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夏是我高中时的同桌，标准的城里大小姐。能歌善舞，口才极佳，常常跟贺霖一起做主持。

    因为身体原因，体育活动课时我总是被允许在教室里，知夏常常拜托我帮她渲染演讲稿。其实大多数时候她的稿子并不需要修改，文笔极好。每天午休醒来总能听到她和贺霖分别用好听的男女声广播，那时候我很喜欢趴在桌上趁脑袋昏昏沉沉尚未睡醒，听他们的声音入睡。

    从那时候我就知道，知夏喜欢贺霖。

    但是很遗憾，贺霖有自己的青梅竹马。从小家教极严高官高知家庭出身的李知夏不允许自己做出越轨的事。每当她做出一副正派作风时我总是揶揄她，哟哟哟大小姐，就你的道德感最高了。

    后来在我们在疗养院，她总会拉着我去陈青的墓前。后来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她甚至已经认不得路。有时候我也不忍心让她去，那是个伤心的地方，对我们是，对于知夏而言更是。

    李知夏在父母的庇护下衣食无忧过完了生命中的前18年。父官母商，她从小就知道大人世界的规则，看到提着精致包装的客人，她总是礼貌招呼后就默默回房间。

    这是独立于她世界的另外一套规则，她不需要完全了解，只需要做好自己那部分。一切一切都很顺利，她本来不需要知道父母在做什么，直到那封联名上诉信。

    2.

    在陈青在各种机关单位奔走维权的时候，知夏就察觉到了似乎是哪里不对劲。在家中的餐桌上她为陈青抱不平，甚至是央求父亲能否助陈青的维权之路一臂之力时，母亲躲闪的眼神和父亲的呵斥，只是她一向奉行少看少问，以至于没有真正发现。

    陈青坠楼后，知夏还没来得及为她悲伤，父母就双双被警方监控。从小在父母保护伞下长大的她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也考虑不到那么多。只记得那天回到家后，昔日门庭若市的客厅，竟连一盏灯也没开。她不知道应该找谁，只记得几位常来拜访的长辈，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知道呆呆地抱着几条烟，一家一家去求。

    但是现在，树倒猢狲散，大家一改往日的奉承，对她避之不及，有几次，她连人家的面都没见到。最后一次，她瘫坐在院子的地上，哭喊着“他们是被冤枉的！”

    门口的保安倒是多嘴，怼了一句“联名举报！联名！23家人联名！你冤什么！”

    对于19岁的她来说，仿佛是上帝将前19年的美丽画卷收起来，摊开手对她说“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3.

    她不喊冤了，只求能见父母一面。也没人能帮她。

    贺霖和之行操办着陈青的后事，我因为旧疾复发在医院住院，没人知道知夏在想什么。

    当然，也没有人敢问。陈青坠楼后不久，当年的矿洞坍塌案重新开审，我们就知道了那封举报信的检举对象中包括了知夏父母。但是大家很默契的都没有提，这样残忍的消息，不应该是从我们嘴里说出来。

    或许看烟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现在知夏的家里。

    因为她再也没有家了。

    然而祸不单行，某位小领导的儿子看上了知夏，在他的诱骗下，她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能帮她说句话，其实，她只是想再见父母一面。

    我想起曾经，她跟贺霖一起在广播站的日子，我想起我说她“大小姐，就你最道德高尚了”。

    这个消息从之行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来不及想就说“先不谈知夏有没有那么笨，这事儿她做的出来吗？”

    余之行坐在我病床前给我削梨子。“病急乱投医。心里但凡有一丝丝可能的她都试过了。”我愕然，原来她成人世界的第一堂课，是丢掉道德底线。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辍学了，你也知道。”说着要分一半的梨给我。“谁吃梨还分啊？”我接过来继续说“我知道，我是说她辍学之后。”

    “她爸死后她妈一个人在牢里，李知夏直接出来工作了。大学里太多风言风语，她受不了。”之行顿了顿，似乎是不忍心说下去“但是以她的背景和学历，没办法好找工作，我听说她去过很多地方工作，像吧台，理发什么的。那种地方的客人…你懂的，你越是清高他们越是欺负你…不过她倒是常常去看陈青，也是躲着她弟弟去的…中间太多事情，我也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毕竟只是同一个大学，离得挺远的。”

    “你刚有去看她吗？”我问。

    “还没，我一会儿就去。”之行反问我“她在这儿怎么样？”

    “在这儿怎么样？在这儿能怎么样。病的病疯的疯，没有钱替她打点，她自己也不太清醒，天知道护士会怎么对她。”我吃完梨子想去洗洗手，之行按住我，拿出湿巾“用得着这么麻烦。”

    “对了，她现在的情况好像不太好。偶尔会神志不清，你注意点”之行临走前，我提醒她。

    她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点头示意。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