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一个潮湿的午夜里，村里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婆匆忙赶到河庵兜赵家的土房时，婴儿已血淋淋地躺在层层稻草褥上了。本来就不响的啼哭声渐渐微弱，好像吃完奶的孩子沉沉睡去，再无一点动静。“啊呀，要擦烂污哩，小人要冻煞唉！”接生的陈婆对着一屋子忙得晕头转向的人们破口大骂。她急忙连着尿布把孩子抱起，再包裹一层粗棉布，上上下下耸了一个多时辰，才让一个草帽就能容下的孩子重新哭起来。自此，体弱多病和身体单薄就像无法治愈的病症，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赵启良的童年。

    赵启良的出生对于赵家而言，堪比贾宝玉衔玉而生。父亲连同他的兄弟们，一共养育了六个姑娘，隔壁的董家在赵启良出生前，几乎日日喜笑颜开，笃定最后一个孩子同样是姑娘：“生下来就是七仙女哩！同我们家正好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哇！蛮好，蛮好！”赵家的长辈自然气得不轻，每每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戆大，晓得董永的七仙女是怎么来的伐！”

    可许多年来，瘦弱的男孩几乎没有被认同过，连给家庭带来些许家族长子的脸面都很艰难。七岁那年，赵启良第一次靠着板凳的高度，在灶头上为全家做了一顿夜饭。黄昏归家的母亲和姐姐惊喜得赞不绝口，可父亲依旧板着脸。“姓董的那两个兄弟，今年一个八岁，一个九岁，田都已经耕得蛮好了！”旧年，刚满九岁的那一天，赵启良用自制的弹弓射下数十只麻雀，分给了尊自己为大哥的几个虎背熊腰的小朋友，他得意地拎着留下的几只回到家里，等来的还是父亲的责备：“一日到夜稀头颠脑弗晓得做啥”。

    可今时不同往日，正是在屠甸镇边上的石桥下，这一刹那的光景，赵启良充分察觉到，父亲分明听清了他妄想贪吃的慨叹，也分明没有责怪和发怒，甚至还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时赵启良的心脏猛烈地搏动，令他窒息，短暂平缓的间隙又带来分外的镇静。吃肉的念想，从未如此清晰。赵启良又想起姐姐，想起她明朝就要离家，给她留下两块肉总能算作些许慰藉。可即便如此，他也并非凭空提出人生十年中的第一个请求。父亲一时的反常是赵启良给自己打的最后一针强心剂，何况是吃肉，如此奢侈的请求，过于违背自己乡下穷人家孩子的身份。

    数小时前，天蒙蒙亮，颠簸着轰鸣着的镇间汽车上，父子二人紧紧靠在一起，填着洋山薯的麻袋被狠狠抱在胸前，旁人见到他们警惕而幽沉的眼神自然识趣地坐远些。赵启良瘦弱的身体被半袋洋山薯压在生锈的铁制座椅上，仿佛买票的不是十岁的小孩，而是这半袋洋山薯。他有时努力地把头探出半袋洋山薯外，像一只凶狠而精准的小狗，锐利的目光扫荡着自己的领土。

    斜对面是两个套着皮革夹克的中年男人，衣服鼓鼓囊囊，一定添了夹袄，不过令赵启良最艳羡的，是他们脚上油亮晶晶的黑色皮鞋。其中一个瘦夹克按捺不住寂寞，眼神放到了赵启良抱着的半袋洋山薯上。

    “老师傅打哪里来？这些洋山薯是拿去卖伐？”

    “是唉，是拿去卖。我们是原来建设大队葛。姑娘明朝要到外头去读书，卖两个洋山薯同伊再拿点票子去。”

    “哦，这样，我们是王店镇上的，今朝到屠甸吃酒。”

    另一个胖夹克也忍不住发问：“葛小孩是你儿子伐，瘦到葛弗来，要么是营养弗良哩。”

    父亲无奈地笑了笑，“弗，弗，伊生来这样。”

    “老师傅，我看你袋里洋山薯蛮好，要么同我装两个，我付你钞票。”

    “覅得，覅得，我送你们几个好了，正好有多的小袋，你们要捡一捡伐？”

    ……

    待汽车一个急刹停在终点站，赵启良与父亲低头捡起滚落的洋山薯时，两个皮夹克悄然走近：“老师傅，同小孩多买点吃的穿的”“这小孩太瘦了，饭不好吃得太少”。儿子呆呆地停在座位上，瞥向拉风的夹克也不是，看向爸爸也不是。在连连的道谢声与皮鞋铛铛的声响过后，赵启良猛然发觉父亲的手上出现了三张粮票，每张上都赫然印着鲜红的“伍市斤”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