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突然很想跑步，于是我从书本里面抬起头，合上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换上运动鞋，来到大街上，一路奔跑到了柏林墙。

    绕过柏林墙，我站在了施普雷河边。

    暮时的河水流淌，波光粼粼，我顺着河岸边慢慢地走，耳机里随机播放着音乐，空气冰冷，冻得人直哆嗦，我却很开心。

    一个女人叫住了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照片。大概所有人都想留住黄昏的美丽时刻，我欣然点头。一名男人把手机递给我，他们在取景框里彼此相拥，亲吻，大笑。

    私心让我忍不住说，再来几张，于是他们继续摆pose。

    他们实在明艳得过分，那笑容会传染，本来就很开心的我更开心了。

    我沿河走，又在岸边坐了一会。真冷，河边没有护栏，我盯着河水，有跳下去的冲动。

    我笔下的角色们都那么喜欢跳河，我觉得我也应该跳一次。可很不幸，我怕冷，且不会游泳。我不想上柏林的新闻。

    经常，在路边的咖啡馆里会留下一些我的思绪。

    我和那些年轻人开心地讨论着过去对我来说深不可测的内容，比如算法、比如数学，但如今我已经能很好地掌握。虽然语言的壁垒让我在讨论完后时常累个半死，但大脑被有用信息填充过头的感觉，无异于饥肠辘辘时的饱餐一顿。

    这几天柏林在下雪，在下我人生中最美的一场雪。

    离开咖啡厅，我说，我迫不及待要去雪中散步，我拥抱了他们，说，再见。其中一人追了出来，他说，我想和你一起走。

    你去哪里呢？我问。

    我的电车就在附近，可我想和你一起散步。

    他抬头看了看雪，说，多美。

    我们一起散步，走进公园，我拍照，他给我拍照，我还堆了个小雪人，他在雪人前面插了根小树枝，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你们中国的那个monkey。我笑了，心想大圣真有名。

    身后留下一长串脚印，我们一圈一圈地走，把鞋子深深埋进雪中，我们讨论着阿尔卑斯山，讨论着我最近在阅读的王学泰的游民文化。

    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英文和德文在学习当中过分地混淆，让我说话十分奇怪。

    可他们都能明白，一位二十七岁、在欧盟总部工作的德英混血的朋友对我说，我说的话，他都能明白。

    是吗？

    我想是的，那晚我给他还有一个法国妹妹还有一个中国第弟，讲述着北/朝/鲜的故事，从金氏家族讲到了主/体/思想。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听得一愣又一愣。

    当我说到主/体/思想时，那个欧盟工作的朋友接了话，兴奋地说他知道这个，后来在畅聊中，他告诉我他即将去OECD工作。

    老实说我还没羡慕过什么人，这是我第一次羡慕一个人，能说四国语言，投身于政治与经济，都是我很喜欢的领域。

    身边的德国朋友都在学俄语，很奇怪，我劝他们学中文，不要让我们的沟通这么不公平，其中一位听了我的话，在中文上更加辛勤耕耘，有一位却固执地跟俄语死磕，要我也学俄语。

    我其实很喜欢俄语，我说，我也在学。

    我在写一本小说，讲述一个中国人去往俄国的故事。

    他们想看我的小说，我说你们看不懂，可他们说，他们要用ChatGPT翻译了来看，我被逗笑，然后接着拒绝。

    其实一切都很好，虽然有时心会隐隐作痛，尤其在听到一些音乐时，比如听到Dear John时会想到隋瑛。我好像也在爱着一个无法把控的爱人，心痛到抓不住他，注定会失去他。

    这本书对我影响太大，至今还未走出，我甚至不敢打开再读上一遍。

    有时候，我会突然摔了笔站起身说，大声说，好崩溃，一切都好崩溃。学也学不懂，写也写不好，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自洽！

    这时，身边的朋友都会吓一跳。最开始他们会安慰我，后来他们则见怪不怪。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因为在崩溃中我仍在走自己的路。

    我知道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片废墟，可在废墟中我也得继续前行。

    就像我漫无目的地跑向柏林墙，没有规划路线，因为我知道柏林墙在哪里。创作的道路前方也有一个点，那个点看不见摸不着，但我知道它不会移动。

    于是我步履不停。

    今天，柏林零下七度，雪未落，亦未消。

    我在家煮意大利面失败，但阿萨姆奶茶做得很成功。

    我想，我该换上一双运动鞋，再次跑到柏林墙下去。

    墙上，那两个男人几十年了不知疲倦地亲吻，就像有些记忆刻在骨子里无法抹去。

    也许我应该报一节游泳课，等到能够真正野游时，再次奔跑到柏林墙，我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施普雷河。

    我会在河里用德语大声念布莱希特的诗。

    大声念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个很容易大惊小怪的社会里，不要让我上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