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一个不用离开病房的理由，就满怀希望地看着前门。外面一片寂静，今天不同往常，什么也没有。产房总是能为我提供一个耗时到晚上8点的紧急情况，作为借口来错过可怕的圣诞舞会，但今天我却失策了。

    就算把“舞会”这个词延伸到极致——慈善晚宴也不会包含在里面。一年一度的圣多米尼克传统晚会将在当地一家两星级酒店油腻腻的、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活动厅举行。H以“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拒绝陪我去，所以我得一个人去，或者等一个天象异变，九星连珠（假设星星不是忙着把三位麦琪引向伯利恒），我被扣留在工作中。

    但是，唉，我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上帝可能没有理解一个渴望医疗危机的人的诉求，毕竟人人都在祈求相反的东西。我爬回更衣室，换上我拼凑出来的“漂亮衣服”；一件越来越紧但还不算失礼的黑色西装，应该是我上医学院那会儿买的，还有一件白衬衫，如果我不脱外套，别人就看不见上面的污渍。再加上那件老古董——我唯一的圣诞领带。它的边缘破破烂烂的，可怜的驯鹿鲁道夫看起来需要喝点酒好好休息一阵。我试着按下中间的按钮，希望电池的电量早已耗尽。虽然电视遥控器每隔一周就需要换新电池，但这个倒霉电池居然撑过了五年之久。它已经进入了歇菜前的阶段——发出的噪音不再是“铃儿响叮当”，而是一种低沉、缓慢、嗡嗡作响的喇叭声，就像深海里的号角声。我伸手拿了一把尖刀，给这倒霉玩意儿一个痛快。但我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只能选择服刑：参加逃不开的社交活动。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场舞会都很糟糕。但我们会受到欢迎——我已经用了最客气的字眼了，因为尽管服务员们都戴了精灵帽，但他们的表情就像是要去看牙医——还是用温暖的探针挑断牙神经的根|管手术。

    我拿到一份可能是马苏里拉奶酪的食物当晚餐，周围是软而黄的超市沙拉叶子，活像是盘装的肝功能衰竭。因为我没有预定素食主菜，我从最近的精灵那里得到了“我看看还能找到什么”的回复，从前任那里得到了安慰性质的“你看起来很棒”的回答。最后拿到的是前菜。总是这样。甜点是一种看起来像是粑粑的巧克力浆，我扫视整个房间，看到底是谁家的狗拉的。

    喝那些咖啡色的液体时，我们听了医院主任长达30分钟的演讲，这只比他上个月讲如何用多重疗法来治疗老年病的教学环节稍微不那么有趣一些。最后来了一个苏格兰乐队（何必请他们过来呢？我们平时想离苏格兰远一点，都得跳进海里。)

    出乎意料的是，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愉快的夜晚，和我最初的预想完全不一样。我可以和我的同事——医生、护士和助产士谈些轻松的话题，而不是传递医疗信息。今晚很不一样，不仅因为我们改穿了西装和晚礼服，而且因为我们都在表现正常的自我——更活跃，更有趣，也更人性化，一旦我们穿上工作服，就得完全进入角色中。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没有理解他们的生活、兴趣和幽默感，总是以为我是唯一一个保留了个性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我对此感到抱歉。尤其是，这点正是让我对这个游戏里的其他玩家感到沮丧的地方——患者和政客总是忘记医生也是人。

    “我们应该多出来玩。”我对一个妇科护士说，我们碰了杯。我是认真的，但我们都知道真相：之后就没有时间了。我们的工作会保证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