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广东省，云山市，南岭镇，向南村。

    正午的太阳红彤彤地烤在空中，耀眼的光辉刺得人眼睛生疼，都快看不清人形了。陈卓蹲在屋外的火炉旁，只觉得后背和脚底板，都是火辣辣的。

    虽然是蹲着的，但从他的身形可以看出，他是个大个子。他的两条裤腿空落落地耷拉着，左边的裤管在膝盖处漏了几个洞，没有打补丁。右边的裤管在裤脚处缺了一块，所以比左边短了一大截。身上那件发乌的背心被汗水打得紧贴在背上，透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脊梁。

    他正紧盯着炉子上的陶罐，汗水在他凸出的额骨上汇成一绺，沿着眼皮滴下来，让人分不清是汗是泪。

    屋内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的手上、脸上还有腿上，全是黄肿的。

    还没等外面的丈夫揭开瓦罐盖子，诱人的香味就已经先飘进来了。

    女人辨别出，那是久违了的黄豆的味道。

    不一会儿，只见陈卓小心翼翼地端着那个瓦罐子进来了：“来，他娘，你吃一口吧。”

    他扶起女人，递上了一勺豆靡。

    “不是告诉过你，拿出去么？”女人上下颌动着嘴巴，有气无力地说。

    陈卓一听，心里纳闷：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这话了？

    再仔细一想：是了，得了二号病的人是这样的，全身浮肿，人就感觉像在半空中飘着、灵魂出窍了一样，脑子里会以为做了没有做过的事，说了没有说过的话……

    其实这哪是什么灵魂出窍？分明就是太饿了！想干什么的时候，虚弱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反应，意识就已经提前反应了。

    “大哥，就这么点豆子，别再糟蹋了，你留着自己吃吧，我是没救了。哎，只可惜，不能给孩子喝上一口奶了。”说着，女人深情地望向旁边用破布裹着的婴儿。

    听了这话，陈卓低下头，一言不发。

    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孩子他娘已经不行了，她干瘪的□□已经榨不出一滴乳汁了。

    可是他不忍心啊！儿子才生下来没几天，就要没了娘。更让他不落忍的是，老婆走之前，肚子里只剩下了点草根、树叶……

    不行！好歹要让她吃上一顿饱饭再上路。所以，他今天冒险从大队的育种站里，偷了几把大豆出来。

    “快别说丧气话了，你没啥大病，就少一味药——粮食。你看前两天，你话都说不利索了，这会儿一闻见黄豆，精神头又来了不是？等吃了这些豆子，你就好啦。”

    女人摇了摇头：“我自己知道，我这是回光返照。他爸，要不是我快生了，拖累了你们爷俩，兴许、兴许你们上个月就跑了。”

    陈家所在的南岭挨着香港，本来碰上灾荒年月，就容易人心不稳，有人偷偷地往那边跑，偏偏荒年传乱话，上个月又传来消息说：“英女皇将在生日那天，大赦天下。凡是能过去那边的，绝不遣返，全部就地安排工作……”

    甚至还有人传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要开打了……”

    这些谣言激起了人们的恐惧，觉得只有跑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边境上的铁丝网都被蜂拥而来的人潮冲破了。

    面对巨大的流民压力，广东□□陶铸命令：从五月五号起，边境撤除岗哨，开放灾民赴港。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卓的老婆要临盆了。

    他原打算，先等婆娘生完，看看形势再说。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到了二十二号，边卡又关闭了。

    人生有时就是这么戏剧，关键时候的一天，甚至是一步，就决定了之后几十年的命运。

    眼瞧着是自己拖累了丈夫，女人抓着他的手，流着泪叮嘱他：“大哥，你快带着孩子走吧，今晚就走！孩子要是能活，你就把他拉扯大，要是没法子——你就，就在那边再成个家吧。”

    南岭的主街上，只有一栋两层高的板楼，在周围低矮的木板房中，显得十分醒目。楼上方标着一颗大大的五星，边上刷着“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一旁的窗子上挂着一个喇叭，里面正高音播放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音乐：

    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

    看好咱们的胜利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

    昂扬的歌声刚停下，办公室里就响起了斗志满满的训话。一个身材魁梧、方脸大眼的干部，穿着一身褪色的土黄色军装，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今晚你们组织好民兵，带上狼狗和步枪，在云山附近安排好暗哨，然后带人把小树林里头、河边儿上、还有芦苇荡子里头，全都搜上一遍。只要瞅见有偷渡的，就可以视情况开枪，都明白了么？”

    说话的人名叫洪力，是南岭镇派出所所长，早年出身四野，随军南下时，参加过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员，解放后就留在了地方上。

    近期，因为逃港风潮愈演愈烈，上面指示各级派出所：将居民以每十户为单位组织起来，建立起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选择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组长。小组长与派出所干部直线联系，务必遏制住这股歪风邪气！

    洪所长讲完今晚的安排，特意停顿了一下，意思是等着底下几个小组长响应。谁知，那几个人一片沉默，抽烟的抽烟，写字的写字，都低着头不说话，连眼神也不与他做交流。

    洪所长摇了摇头：“丢人啊，丢人！丢社会主义的人，也丢咱们南岭的人！今儿个大家都集思广益一下，都说说，怎么才能把逃港这事儿给摁下去？”

    见还是没人吱声，他索性直接点名了：“庄秘书，来，你文化高，你先说说。”

    他口中的庄秘书名叫庄暮桥，今年二十岁，是镇上少有的高中生，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山人，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

    其实自打有清一代，云山就一直是界外地，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穷了，连官方都懒得来征税。直到土改后，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所以这里的人民都愿意跟党走。

    庄暮桥还记得，前些年刚解放时，群众可以随意办工作证，过境去香港那边工作。当时即便是来去自由，这些务工者肯定会当天折返，没有一个逃跑的。

    可近两三年，因为遭灾的缘故，当地人均不到半亩的耕地面积，根本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群众眼瞅着对岸的资本主义吃面包，喝牛奶，这边的孩子却都瘦成了秧，心里能没有意见么？这么明摆着的差距，要怎么管？那些逃走的，到了那边，很快就能给家里寄来钱，留下来的群众能不眼气么？

    想要解决逃港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对面挣钱多了，让老百姓都富了，这样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但这些话他不能讲，至少不能当着洪所长的面讲。一来，这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认定了资本主义是坏的，那它的政策就一定是坏的，谁要是主张富裕政策，谁就是□□、叛徒。二来，自己是镇委书记江海的秘书，□□因为敢言，已经被上面敲打过很多次了，他不能再给书记添罪状了。

    他拧了拧钢笔盖，谨慎地答道：“洪所长，这些偷渡的人里面，有好些根本不清楚对面的情况，也不知道过去以后要遭罪，是受人蛊惑，才跟着跑的。都是革命同志，依我看，还是以教育为主吧。现在下面好些生产队，跑得就剩下女人和孩子了，我们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得靠这些劳动力。要我说，今晚步枪就不用带了吧？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是了。”

    这话明面上听起来没毛病，但仔细一想，全是推脱之词。洪所长很不满意，把手里燃尽的烟头，一下子弹到了地上。

    旁边有个叫黄仁宝的，见状麻溜地站起来，点了支烟，笑道：“大家放心，洪所长平时是最替咱们生产队着想的，等把人抓回来了，他会给咱们安排好的。是吧，老洪？”说着，他把那支点好的烟递到了洪所长嘴边。

    这个举动看似是在替洪力解围，实则是在将他的军。

    洪力心里有数，知道下面这些小组长全是本地的，那些逃跑的，多多少少跟他们沾亲带故——尤其是这个黄仁宝。别看他长得憨厚老实，平时咧着一张大嘴、笑呵呵的模样，其实滑得很。这不，一句“等把人抓回来了，他会给咱们安排好的”，就把皮球又踢回给他了？

    但他虽然不满，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他在这边毕竟根基尚浅，要开展工作，还得靠这些本地人。自古穷山恶水出刁民，真要把这些人给逼急了，这里错综复杂、铁板一块的宗族势力，可不是好惹的。

    于是，他碍着情面，接过来那支烟，深吸了一口：“好啦，我知道你们这是忽悠我。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今晚不必带枪，但是要再不把偷渡这事儿给摁下去，势必得枪毙几个人，杀一儆百！”

    陈卓老婆终究还是没挺过去，当天下午就走了。

    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跑来给陈卓报信，说他从育种站偷黄豆的事，被人发现了，大队正有人准备拿他做典型呢。

    陈家的成分本来就不好，当年农村划成分时，肉眼也看不出来阶级，就用了一个土招儿——凡是吃穿破烂的，就是贫农，凡是家里有余粮的，就是地主。陈家之前是做餐饮的，刚好墙上挂着几只腊鸭，就这么被划成了富农。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陈家人却因为几只腊鸭，从此矮下去了。

    陈卓心想：我本来就是富农，这回再被抓了典型，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现在老婆也走了，我连孩子都养不活了，只有跑到对面一条活路了。

    望着四壁空空的家，想着那些耕牛、农具早都上交了集体，他狠了狠心，把妻子草草下葬了。然后在老婆的坟前，坦诚地告诉弟弟：“阿凡，我要是跑了，你肯定也得受牵连。可我要是不走，被批斗了，你一样得受牵连。为了你侄子，我要去对面拼一把！谁不是故土难离呀？哥这也是没法子。我就不信了，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陈凡比陈卓小三岁，今年刚满二十，个头也比哥哥矮些，长着一张老实巴交的受气脸，瘦瘦的腮帮子紧贴在骨头上，好像风干的芥菜一样。

    他不像哥哥那样脑子活，有主意，早就习惯了凡事都听大哥的。一听大哥要逃港，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哥，咱爸以前活着的时候，就常说‘人得自己帮自己。要是自己无能，就算别人想帮忙，都插不上手。’只要你敢冲在前面，我就敢给你殿后。反正留在这儿也要挨批斗，咱哥俩就拼这一把了！”

    听了这话，陈卓感动地把那罐豆靡分给了弟弟：“吃吧，这是你嫂子留下来的最后一口粮食。吃完，咱今晚就走。”

    陈凡接过那半罐豆子，喉结一缩一缩地，三口并做两口，就全下了肚。吃完还意犹未尽地用整个食指，仔细地把罐子里、嘴边上、短胡茬上的汤水，全都抹进了嘴里。最后，两个眼珠子还在上下搜寻着，看有没有漏在衣服上的豆靡。

    当晚，陈家兄弟简单地收拾了两个包裹，就趁着夜色离开了。

    从南岭去香港，要么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要么伺机在罗湖一带，游过深圳河；要么就得徒步攀越云山。

    这座山不算高，只有一个突兀的悬崖有点险，当地人过去管它叫“老虎嘴”，现在都改叫“阎王壁”了，因为很多逃港的人是趁夜偷渡，天黑了从崖上直接摔死，甚至是摔到下面等死。

    想当初，嬉闹间就能跨过的距离，如今却要赌上性命才能通过，真是令人唏嘘，咫尺天涯。

    好在这座山哥俩小时候已经爬过无数次了，所以即便是黑灯瞎火，也认得路。

    这天晚上，天上连一丝星光也没有。陈卓暗自庆幸：这样最好，不容易被发现。他捂着儿子的嘴，和弟弟猫着腰，悄悄从甘蔗地里穿过那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子，又过了一栋孤零零的小砖房。

    那房子上面只悬着一盏不怎么亮的灯，墙上刷着“南岭边哨所”几个大字。

    等钻过那盏灯的照射范围，兄弟俩才敢撒开双腿，往山上猛跑。

    刚跑了没多久，突然从前面冒出一伙人来。

    陈卓大惊，本能地想躲进林子里去，再仔细一瞧，原来那几个人也穿着平民的衣服，偷偷摸摸的，也是往南边去的，于是，两伙人心照不宣地结伴同行。

    爬上了阎王壁，就大家能清晰地望到对面的灯光了。那璀璨的夜景令陈卓瞬间倾倒。都说香港是个不夜城，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呀？电灯整晚都不熄的，晚上和白天一个样。等到了那边，我就是干最苦、最贱的活儿，也要给儿子天天吃上牛奶面包。我就不信了，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就没有我陈卓的立足之地？

    正想着呢，突然，从他们身后传来了恐怖的狗叫声，还夹杂着“站住，回来”的呼喊声……

    完了，完了，是巡逻队！有人发现他们了！

    陈卓抓紧儿子，撒开长腿，边跑边喊：“快跑呀，分散开跑，狼狗咬着一个，咬不住所有人……”

    到了这个时候，人只能各凭本能做出选择了。他们有的往山沟沟里跑，有的转身爬到树上躲狼狗……

    陈卓则不管阎王壁是不是陡峭了，顺着山坡，一路飞奔而下。

    陈凡抓着两个布包，紧跟着大哥的步伐。

    两人一口气跑到了边境的铁丝网。陈凡把手里的包裹用力地甩过铁丝网，接过哥哥手里的孩子，让他先爬过去。

    陈卓听着越来越近的狗吠声，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双手抓着铁丝网，像只猴子一样，嗖嗖嗖地翻了过去，结果一个没抓牢，屁股结结实实地跌到了地上，撞得他生疼。

    当他意识到屁股底下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硬邦邦的水泥地时，终于松了口气——这就意味着，他落到香港的地界了。

    他顾不得手上全是血，立刻又翻身上了铁丝网，想把孩子接过来。

    眼瞅着弟弟马上就要爬过来了，一只大狼犬突然从后面扑上，结结实实地咬住了他的大腿……

    就差那么不到一米的距离，弟弟抱着孩子又摔下去了。

    这时，陈凡听见后面的巡逻队马上要追过来了，立即用那只没被咬的腿，使劲儿地踹着铁丝网，大声喊着：“哥，你别过来，你快走啊！能逃一个是一个……”一边还在狼狗的嘴下，拼命地护住侄子。

    陈卓在铁丝网对面看到这一幕，心都要被狼狗一起撕碎了！

    但——理智告诉他，要翻过去把弟弟和儿子扛过来，肯定来不及了。

    他只好狠了狠心，转身躲进了黑暗中。直到亲眼看见他们被几个穿军装的人拖回去了，才又钻出来。

    他双手扒着铁丝网，望着对面黑乎乎的夜，呜呜地跪在地上哭着。不知哭了有多久，更不知道弟弟和儿子回去以后还能不能活？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最后，他擦干眼泪，转身向山下那片闪耀的霓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