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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下得大了。

    乌桑给我们都披上了雨衣。

    仍旧悄悄地埋伏在大木棉树后面。

    果然，又一个影子出现了，在那些白影子消失之后出现了。

    这是一个黑影子。

    一眼就看出来，这一个跟前面的可不一样。

    他是一个活体，不是一团影子，不是幽灵，也不是游魂。

    那显然是一个老者，他的一条腿已经跛了，行动非常不方便。

    他好像心里非常慌张，每走两步，就要停下来向四周观望一下，然后又拖着病腿一颠一踬地向山上行进。

    乌桑说每天晚上都会看到这位老人，他总是在白粉仔们散去之后到来，进入那座钟楼过夜，天还没有亮他又离去了。

    我明白，珠三角地区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因为破产或者因为失业，流离失所，我们地区对待这一类人很不友好，他便把这个校园当做庇护所了。

    这时候我心里没有了恐惧，真想帮帮这位老人家。

    雨更大了，哗啦声四下响起，大风也发作了，水气瞬时充塞了天地间。

    老人的身形明显佝偻下去了，他踉踉跄跄往前方走，比方才加快了不少，但他又像随时都会摔倒的样子。

    他真的摔倒了。

    我惊呼了一声。

    我说乌桑，他该怎么办呀？

    乌桑已经冲出去了，向着老人的方向，他打开了手电筒，光线在雨幕中刺出一道光柱，在老人的身上不住晃动。

    “老人家，到我们这边来！”

    老人家好像听不见，于是我便跟着他一起喊叫。

    老人到底停下来了，向着电筒光线的来处惊惧观望。

    老人是没有办法走到我们这边来的。

    而且，我们跟他之间还隔了一道铁丝网。

    可是，乌桑有的是办法。

    到了铁丝网边了。

    铁丝网是用粗大的铁线箍扎在一根一根水泥柱上的，乌桑用一块石头砸断了扎在水泥柱子上的铁线，抓住铁丝网的下端，重重往上一扯。

    “从这下面钻出去！”

    我便从洞口钻了出去。

    我学着乌桑的样，抓住铁丝网下端重重一拉，乌桑也从洞口钻了出来。

    艰难地爬上一道坡，我们接近了老人家。

    乌桑的手电筒晃了晃。

    我们见到的是一张年轻的脸。

    老石臼所小学的操场上，搭建起了四个方方正正的菇棚。

    乌桑在其中一个空旷的菇棚的地上生起一堆篝火。

    那个年轻人——他名字叫毕可——只穿了一条短裤，和我跟乌桑一起坐在火堆旁边。

    毕可刚刚吃下一大碗乌桑煮给他的姜汤面，他凝视着蹿腾跳跃的火苗，脸上阴晴不断地变幻。

    火堆旁边被大雨淋湿的衣服冒着一篷一篷的湿气。

    火堆里的干柴毕剥毕剥地作响。

    毕可脸色缓和下来的时候，跟我和乌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在内地的一个小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一家棉纺厂工作，我们那儿不比南方沿海地区，小企业不容易生存，在上世纪国家还没有实行“下岗”政策的时候，厂里就不大发得出工资了，我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把我们三个兄弟拉扯大，并且还供养我们俩读书的——他们是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浇灌在我们身上了。

    所以我读完初中，不敢报考高中了——我不忍心让两个弟弟缀学，我考上一所三年制的中专学校，学习文秘专业，我要尽早出来工作，好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一毕了业，立即往广东跑。这时候，我和父母的愿望完全一致：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更有天份，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的才华埋没了。我揣一纸中专文凭满世界跑，希望找到一个专业对应的工作，碰了多次壁之后，我才明白，在这个地方，男人找文秘工作，是会给人笑话的。我想，既如此，我就做一个普通打工仔吧，这样找起工作来便容易多了，我进了一家工艺品厂，当了一名浇浆工。我很满意，就这么当一名浇浆工人，也可以拿我们那个小城两个秘书的工资，我可以给父母分忧，供给两个弟弟读书了。

    这是一家小型的私营工厂，厂里的技术人员流动性很大，而我干得很安心，我做了两年，孰而生巧，就有人叫我师傅了，厂里也开始把我当正经的技术人员，给我加了薪水，这样我每月就有超五千元的收入了——这儿我说的生产旺季时候。我们工厂，每半年旺季，每半年淡季，淡季时一般的工人收入减半。而我很喜欢这段时间的清闲，这时候我可以写点东西，练练笔，给报刊投稿，我的收入不会减少——你知道，我从来喜爱写作，写作使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我文笔好，以后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我在这家厂一口气干了五年，我大弟也从初一读到了高中，而且我身上另外还有了一笔积蓄，这时候我就有些不安分了。这五年中，我正好见证了工厂所在的小乡村，是怎么变成了城市模样的小区，哪怕再迟钝的人，也能感受到一股热火朝天的的气氛，我稳不住了——我说的不是我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只是我一直有一个未泯的大学梦，还有文学梦，留在这个厂里实现不了我的梦想，我还想通过另一番努力，来弥补生命中的这个缺陷。正好，我的朋友竺清又来找我一起做生意，我咬咬牙就离开了工艺品厂。

    竺清有一条现成的路子，从我们的家乡拉煤来，卖给广东这边的个体小砖厂。竺清当年是跟我一起南下广东的，我们同甘共苦走过不少奔波路。但是竺清对打工没有多少耐心，他只要干两三个，准要离厂，出来做些小买卖之类的，这样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几块钱，在社会上倒是混出一些门路。

    干这一项买卖，资金全由我投入，联系业务自然全靠竺清。刚离厂那一会，我把这种一买一卖赚点差价的事情看得很简单，一旦真干起来，才知道其中的艰险。由煤矿到砖厂，一千多里路程，由我押车，我躲避路上的各种盘查和收费，我们都是夜间行车，这对我的身体就是很大的考验。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只雇了一个司机，开的是疲劳车，难免要出现一些险情，我完全没有处事经验，日夜都无法安睡。这么一趟又一趟地下来，我的体重一路往下跌，但我又不能停下来……

    这些都不说吧，最让我揪心的，还是在“买”和“卖”两个环节上。买煤，不仅仅是跟矿主讨价还价，还要对付当地滋事勒索的小流氓，对付背景不明企图敲竹杠的人，我不便得罪他们，又不能让自己太吃亏，每一次较量都让我胆战心惊。把煤“销”出去了，愁的就是追讨欠款了——如果不搞赊销，我们的煤根本卖不出去。

    做了四个月买卖，不用搂帐，我也知道赢利十分可观，可惜那只是帐面上的数目，实际上，我的所有积蓄，加上所谓的“赢利”，全变成了应收款，存放在煤老板那里。

    那一段时日，我整日思念的，就是一个“钱”字，越是诅咒它，心里越放不下它，就像着了魔一样，我内心的平静完全被打破了。此时，我无比怀念打工时那一段安宁的日子。我昼夜跋涉的长途中，我一次次地幻想：如果能够顺利讨回欠款，我会立即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会欢天喜地地回归工厂，对于做生意，我是再也不敢想了……

    没有料到的是，更大的厄运正在前头等着我，我最后一次押车回到砖厂，向老板询问款额的事情，砖厂老板十分诧异：你们的款项我全部付给了竺清，他没有跟你说起？

    我一下呆住了，久久地不愿相信一个事实：竺清欺骗了我。我还欠着司机几个月的薪水，我把最后一车的煤款，还清了这笔钱。

    我到石臼所这一带来，是为了寻找我的女朋友小鹃，我所有的证件都存放在她那儿，我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她了。

    小鹃是我在工艺品厂的工友，我一进厂时就跟她认识了，她也爱看书，也爱写一点东西，所以我们谈得来……她是三个月前离的厂，进了这儿的大观园酒楼，她当的领班。我一直奔波不定，跟她联系不畅——小鹃本来也是不愿意离厂的，但她干了太久了打砂工，得了皮肤过敏症，她再弄石膏水，手就脱皮，肿痛……

    毕可讲到这儿，有点哽咽了，讲不下去，他在奔波之中，眼镜也打破了，手机也遗落了，腿也摔瘸了，他的夜里的行为，完全是就像个老人，他的一点钱早消耗完了，过的是半乞讨的生活。乌桑在这一带也有过半年的流浪生活，他凭着自己的一点生活经验开导毕可。

    “那你应该找着大观园酒楼了，她没在那儿吗？”

    毕可艰难地摇摇头。

    “那……就是说她挪过地方了，你又一点消息没有得到，还能怎么找呢？”

    “我是想——”毕可抬起头眼睁睁地望着乌桑，“她总还在这一带地方，总还在酒楼这一类的地方工作。为了等到我，她是不会跳到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去的。”

    乌桑觉得毕可的想法太牢靠，但他不忍心驳斥他，想了想，又对着毕可：

    “我看你还是先找一份工来做吧，边上班边打听她的消息。”

    毕可深深地埋下头去：“不行了，我没有再进厂打工的那个劲头了，一想到她，我坐也坐不住；我非要立刻找到她不可！现在她是我唯一支柱，我说的不仅是在生活上，也是指生命和精神上的……”

    “你不是把该走的地方全走遍了吗，还要怎么着呢？”我劝阻毕可。

    “还有歌厅、舞厅、卡拉OK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我想……”

    “哎呀——我看你！”我觉得毕可的头脑是着邪了，有点生他的气，“你就光想着找到她，就没想……想想她会不会……”

    “不会！不会的！”毕可马上打断我，脸色变得更加煞白，“你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