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回到原来的轨道，像卡在磨盘上的驴，一圈圈重复着疲惫。导师的课题组会在文科楼那间总是有点潮湿气味的会议室里进行。温禾低着头，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窗外是上海特有的、灰蒙蒙却异常明亮的天空，高架桥上的车流永不停歇。

    “温禾，你来说说对‘数字时代社会资本重构’这个方向的文献梳理进展。”导师的声音不高，却像针一样刺破了她试图构建的保护气泡。

    她猛地抬头，喉咙发紧。文献？她下载了几十篇，它们正杂乱无章地堆在Zotero【一种文献管理器】里，像一座沉默的、指控她无能的山。

    她能背诵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能复述帕特南关于美国社会资本衰落的论述，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放在上海这座光速旋转、阶层折叠又碰撞的巨型机器里，总让她产生一种隔靴搔痒的无力感。

    “我……还在看，感觉各家观点……分歧不小，需要进一步梳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念着一份拙劣的免责声明。

    导师皱了皱眉，没再追问，转向下一个同学。那同学侃侃而谈，引用各种理论家，中英文词汇夹杂流畅（“这个issue的discourse本身就需要deconstruct…”），眼睛里闪着光——那是温禾早已失去的、对知识本身的热忱，或许也是对掌握这套话语权密码的自信。

    她只觉得吵闹，像是一场精心排练的、发生在黄浦江畔的表演，而她连台词都记不住。

    “推着读。”这三个字像烙印一样烫在她的脑海里。

    她读社会学，不是因为热爱，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些理论过于宏大，反而给她一种奇异的庇护——看吧，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此复杂，个人的无力是必然的，所以我现在的状态是“正常的”。

    她用理论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消极的避风港。找工作碰壁后，继续读研更像是唯一一条看起来体面且能暂时躲避父母追问的路径。

    散会后，她几乎是逃出了会议室。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吹进来的风带着午后的燥热和远处工地的尘土味。她又想起了那个天台，和那个问出“奖励函数”的人。

    再次见到陈序，是在三天后学校咖啡角。这里总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混合气息：咖啡香、笔记本电脑散热器的味道，以及学生们讨论项目时迸发的零星英文单词。

    她正对着屏幕上一份要求用SPSS跑数据的作业发呆，感觉每一个图标都在嘲讽她的无能。

    “你的‘探索利用困境’还没解决？”

    熟悉的声音，平稳无波。温禾抬头，看到陈序站在桌边，手里拿着两杯咖啡，一杯递给她。是黑咖啡，什么也没加。

    又来了。温禾心里嘀咕，这人说话怎么跟学社会学似的，自带术语词典，还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谢谢。”她有些局促地接过，“不算困境，是死局。”

    陈序在她对面坐下，打开自己的电脑，屏幕瞬间亮起，满是密密麻麻的代码窗口。“死局通常意味着预设参数错误，或者陷入了局部最优。需要外力介入，打破平衡。”

    他说话的方式总是这样，把情绪问题技术化。温禾发现，自己竟然有点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向他请教技术问题”的冲动。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目标设定得太模糊。‘完成学业’？‘找到好工作’？这些目标太大，反馈周期太长，无法提供有效的即时奖励，只会持续消耗意志力。”

    他指了指她的统计作业，“不如拆解。把大目标拆解成极小、可执行、反馈快的子任务。比如，目标不是‘完成这份作业’，而是‘学会用这个软件生成第一个描述性统计表’。完成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微小的奖励——比如，认真喝掉这杯咖啡，或者发呆五分钟。”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在我们领域，叫作‘奖励塑造’。通过设计中间奖励，引导…嗯，最终达成困难的总目标。”他似乎在最后一个比喻上犹豫了一下，避免直接说“引导模型”或“引导智能体”。

    温禾看着屏幕，又看看手里的黑咖啡。

    第一次，有人把“完成作业”这个令人头皮发麻的任务，变成了一个可以一步步操作的……程序。一种奇异的放松感取代了部分焦虑。

    “你……对所有人都进行这种…行为分析吗？”她忍不住问。

    “不。”陈序回答得很干脆，视线回到自己的代码上，“只有系统日志里充满错误警报和资源不足警告，但核心进程并没有真正终止的。”这次，他用了更中文的、但依然带着技术隐喻的说法。

    他的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温禾死水般的心里，漾开一圈微不可见的涟漪。他看出了她的痛苦，也看出了她内在的、未被完全磨灭的……挣扎？行吧，她心想，虽然这人说话有点怪，但好像……切中要害？

    一周后，温禾硬着头皮去做导师要求的田野调查，主题是“老城区邻里关系变迁”。她选择了一个即将拆迁的棚户区，那里与周边光鲜的写字楼形成刺眼的对比，弥漫着一种破败与等待交织的奇异氛围。

    她拿着录音笔和问卷，笨拙地想找人搭话。

    几位穿着睡衣样式的阿姨坐在弄堂口，用飞快的、带着浓重口音的上海话聊着家常，语速快得像加密通话。温禾勉强听懂“拆迁”“补偿”几个词，但完全插不进话。她们警惕地打量了她一眼，眼神里的意味很明显：“侬啥宁？做啥？”（你谁？干嘛？）然后继续她们热火朝天地讨论。

    她问出的问题干瘪而生硬，得到的回答也大多敷衍。她感觉自己像个蹩脚的演员，闯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片场，表演着一场无人观看的戏。社会学的“参与式观察”在她这里变成了“尴尬式旁观”。

    就在她对着一个断壁残垣发呆，思考着“社会资本”在这里如何像墙皮一样剥落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出现了。

    “数据采集遇到困难了？”

    陈序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是加强版手机的设备，上面接着各种探头。

    “你……你怎么在这里？”温禾很惊讶。

    “测量噪声、空气质量、人流密度。”他晃了晃手里的设备，“为城市建模提供现实环境参数。你的问卷进展如何？”

    温禾苦笑了一下，扬了扬手里几乎空白的问卷。

    陈序看了看周围，看了看那群还在激烈讨论的阿姨，忽然说：“你的方法效率可能有点低。问卷这种强干预形式，容易引起排斥。或许可以试试非介入式测量。”

    “比如？”温禾问。

    “比如，记录不同时段聚集在巷口小卖部门前的人数变化；统计公共晾衣绳上衣物的数量和类型推断居住密度……”他列举着，眼神扫过环境，像一台高精度的扫描仪，“这些是环境自生的数据，可能更真实。”

    温禾愣住了。他的视角冰冷得像机器，却奇异地有效。他绕过了令人疲惫的人际互动和语言壁垒，直接指向了环境本身蕴含的“社会信息”。

    “可是……社会学要求理解‘意义’和‘情感’……”她试图捍卫自己的学科尊严。

    “情感和意义会体现在行为模式和环境的痕迹里，它们是更高维度的数据，但底层依然是可观测、可分析的。”

    陈序回答道，“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观测维度。就像…分析意图，不需要读心，只需要分析行为序列和与环境的交互。”

    那天下午，温禾鬼使神差地跟着陈序，用他的方式“观察”了这个社区。她第一次注意到老太太们聚集晒太阳的精确时间，注意到小卖部门口棋盘上的胜负如何影响当天的闲聊气氛，注意到墙上模糊的“拆”字旁边，新画上的一朵小小的、笨拙的花。

    她没有采访到任何人，却好像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一些冰冷的数据和理论无法完全覆盖的、粗糙而生动的质地。那些她听不懂的上海话，此刻不再是隔阂，反而成了背景环境音的一部分，透着一种鲜活甚至有点彪悍的生命力。

    回学校的路上，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地铁口涌出下班的人潮，行色匆匆，表情模糊。

    “今天……谢谢你。”温禾轻声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依旧迷茫，但少了些自我厌恶。

    “不客气。你的田野笔记，应该会挺有意思。”陈序说，他似乎真的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数据采集合作。

    温禾看着身边这个沉浸在逻辑世界里的男生，他聪明、独特，能以一种她从未想过的方式帮她撬开现实坚硬的外壳。

    但同时，一个清晰的念头也浮现出来：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她内心深处渴望理解世界的那个部分，本质上是不同的。

    他拆解、建模、优化；而她，尽管现在丧且麻木，却似乎仍在渴望某种…理解、连接，甚至救赎？她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