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我68岁的外婆——林月有，亲戚邻居都唤她阿月。提着一篮子家鸡蛋去看望她的二女儿——秀红。

    秀红半躺在卧室的床上，肚子很大，像2倍大的西瓜。临近产期了，行动非常不便。

    阿月往秀红腰后再垫了一个枕头，叮嘱道：“这么大肚子，还是去县医院生吧”。

    秀红直了直身子：“妈，我这胎是超生的，去医院不太好。”说罢拉了拉阿月的袖子：“妈，这胎肯定是个儿子”。

    “是儿子最好！大家都高兴。到时候我再帮你带。”阿月应道。

    一周后的傍晚，秀红的肚子有了发动的迹象，丈夫江建平急忙去请当地有名的接生婆——县妇幼保健院的接生医生许大夫，她在业余时间会上门帮人接生，特别是一些超生的孕妇，赚点外块。

    阿月和二女婿在卧室外等着，突然听到许大夫满头大汗地出来：“孩子太大了，生不出来，赶紧送医院吧！”。

    江建平冲下楼去，赶忙在路上拦了一辆三轮车，把秀红送去了医院。阿月收拾了换洗的衣物后脚跟了去。送到医院后，小县城的医生个个束手无策，不久后一道晴天霹雳：“孩子太大了，两个都没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阿月一下瘫在了地上。

    二女婿江建平追上前去，拉住医生：“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儿”。医生叹了一声：“可惜了，是个儿子。”

    江建平无力地松开医生的胳膊，表情凝固。

    葬礼是阿月的双胞胎儿子建国和庆国帮忙操持的。

    江建平以修自行车为生，他家一楼是个临街的铺子，深黑色的棺材摆在铺子正中央，靠近楼梯的那扇白墙上，挂着秀红的遗像，白白绿绿的纸花围了一圈又一圈。

    这间铺子形状狭长，大门敞开，门口摆着一张长方桌，一位懂仪式的老先生坐在桌前，登记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包了多少“代烛”（代烛：代替蜡烛，指来宾给死者家属包的吊唁钱，一般用白色的纸包裹）。仪式时间还没到，男人们挤在店铺门口抽烟，讨论谁包了多少钱。烟气缭绕，整个灵堂显得非常昏暗。

    不久后，仪式开始：仪仗队开始演奏，主持仪式的老先生扯着嗓子喊：“至亲跪拜”。

    江建平拉着两个女儿——8岁的春丽和6岁的秋丽，跪在了灵前。他们额头和手臂上都裹着白布，身上穿着麻衣。女儿们泣不成声——从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妈妈了。

    第二波是娘家的亲戚们，秀红的哥哥建国、庆国和他们的儿子站在第一排，秀红的姐夫、妹夫们站在第二排，秀红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站在第三排，姐妹们的孩子站在最后。

    5岁的我从长辈们的大腿缝里往前看，姨妈们的哭地撕心裂肺，需要彼此搀扶才能勉强站立。我却盯着棺木旁的纸人出了神——一男一女两个童子守在棺木两侧。大几岁的表姐戳了戳我：“快跪”，我便懵懵懂懂地跟着大家一起跪了下去。

    仪式结束后，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们开始闲聊，等着吃中饭。吃席的桌子摆在店铺门口的空地上，顶上遮着用来防雨防晒的塑料白布。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感叹：“太可惜了，才30出头人就没了。”

    “还不是为了追生个儿子！”

    “可不是嘛，太不值了。”

    “听说是为了躲计划生育，不敢去医院做产检，一次都没去过噢！”

    “怪不得肚子吃那么大，胎位不正也不知道，还敢在家里生。”

    “据说她怀二女儿的时候肚子也偏大，也是差一点没了才生出来的。”

    “福薄啊。”

    ……

    葬礼结束后，大家的日子仿佛回到了往常，江建平继续修他的自行车，带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过日子。

    阿月帮她的小女儿秀英照看孩子——也就是我。也时不时会去江建平家帮忙照看春丽和秋丽姐妹俩。

    她的日子被孙女们占据，好像看不出她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