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一1086年）生于河南光山，自幼早慧，7岁闻讲《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而能了其大义，15岁于书无所不通。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相继任华州判官、苏州判官事，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双亲相继去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服丧期满，恢复官职，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 [16]

    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16]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16]

    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宋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16]

    治平二年（1065年），宋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16]

    司马光还在宋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宋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16]

    这部书引起了宋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宋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时年48岁。 [16]

    宋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对于司马光来说，编修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览的历史教科书。由于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困难，司马光开始专心修书。 [16]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年十月，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 [16]

    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在这篇预先作好的所谓「御制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敬，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16]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宋神宗有所补充：

    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16]

    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治平四年（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16]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次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新法必定生事扰民。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则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他说： [16]

    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 [16]

    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但是，司马光始终没有接受。 [16]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久任，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书局自随，继续编书。 [16]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样一个冗散之职，淡出官场，不言世务，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掌的差遣。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治平三年（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司马光从48岁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时年63岁。 [16]

    编辑动机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敕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宋神宗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16]

    作品鉴赏

    播报

    编辑

    正统观念

    在司马光的正统观中，最有特色的是其「相对正统」的观念。所谓「相对正统」，是指在分裂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完全正统或完全不正统，每一个王朝的「正统」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如曹魏相对吴蜀为正统，而蜀又相对吴为正统，吴也并非完全不正统。 [17]

    相对正统观最突出的反映在南北朝时期。在司马光之前，绝大多数史家不是「正」北「僭」南，就是「正」南「僭」北，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司马光认为「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于是认为南北朝均为正统。虽然相对而言，北朝比南朝的正统性稍低，但依然被认为是正统政权。 [17]

    在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同一个时期能够有两个「正统」王朝的存在，其创举在于认为正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王朝而言的，这是司马光相对正统观的核心。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既可以有两个都比较正统的王朝同时存在，也可以出现某一王朝相对另一王朝不正统，而相对其他王朝更为正统的情况，这都可以视为这一相对正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 [17]

    司马光正统观念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没有实现大一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是绝对「正统」，其「正统」性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或者说，在割据政权当中，不存在完全「正统」的王朝。不需要与其他王朝「比长挈大」的完全「正统」的王朝，只有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所谓「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这「旷世无王者」意思就是非大一统时期常常就没有一个真正「正统」的政权。 [16]

    关于司马光为何在三国时期认为曹魏相对正统，坚决反对刘恕的「帝蜀」说，理由不是其常常标举的「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而是「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并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联系起来，其「不帝蜀」的用心，昭然若揭。 [16]

    李昪建立南唐，自称唐后，承唐「正统」，实力强大，窥同中原，后虽渐趋衰弱，但北宋进行统一战争时，其抵抗在南方诸国中仍最为顽强。因此，北宋对南唐一直有所忌惮。南唐立国江南，本非唐朝后裔却以此自居，与中原王朝对峙数十年；蜀汉建国川蜀，自称汉室正统并宣称绍汉，与曹魏血战将近半世纪，二者的相似引人联想。为不予南唐正统，「不帝蜀」确有必要，这在黄初二年「臣光曰」和《答郭纯长官书》中都有明显表露： [17]

    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后唐出于沙陀，姓朱邪氏，唐赐之姓。李昪起于厮役，莫知其姓…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议后始定。 [17]

    对此，司马光问道「今三家皆谓之余，可乎？」在对南唐「唐室后裔」的身份极尽讽的同时，将其与刘备联系起来，充分表明了司马光不以蜀汉为正统，是为了不「正」南唐。 [17]

    东晋与十六国的正统之辨可在论正统的「臣光曰」中找到答案「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东晋作为西晋的「子孙」，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正统性与西晋相同。十六国统治者皆为「故臣」，东晋君主可以「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在相对正统观的影响下，正统性自然很低。作为宋朝人，以五代为正统自然不难理解，但司马光并未完全否定十国的正统性，实属难能可贵。 [17]

    司马光的正统观是相对正统观，如果南朝的正统是相对于北朝而言，那北朝就必须是相对意义上的僭伪，其君主再无称「帝」资格，遑论举兵征「伐」南朝。可事实并非如此，南朝虽然比北朝更为「正统」，但北朝也具有较高的正统性：可以君主称「帝」，出兵称「伐」。同一时期出现两个较为「正统」的政权，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特色之处。 [17]

    司马光判断一个王朝是否正统，不讲「华夷之辨」，完全不考虑该王朝是否为汉族王朝。在南北朝时期，司马光不会因为北朝乃少数民族所建，就降低乃至否定其正统性，不过，依照王朝的承传顺序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持纪年连续性，司马光选用了南朝纪年，这就势必要在正统性上对南北朝加以区别，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既反映了司马光历史编纂的灵活性，也说明他的正统观充分考虑了时势的要求。 [17]

    司马光的正统观也有保守的成分：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秦、晋、隋不是完全正统的王朝，不赞成「秦得天下，无异禹、汤」的说法。然而实际修史过程中，司马光最终只「降低」了秦和两晋的正统性，而视统一之后的隋朝为完全正统。这可能是考虑到隋一唐一五代一宋的承袭关系，避免有损于宋朝的合法性。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