论文报告、还要备一门她至今没怎么听课的考试。晚上则要抽空整理调研材料,帮Brady校对二手资料里关于青海文献的批注,最耗神的是还要逐条对照他们实地访谈的录音和文本。
“你这里的‘纳哈’音有点问题,应该是‘na-ha’,不连读的。”
她一边按暂停键,一边用红笔在稿纸上标记。
“‘妇人织线’那个说法,也不太地道,‘割线’才是他们本地习惯用的术语。”
她是在听第三十七段录音。这是她回放第五次了。
眼睛已经有些酸胀,可她不敢敷衍。
这是她的故乡,尽管她知道自己早就从那片土地里抽离了,可在这些田野数据面前,她就是不愿意出错。不能在别人眼里代表“边缘性”的时候,再把这份边缘做得潦草。
她太清楚,这些资料不仅是调研的一部分,也是她仅剩不多的、可以向自己证明“还有价值”的凭证。
她喝了一口冰美式,苦得像没煮开的药。
另一边,Brady发来一串文档,是他整理的调研进度更新表,附带联系人网络、项目预算、时间安排,还有未来准备申报联合课题的小计划。
他效率一如既往地高,操作得体,邮件干净,格式工整。可越是这样,她越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因为他处理这些——不需要沉下心听三十七遍访谈,也不需要理解那些语义缝隙里微妙的文化错位。
他只是——安排、梳理、占据、推进。
“你核一核上次循化县志里关于婚俗礼仪的那条数据,似乎有误。”
Brady在微信上又发来一句。
安安立刻打开文档,翻回那页。她记得,那段是她录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撒拉族妇女回忆自己当年过门的细节。
“有误的是年份?还是仪式流程?”
Brady回了个语音:“流程。按她说法,嫁到汉家是不贴门联的。但我查到有些地方是贴的。”
安安皱了皱眉,又点开那段音频,一帧帧确认:“那是语境问题。她说的‘汉家’不是汉族,而是汉化过的撒拉家庭,指的是迁出山外的那支系。”
Brady隔了几秒:“好,我明白了。你写个脚注注释吧。”
她点点头,在表格右边敲下一行小字。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半,图书馆开始清场。
她背着电脑走回宿舍,路过教二楼前的空地时,听见学生会在搭舞台。灯光映在她脸上,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背景值”的人,在所有热闹中安安静静行走,没人知道她有多疲惫。
回到宿舍,她还要再改一份关于“青海地区妇女世代工艺传承”的数据摘要。这是Brady明天要交给一个合作方——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的预审简报材料。
她没有理由说“不”。
她已经习惯了身兼数职的生活:学生、研究者、数据清洗员、字幕翻译者,有时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情绪安抚者、无声合作者,偶尔,也像个被临时借用的“代表性”。
她知道自己只是那份调研项目里一行小字:“青海民族青年合作者”。可她也知道,如果她不认真做,这些数据、这些访谈、这些故事,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场看起来体面却失真的书写。
而她不能允许。
因为——这是她仅剩的坚持。甚至可能是最后一份,不需要向谁低头的执念。这份对自身文化的翻译和剖白,藏着她的个人身份认同,在宏大叙事中自身的一点存在的意义。
Brady坐在自家书房里,面前的屏幕上是刚同步过来的项目云端文件。他原本只是例行检查下一阶段田调安排,结果点开文件时,却意外发现最新上传时间是凌晨零点五十二分,上传者——安安。
他稍微皱了下眉,点开那个名为《撒拉婚嫁访谈文本V6》的PDF。文档已近三万字,每段访谈都有对应时间戳和语义标注,最底部,她贴了四条脚注,分别纠正了此前他们误读的一些词义。
他盯着那四条脚注看了许久。
她是一个如此“事儿多”的人。他清楚这一点。从最初做项目时,她就对每一个术语、每一段语序、每一句地名拼音的写法都锱铢必较,哪怕只是作为“执行者”,她也从不让自己轻易交差。
说实话,有时候她的较真让他感到一点点烦。
可此刻,这份烦却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安心。
她在努力。
他端起茶杯,眼神微垂,唇角勾出一条轻微却意味深长的弧度。
他知道她最近不太好过——白天还要上课、写毕业论文、在实验室补录数据,晚上又帮他们团队核对民族学访谈记录,外加还偷偷做了一份短期远程兼职。他什么都没说,只偶尔在她说“累了”的时候,点一份甜品送去她宿舍楼下,然后不出面,只发个短信:“门口收一下。”
他不需要她感谢。他只是默默提醒她:你现在所有能撑下去的部分,多少都和我有关。
他是心疼她的。
真的。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心疼,是建立在他不需要像她那样辛苦的前提下。是一种站在安全地带的人,对暴风雨里挣扎者的“俯身观察”。
他没有出言劝她休息。因为他知道,她越是努力把这份项目做得漂亮,越会希望他满意——越会希望这段合作值得,越会无意中把自己绑得更紧。
而那正是他想要的。
不是故意让她累,而是让她无暇怀疑自己是不是该离开。
他轻轻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的最后一页PDF,停顿了几秒,随手把那份文件转发给他们顾问团队的助理,并加了一句备注:
“请整理成专业格式排版,准备送审。这一稿不错。”
他没有署她的名字。他想等等,看她什么时候开口要。
如果她要,他会给她。署她的名字、给她学术曝光、甚至在介绍中把她写成“项目联合负责人”。
但如果她不说——
那他也不会主动提。
他不是小气的人。他只是太清楚,在现实里,主动开口的人,就先失了一步。
而安安,一直在用沉默,换取他对她的认同。换得越久,就越怕失去。
所以他不急。
他要的不是一个合作者,而是一个逐渐离不开他的存在。
他将茶杯轻轻放下,关掉电脑屏幕。城市的夜灯还亮着,远处江景沉在朦胧雾气里。
他想到她此刻大概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或者还没睡,裹着毛毯缩在宿舍下铺的角落,关着灯,背对着外面,怀里抱着电脑,撑着最后一点意志。
他忽然很想走过去,轻轻拉过她,说:“别做了,休息吧。”
可他知道,他更享受她不休息的样子。
那样,她才会越来越像他想要的样子——安静、努力、不吵不闹,偶尔委屈一下,再乖乖回来。
这世上从来没有公平。
只有谁手上有余力,谁就掌握了时间和主动。
深夜,宿舍里只剩下空调轻轻嗡鸣。安安躺在床上,眼皮沉重,却难以入眠。
梦里,她回到了青海那片荒凉而熟悉的土地。
一阵冷风掠过草原,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她奔跑着,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身旁是远处起伏的黄土高坡和一条蜿蜒的小河。天边,夕阳洒下最后一抹金色,照亮她的脸庞。
可脚步越来越沉重,风也变得刺骨。她拼命想跑,却像被什么无形的绳索拉扯着,无法逃离那个村庄,那个压抑的家。母亲的声音在耳边喃喃:“钱……弟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撑得住?”
身后的村庄渐渐模糊,变成了冰冷的高墙,困住了她的呼吸。
她想喊,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落在干裂的土地上,却无处安放。
突然,梦境崩溃,她猛地从床上坐起,胸口剧烈起伏,眼角的泪水已经浸湿了枕头。
黑暗中,她紧紧抱着被子,喉咙哽咽却无声。
她知道,梦里的挣扎未曾远去,现实的压力依然沉重。
她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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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穿过繁茂的槐树叶隙,斑驳地洒落在石阶和青砖铺就的小径上。四月的风带着咸咸的海味,也夹杂着书卷的墨香与旧时光的沉淀。
Brady踩着轻快的步伐,走在通往社会学系办公楼的路上。他身穿深蓝色西装,领带随意地松开一颗扣子,袖口恰到好处地露出手表。他一边低头看着手机里的行程,一边微微扬起嘴角,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一切。
安安跟在他身后,穿着简约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肩背一个Brady送的Goyard双肩包,脸上难掩些许紧张。她试图调整呼吸,让自己看起来更自然些,却依然能感受到心跳不安地敲击胸膛。
这是她第一次正式踏入港大社会学系的领地,也是她和Brady“合作”的重要转折点。
走进社会学系那座有着红砖拱门和古铜门把手的老楼,空气中弥漫着岁月的厚重与知识的庄严。Brady熟练地按响门铃,不一会儿,门缓缓打开。
门后站着一位中年男子,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白发中夹杂着黑色,眉宇间有种学者的沉静和温和。
“Brady,好久不见了。”教授笑着伸出手,声音温柔而有力,“这就是你说的合作伙伴吧?”
Brady点头,介绍道:“这是安安,她是广州大学的学生,也是我们民族学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安安微微鞠躬,声音低而稳:“教授您好,很荣幸见到您。”
教授看着她,眼神透着审视与认可:“很好,很好,你们年轻人有这份心,社会学界正需要实地调研和扎实的数据。进来吧,我们找个地方坐。”
三人穿过弯曲的走廊,来到一间带有落地窗的办公室。窗外是港大红砖墙与翠绿草坪交织的风景,阳光明媚得让人暂时忘却城市的喧嚣。
教授坐下,示意他们也落座。桌上摆着几本厚重的社会学期刊和一叠研究提案文档。
“Brady,你提过想跟我合办几个项目,谈谈你的想法吧。”教授开门见山。
Brady略一整理思绪,开始陈述:“教授,考虑到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学研究的空白,我们拟定了三项研究计划,分别聚焦于‘撒拉族女性身体规训与传统刺绣的社会意义’、‘民族迁徙与空间想象’以及‘宗教信仰对撒拉族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三份计划都是基于我们几个月田野调查的初步成果,同时结合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旨在打破传统书面研究的局限,更多关注个体体验和生活细节。”
安安补充道:“教授,我们试图用社会学和民族学交叉的方法,从文化符号到权力结构,深入挖掘撒拉族群体内在的社会机制和认同感,同时也反思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教授点头,拿起其中一份研究计划仔细阅读,时而低声念出重点:“‘女性身体规训’……‘刺绣符号’……‘空间想象’……这是很有价值的视角,但是太大太散了。你们年轻人定主题总是喜欢找太大的点写,不好着力。尤其是你们强调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口述历史,这确实是当前民族学研究中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Brady,你们打算如何分工,署名上如何安排?”教授关切地问。
Brady答道:“教授,安安在项目中参与了大量实地调研,负责访谈整理和数据核对。作为广州大学的学生,她掌握了许多地方语言和文化背景。她的贡献不可忽视。”
安安脸微微泛红,轻声补充:“教授,虽然我还只是学生,但我在项目中的工作非常具体和深入,我希望能得到应有的署名和学术认可。”
Brady笑了一下。没有意外。
教授微笑,语气坚定:“这是学术的基本原则。只要贡献达到标准,署名是必须的。”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年轻人,合作不仅是署名,更多的是责任和持续的学术积累。三份研究的合作,需要你们长期跟进和发表成果,不能只是一次性的田野报告。”
Brady表示赞同:“教授,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规划,计划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支持,逐步发表系列论文和专题书籍。”
教授满意地点点头:“很好。这次合作若能顺利,不仅能推动少数民族研究,也会提升你们的学术影响力。”
接着,教授提出了细节性问题:“比如‘身体规训’的研究,你们是否考虑加入性别研究和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如何规避‘文化浪漫化’的陷阱?”
安安认真回应:“是的,教授。我们特意借鉴了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理论,同时结合地方女性的口述,尽量让文本呈现多元声音,避免单一刻板印象。”
Brady补充:“我们还想借助动画建模展示,结合刺绣图案的视觉解读和社会互动,力求立体呈现。”
教授赞赏地笑了:“你们准备得很充分。”
他接着拿出一张项目时间表,和两人一起逐条确认具体调研时间节点、初稿提交日期,以及后续期刊发表的计划。
三人讨论得很投入,气氛从一开始的拘谨渐渐放松,时不时发出轻笑。
会谈结束后,三人走出学系大楼,港大的校园依旧安静而厚重。
Brady轻声对安安说:“教授对你评价很高。你做得不错。”
安安微微点头,目光中掠过一丝复杂和淡淡的欣喜,那是一种努力被看见的愉悦,和生怕乐极生悲的谨慎。
她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不仅是学术,还有这段被权力和依附织就的关系。
但此刻,她选择了相信。
当天晚上,安安躺在港岛香格里拉的床上,手里握着刚签署的一页的关于论文的合作协议书。
她这才知道,原来什么事情都要和律师商量。
她没有,但是Brady的律师和她简单阐述了这份合作协议。
窗外,金钟的灯火闪烁,她的心跳渐渐平复。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她要继续,继续在这条复杂的路上,努力走下去。
或者,再等等。
毕竟很多事情,现在未必说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