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除了夏天防汛时的喧嚣，春播秋收时节，同样格外热闹。村民们的作息时间几乎都一样。太阳还没升起，大家就灌满一壶水，扛着锄头，背着农药喷雾器走向地间，女人们除了洗衣做饭，其余时间同样要下地干活，不然养不活兴旺的人丁。
那时的庄稼地，是信息集散中心。整个村子大大小小的绝密信息，都在绿绿的棉花丛中、黄黄的油菜花上四处发散。
比如，张三追兔子摔断了腿，李四跟她婆婆干了起来，坤三敲了张寡妇家的门……
午饭间，女人们喜欢搬一个矮凳，捧着碗，坐在门前，一边往嘴里划着饭菜，一边跟隔壁的邻居聊着村头巷尾的八卦新闻。男人们也坐在椅子上低头扒拉着饭，看着他们好像对女人的话题不感兴趣，其实各各竖起耳朵，听得仔细，偶尔还插上一句：不会吧，还有这事……
这事应该是有的，二巴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说那天晚上他去放黄鳝笼子，路过张寡妇家。那晚月亮比较圆，比较亮，他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鬼鬼祟祟猫在张寡妇家的门口，轻轻敲门，那敲门声是有节奏的，一长三短，像发电报一样，不一会儿门就开了，男人快速闪了进去，从那身形和脸的轮廓可以看出来，一定是坤三。
本来二巴子暗暗传传就算了，村里多一个八卦，大伙就多一分乐趣，是真是假，谁去计较。可他生怕别人不相信，一天早上，几个人赶农活，二巴子背着喷雾器走在前面，坤三扛着锄头走在后面。二巴子对身边的人说：“张寡妇的男人死了才几年就憋不住了，寂寞难耐啊。”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说：“搞得好像你看到了一样。”二巴子说：“我看得真真切切，这棍子矗在那里难受，见到洞就想捅，不管是小洞还是大洞，不信你们问问他。”说着，他也没回头，直接用手往后指。这后面离他们近的，只有坤三。坤三，那时也就二十几岁，身材有些健壮，性格有些内向，平时话不多。看着二巴子很明显是指着自己，心里很恼火，也朝着二巴子喊道：“你他妈是什么意思？”
二巴子回头一看，说：“咋啦？我说你了？我后面就你一个人吗？你回头看看，那后面不都是人吗？！”
坤三继续说：“你他妈把我当傻子吗？”
二巴子回击道：“别他妈一口一个‘他妈的’！装什么蒜！老子就说你了！老子亲眼看到的！”
“看你妈蛋！”坤三回应道。
“常听人说老牛吃嫩草，你他妈牙口好，喜欢找树皮啃！树皮更有嚼劲对不？！”二巴子喊道。
坤三怒火中烧，举起锄头就朝二巴子奔过去。二巴子赶紧往前跑，但腿脚不如坤三，背着个喷雾器左右摇晃，没过三十米就被坤三追到，左躲右闪还是没躲过，被坤三一锄头敲中了后脑勺，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那时我们这个岛上的乡村医院，只能治治伤风感冒，轻微的跌打损伤，这种砸脑袋的事情是处理不了的。再说时间也赶不及，听说二巴子被抬回家没多久，就断了气。
按照坤三的辩解，当时完全没有打死人的想法，就想教训一下。他本来是打算敲二巴背上的喷雾器，不巧二巴子腿软，俯了一下身子，歪打正着落在了脑袋上。当时二巴子弯腰的情形，身边的人说确实看到了。
毕竟敲死了人，牢狱之灾自然是免不了的，只是没被判死刑，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到过坤三。他从这个岛上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进张寡妇家的门。出事后，大家不再讨论那件事情，连我们这些孩子都被家长警告过，这事挺晦气，也怕坤三家的兄弟再抡起锄头。那以后，连张寡妇，都很少碰到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又听到了坤三的消息，还是在那条他敲死人的地头小路上，关于他死去的消息。
这座岛与城市隔绝，虽然算不上“世外桃源”，但民风是很淳朴的，犯得最严重的，也就是这敲死人的事了。公安们平时很清闲，在我生活在岛上的那些年里，真切真切看到警察上门“服务”的，也就这么一回。
张寡妇家的事不能聊，但能聊的事情多了去了。由于房屋都是连排建造的，每次传来鞭炮声，在门外一张望，就能知道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好奇心重的人，端着碗，顺着鞭炮声奔过去，看看究竟，于是新的话题又产生了。母亲喜欢热闹，每遇此时，都少不了她疾走的身影。
傍晚的时候，这连排的屋子，像打开了八音盒一样，各种高音低音敞开了吼：二狗子，回家吃饭了；三蛋，死哪去了，赶紧回家洗澡，洗澡花都开了！
不一会儿，就会从各个角落里钻出几个黑黝黝的、脏兮兮的口袋被各种自制玩具塞满的娃儿们，往各自的家中跑，那小腿跟装了风火轮似的。
这“八音盒”里，自然也少不了我母亲那尖锐的喊声，那声音能在门前的树林里荡几个来回。
有次，胡婶看我满身淤泥地从水塘里爬上来，关切地说：“阿明，你这身，洗是洗不干净了，回家得挨鞭子了。”杨大妈听到，说：“挨啥鞭子？你瞅瞅他怀里抱的啥。”
胡婶定眼一看：“哟，大黑鱼啊！”
听她俩这么一说，我心里美滋滋的，真是“怀中有鱼，心中不慌。”
时光荏苒，那个“怀中有鱼”的孩童，已是不惑之年。池塘边的垂柳不知又多了多少道年轮，那开裂的树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树身被雨水侵蚀，形成了空洞，勉强支撑着枝丫，垂垂老矣。
从清晨的朝露打湿了草头，到夕阳染红了杨柳，树儿鸟儿们，依然给这片沙丘描绘着美丽的画卷。但曾经那些热闹的场景已被封存在记忆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七
买车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主干道都通了水泥路，路很畅通，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大伯的家。
老远看到门口聚集的人群，都是以前的邻居。虽然他们比以前都老了许多，但大致都能辨认出来，只是不太记得如何称呼了。青云也看到了我们，站在门口给我们指引停车的地方，那只大金毛也摇着尾巴跟了过来。他显得有些憔悴，将我手上的东西拎了过去，说，“又有几年没见了，你也长白头发了。”
我呵呵一笑：“其实已经长了好多年了，可能你以前没注意。”
“你每次匆匆回来，打个招呼又匆匆走了，哪里看得清楚。”青云说道。
“是的是的，聊聊天的工夫都没有。”
我望了望青云，虽然他只大我四岁，但感觉差了半代人。他再次回到农村不过五六年，庄稼地这么不养人，脸上被划得深一道浅一道，这阳光倒是不吝啬，照得他满脸黑黝黝的，那双眼睛依然深邃，却少了几分光泽。
青云说：“嗯，工作都挺忙。”
其实哪有那么忙，心静不下来，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了。
我说：“青云哥，我是真想回农村，围个院子，种些花草，摆一把摇摇椅，也养一只大狗，在池塘里钓个鱼，想想都惬意！”
青云摸着土豆的脑袋，呵呵一笑，有种苦涩的味道，说：“你看我这张脸，有惬意的影子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如一道鸿沟，泾渭分明，难以逾越。你说的那个世外桃源，应该是不存在的。如今的农村，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嗯，是的，也就空想想，回不来了。”我附和道，又问，“对了，大伯是生什么病走的？”
青云回道：“癌呗，也不知怎的，你看早些年很少听说有人得癌症的，现在好嘛，只要是病死的，十个有八个是癌。”
我也有同感，最早听说得癌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同村花姐的母亲。
起初，她发现在吃东西的时候，感觉食道有些堵，不疼也不痒。后来越来越严重，进食都困难，到市里的医院一检查，竟是食道癌。
那时，完全不知道食道癌是什么病，村里有人叫它“隔食病”，可能是根据它的症状形象的称谓。食道长了瘤子，阻隔了食物，从一开始吃点流食，到最后什么也咽不下去，人被活活饿死了。
听说癌症与遗传有关，花姐母亲的父辈祖辈是否得过这种病，已无从考证。还听说这病跟生活习惯有关系。花姐家兄弟姐妹也多，父母忙于农活，吃饭总是争分夺秒。刚烧好的粥就往嘴里灌，长久下来，食道就被烫坏了，发生了病变。但食道癌在我们村子里，也并不常见。但癌症的确越来越多，各种奇奇怪怪的癌症都冒了出来。
青云说：“因为生活在长江边上，大伯年轻时喜欢在长江里游泳、捕鱼捕虾，染了几次血吸虫病，肝被弄坏了，再加上喜欢喝点小酒，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不错了。村里好几个有同样毛病的人，五十来岁就走了。”
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地处长江沿岸，常与江水相处，打水、洗衣，放牛捉虾，寄生在钉螺里的血吸虫无处不在，几乎人人都有感染史。
小时候，有一次，我在江里跟着一群小伙伴潜水捉螃蟹，不一会儿浑身发痒、高烧，一检查，是急性血吸虫病。虽然说有杀虫的药，但虫伤肝，杀虫的药也伤肝。所以生活在江边的人，大部分的人肝脏都有些损伤。后来政府在江边竖起很多警示牌：水里有血吸虫，禁止下水。但人们并不太在意，因为血吸虫对人体的伤害，一般都不会很快显现出来，再说他们的生活难以避免接触江水。
父亲与乡亲们握手寒暄几句后，来到棺材旁，朝躺着的大伯上下打量了几眼，然后从旁边拉了一只小椅子，缓缓躬下身子，坐了下来，一只手扶着棺沿，低着头，沉默不语，眼角冒出了一点老泪。
母亲递给父亲一张纸巾，想说点什么又止住了。还是让他最后再陪陪老大哥吧。
母亲也跟邻居们打招呼，都是多年没见的曾经一起劳作、家长里短的老伙计，那些面孔，像枯树皮，都老得不成样子了。
她牵着大妈的手，说道：“老嫂子你也节哀！大哥有八十了吧？”大妈说：“没呢，虚岁七十八，我老劝他，肝不好就别喝酒了，他大伯说，都这把年纪了，烟不能抽，酒不能喝，牌也不会打，活着有啥意思嘛。”
母亲说，“这么大年纪了，就这点爱好。”
“是啊！”大妈继续说，“他这酒……也这么大岁数了，腿脚也不利索，干不了什么事。反正不是他先走就是我先走，早走还好呢，还有人替他打理。”
母亲用手轻轻拽了拽大妈的衣角，使了使眼色，小声地说：“这话说的，让青云他们听到了不好，这几个孩子都挺孝顺的。”
“嗯，是是……”大妈也意识到了这话说得不合适，马上点头。
其实大伯不是嗜酒的人，年轻时喝得不多，每天只在晚上喝个二两。后来吧，可能是感觉日子过得不太称心，借酒浇愁。
这愁，大半是来自青云。好不容易让他考了出去，却没有光宗耀祖，竟然又落回了村里。大妈“这酒”欲言又止，大概也是与青云有关的。大女儿晓雅和二女儿晓月早早嫁了人。晓雅家倒是不错，夫妻二人工作稳定，老公是中学的老师，自己也在这个学校做行政工作，过得还不错。
晓月家的经有点不好念，但还能凑合过。
这事说来也有点意思，晓月给丁家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在农村应该算有功之臣了，但她婆婆居然还想让她生，说政策是允许的。
八
这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住在江北的表叔。
他幼年时便失了双亲，被奶奶带大。小的时候不仅被村里的二流子们欺负，甚至被堂兄堂弟们压上一头，好不容易熬到撑起了自己的家。
表婶接年给他生了两个闺女，想想年轻时被人欺负，自然还得有个儿子来撑撑门面。后来表婶又怀上了，他们打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个小诊所，那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可以偷查胎儿的性别。于是表叔带着表婶跑过去，据说那次怀的正是男孩。
表叔一家又欢喜又害怕。欢喜自不用说，这害怕，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村里的那些标语历历在目。比如“一孩放环，二孩结扎”，“想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等等，五花八门。
那时计生办主任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明里要做一套，暗里还要做一套。明里宣传国家政策，传达上级精神。经常将新婚小夫妻、已经生了一孩、二孩的，还有上一辈的“老封建”拉一起开会，打打“预防针”。
她拿着一个大喇叭对着人群喊：“一个孩子好，国家来养老。小棉袄也是宝，封建思想不能要。各位乡亲，要有大局观！千万别给我们村拖后腿！”
人群里有人喊：“不是人多力量大吗？”
主任答道：“时代不一样了！人多嘴巴多，那粮食够喂吗？不要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暗地里她雇一批消息灵通的妇女和游手好闲的混混们，盯着那些已经有一孩二孩的妇女。但凡有些风吹草动，哪个女人多少天没来例假，谁家女人胖得蹊跷，都会传到计生办主任的耳朵里。
农村人皮糙肉厚，妇女们也结实，刚怀上孩子是看不出来的。表婶就是这样，待到肚子慢慢大起来的时候，她跟村里人说，自己的母亲得了重病，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那时也没人怀疑，不过时间太长她怕被别人怀疑，也有点想孩子了。
等到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都比较厚实，一点小肚子不容易被察觉，就回了村，可是哪里躲得过计生办主任雇佣的爪牙们。
那天，计生办主任召集几个跟班，一起筹划，等到晚上来个瓮中捉鳖。
正巧，这几个跟班里有一个跟表婶娘家人的哪个七大姑八大姨有点连襟关系。想着几个月大的胎儿，应该成形了，实在不忍心。再躲些时间，等孩子生出来，罚款扒房也无所谓，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表婶。
表叔一听，吓了一跳。让表婶赶紧跟自己跑，表婶随手抓了几件衣服抱在胸前，问：“现在往哪里跑？再回娘家？”表叔挠挠头，灵机一动，说：“去沙包地！”
那个时辰，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去沙包地的船，好在表叔家离渡口不远，他搬出自行车，载着表婶，回头跟老大说：“你一会去大伯家……不，去找隔壁阿来叔，让他把我们家的车骑回来，我把它放在渡口沙滩西头的树林里。”然后用力一蹬脚，奔向渡口。
晚上计生办主任扑了空，恼羞成怒，凶神恶煞一般，把表叔表婶大骂一顿：“这两个东西太不自觉，都生两个了还要生！”又对着两个女孩说，“你们两个丫头没脑子啊，要是你爸妈再给你们生个弟弟，好吃好穿都给他了，哪有你们的份！赶紧告诉我，他们去哪了？”
“不知道啊！”老大老二齐声说道，“他们走得很匆忙，没跟我们说去哪，估计到外婆家去了吧。”
计生办主任不傻，也知道这俩丫头没那么傻，看她们挤眉弄眼的样子，首先就把表婶娘家排除了。她气急败坏地说：“不管他们去哪，一两个月都不敢回来，你俩就等着饿死吧！”说完，把脚一跺，嘴里念叨，“他妈的，一年白干了！”随后摆着两只手，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计生办主任把这事报告给了村长，村长找了几个大汉，用粗粗的尼龙绳绑在表叔家的窗户四角，一声令下，只听“哗啦啦”的一声，整个窗户连带着周围一大片的砖墙被拉了下来。
正当计生办主任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跟班去找计生办主任。他推开门迫不及待地说，昨晚他在渡口扒树枝，正好看见阿来骑着一辆自行车回去。就他一个人，他家好像没有亲戚在江南，那么晚从渡口回来，好生奇怪。而且那辆自行车比较旧，看着不像是他家那辆。
计生办主任一听，立马来了兴致，她知道阿来是表叔的邻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她确实听一个“细作”说看到表叔骑着自行车载着表婶一路狂奔，她知道表叔在沙包地有个亲戚。并且巧了，她在沙包地也有亲戚，很容易就能打听到表叔的亲戚在哪。这么一想，她用右手两指头打了个响，喜上眉梢。对着跟班说：“二狗子，要是能抓着他们，你可就立功了！”
趁热打铁，时不我待。想必表叔他们想不到计生办主任这么神通广大，马上就能想到沙包地。计生办主任说：“我们要出其不意！”
表婶跑的第二天，计生办主任一班人马乘上船，直奔沙包地。
他们先与当地村干部取得了联系，再找了那边的亲戚，得到准信后，准备第二天清晨动手。
那时已是三九天，温度很低。那天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公鸡才“嗷嗷”地打了第一遍鸣，一层雾气笼罩着村庄。大妈洗漱完毕，拎着篮子到菜园里拔萝卜，刚划掉一层薄冰，就听见家里好多人吵吵嚷嚷。
大妈家的灰纹大猫被吓得跳上了屋檐，竖起毛站在那里，满眼的惊恐。附近的狗也纷纷狂吠起来，乱成一团，仿佛房子塌了似的。
大妈赶紧扔掉铲子往家跑。老远就看见几个陌生人揪着表婶往外拉。
计生办主任得意地说：“小妮子，怎么样？姑奶奶我神机妙算吧？你不去你亲戚家，却躲到你亲戚的亲戚家，真是狡兔三窟啊！可惜，也逃不过我这只老狐狸！哈哈哈哈！给我拖走！”
可怜表婶连长裤都没来得及穿，被连拖带拽拉出屋子。表叔想去拉，被人死死压住胳膊动弹不得。
大概五十米开外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大妈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难怪早上隐约听到“突突”的声音。
后来，表叔总是责怪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把自行车留下，“到对岸也是可以骑的嘛！”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政策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不仅不阻止你生，还鼓励你生。但鼓励晓月生的不是计生办主任，而是她婆婆，并且希望她能生个女孩。
她对晓月说“你知道‘好’字怎么写吗？”晓月听了一愣，立马就明白了，她用手在空中，横划了一下，又竖划了一下，反问道：“妈，你看这是啥字？”
“不认得！”
晓月窃笑，又说道：“你连‘十’都不认得，咋认得‘好’字呢？是哪个文化人告诉你的啊？”
“哼！”婆婆生气地说，“有女有子才是好昵！”
“妈，要是又生了儿子可咋整？”
婆婆讨好道：“这你不用管，怀上了我自然有办法，不用操心！”
“妈，我现在要是再生，可就是大龄产妇了，要死人的，生下来的孩子也不健康。我都给丁家生两个儿子了，你还不称心？”
“哎呀，不会的，我生丁聪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大呢。再说现在医院条件这么好，都在医院生。瞧你说的，哪还会死人！”
晓月觉得这事不可理喻，怎么说自己也是初中生，跟老一辈思想不一样。再说她三哥青云或多或少对她也产生了影响，他经常跟她说“女人不仅要经济独立，还要思想独立。”她怎么能容忍自己变成一个生育机器，尤其是已经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养孩子可不是婆婆说的那样能吃饱穿暖就行，也不是婆婆说的“生下来我帮你带”那么简单。
想到这里，她就对那个小丁恨得咬牙切齿，“什么都听他妈妈的，一点主见都没有，让他妈来逼我。家里什么条件不清楚，再生一个，难道放农村做留守儿童吗？”
“妈，你不会担心你两个孙子将来付不起彩礼，让孙女收点回来吧？！”
她婆婆说道：“你这扯得没边际了！”
九
老大晓雅过得最好，可惜是女儿，要是换上耀祖或青云，那大伯大妈脸上是有光的。晓月的性格比较强势，吃不到亏，不用太操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
耀祖排行老二，初中毕业就到县城打工。虽然娶了妻，但也是磕磕绊绊，吵吵闹闹，这婚姻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
耀祖在县城跟着一个包工头，在工地上做砌墙的活。老婆也在县城的一家小服装厂上班。夫妻二人的收入尚能维持生计。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小凯。一开始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由大伯大妈照料。
后来，本村的学校被撤销，学生被并到邻村小学，这上下学的距离陡然增加。大伯大妈还要做农活，大伯的腿脚也不利索，走路走不动，骑车踩不动。耀祖给他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爷孙俩风里来雨里去。而且中午吃饭也是个问题，回家吃，太折腾，给学校交伙食费，又怕孙子吃不饱吃不好，做留守儿童本就伤心，哪能忍心再让孩子苦了身体。
怎么解决？方法很简单，在县城买套房子就可以了。耀祖的媳妇上班时间比较固定，自己带孩子可以应付。可这买房子不是买猪肉啊，咬咬牙就能来上二斤。
学校之所以撤并，是因为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像我们这辈中坚劳动力，小的时候都在读书，农活干得不是很多，很多东西都不懂，庄稼自然种不好。
还有，上面有三十年又三十年的政策：加人不加地。人多了，地还是那么一点。其实多给点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加上农产品低贱，还是存不到钱。
这些劳动力对土地早已没有了热情，不甘心像他们父辈一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宁愿出去做苦力，在外面混得再惨，邻居们也是不知道的。大家都往外跑，有能力的在县城买房，就可以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
这些年，正赶上房地产的高光时刻。富人们发现，投资房地产可以一夜暴富，于是他们的钱都流向了房地产，在庞大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房价一天高过一天。
国家为了抑制这种现象，出台了很多政策，限制大城市的房价。于是那些资本立即转向三四线城市。这时出现了一种现象：各地政府通过给予补贴、协助建房等方式鼓励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住进格子楼。
后来□□发话，禁止地方政府强制农民上楼。我一开始对这种上下不一致的做法不太理解，直到听到有位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答：城市为了发展地产业，大量征用近郊的集体土地。但政策要求城市建设用地和耕地要保持一个健康发展的比例。但地产市场过于狂热，无法保持这个比例。需要扩大耕地面积，自然就想到了偏远的农村。
那地方自然不会开发房地产。但是，如果将农民推上了楼，大量宅基地就被释放出来，再将其变为耕地。这样一来，整个城市的建设用地占比就缩小了，进而近郊的耕地就可以进一步扩征，从而又能继续买地、卖地、卖房。
其中道理捋一捋就顺了，城市希望农村人去城市买房，农村人希望赚更多的钱，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富不起来的农村日渐衰落，合并学校，合并村，甚至合并乡镇，孩子们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差。这些事情，在我的故乡真真切切地发生着，好在我们没有被强制上楼，我们那个县城没有那么发达，周边的土地还是有富余的。
这样一捋，让我有云开雾散的感觉。难怪那座传了二十多年的大桥，都测量嵌标了，又戛然而止，原因可能在此。如果通了桥，过江费没了，很多农村人买辆车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城里买房了。不过，如今农村的人越来越少，这座桥好像已经没有建造的必要了。
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当人被逼到悬崖前时，可能就会生出一对翅膀，飞跃峡谷。想当年的徽商、浙商，都是从贫瘠的大山里走出去大展宏图的。
耀祖一家也不得不挖掘潜力。
大伯大妈供养四个子女读书、生活，经常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根本无力支持这两口子。耀祖常感叹：自己盖了成百上千套房子，却没有一套是自己的。
真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按照耀祖的意思，就这么过吧，不还有几个小孩在村里读书吗？一个人一个命，心想这青云倒是上了大学，不也回来了。可能是个例吧，青云脑子想的东西是耀祖无法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病了，他仿佛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都拼了命地往外跑，而他居然孤零零地回来了，与孤岛为伴。
耀祖媳妇说：“我们这一代是苦的，上学没钱，学手艺也没钱。正因为这样，才不能让小凯待在村子里，不能让他将来跟我们一样。”她将小凯拉过来问道：“凯，你是想待在村子里上学，还是想去城里上学？”小凯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城里，我好多同学都去城里上学了，听说城里的学校很漂亮，有大操场，还有图书馆。”
是的，如果自己不够努力，小凯只能延续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小城市里，在人生这张白纸上，画着同样的圈圈。
农村人没有什么潜力，只有体力。耀祖找媳妇商量：“要不摆个夜宵摊子吧？”
媳妇问：“卖啥呢？”
耀祖想了想，说：“蛋炒饭、煎豆腐……别的也不会。”
“行！”他媳妇说。
耀祖把地址确定在县城郊区的一个工厂门口，这里有一个全省最大的线缆厂，生产铜线，工人每天都要加班。
他们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耀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学会了三轮车，把摊子支在工厂的大门边上，那里早就有各式夜宵摊子占据了固定的位置。但工厂有几千号人，人流足够大，再说他们干的都是力气活，吃的食，消化得快，容易饿。
就这么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了一年多，掏光所有的积蓄，再东拼西凑，终于凑出了房子的首付，买了一套小房子，解决了孩子读书的重大难题。一家三口终于住到了一起，苦啊累啊，终究是值得的。只是没过多久，房地产市场被唱衰，房价暴跌，就是把房子卖了，也不够还银行的贷款，另外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屁股债，夫妻俩这心里又气又痛。
青云劝他们想开些：“至少你们拿到了房子，很多人钱都付了，房子却没造好，烂尾了。”
十
解决了孙子读书的问题，耀祖夫妻俩吵的架也少了许多，老两口自然是很开心的。但做父母的都这样，总希望自己的子女个个称心如意，如果哪一个过得不好，心思就会放在他的身上。亲戚们都知道，青云是大伯的心病。“怎么就回来了呢？不知道等他老了怎么办。”大伯大妈常在暗地里念叨。
四个子女中，只有青云书读得不错，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盼着祖坟冒青烟，这辈能培养出第一个大学生，平步青云。
在农村，重男轻女是普遍的，家中有限的资源会向他们倾斜。凭着资源的倾斜和自身的聪慧，青云不负众望，考上了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虽非名牌，但在他的家族中，也是前无古人。
青云读书，几乎耗尽了家里的积蓄。不，准确地说，压根没有什么积蓄，老农民靠着几亩庄稼地，能养活一家六口是十分艰难的。
好在爷爷那辈给他的下一代传下了一个手艺活：编制芦席。
芦席的原料是芦苇。芦苇是长江边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就像竹子一样，刚露尖的时候，叫芦笋。每年初春时，人们都会带上一个小铲子去江边挖芦笋。它嫩而鲜美，是沙包地的特产。做法也简单，先将根切除，剥掉外面的老皮，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用开水焯一下捞起，锅中倒入一些猪油或五花肉，佐以辣椒酱，加少许水，焖几分钟，起锅前撒些小葱。一次吃不掉的，可以焯水后晒干储存，或者拿到集市上售卖。长大后干枯的芦苇可以做煮饭时引火的材料。
父亲和大伯每年就将干枯的芦苇拉回家，用一个手制的特殊切刀，将芦苇至上而下划出一道槽口，然后将它们整齐排列在平地上，用石磙来回反复碾压，再将轧软的芦苇从槽口处展平，用一双筷子去除芦苇的枯叶，就可以用它编制芦席了。
那些年，每天放学回家，给芦苇去叶，成了我们主要的家务活。这是一份极其无聊的活，需要在矮凳上连续坐几个小时，父亲为了激励我们，说“你看，那些叶子就像日本鬼子，被解放军机枪扫得齐刷刷倒下……”
很多人赶老远的路来我们家买芦席。早年间，水泥在农村没有普遍使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在木梁和瓦之间铺设一层芦席，用来隔热。晴天的时候，爸妈就下地干活，下雨天就在家里编织芦席，常年无休。就这样将一家老小拉扯大，后来各种新材料兴起，完全代替了芦席，我们便彻底失去了这份收入。
要是没有这份额外的收入，青云是没有机会读高中的，更没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期间，大伯已经无力支撑他的学杂费了。姐姐和妹妹在外打工，她们知道读大学花销也不少，好不容易家里出了个大学生，不能让青云在外被人瞧不起，经常发了工资后就给他寄一点。青云知道家里为了让他读大学，早已青黄不接。姐姐和妹妹工作也很辛苦，所以总跟她们说不要再寄钱。青云在学校里也做些兼职和零工，就这样撑了四年。
青云常常感到惭愧，自己对这个家没有什么贡献，父母和姐妹俩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尤其是晓雅和晓月，本来在家得到的资源就更少些，还要为他付出。
大学期间，是青云最幸福的时光。他觉得老师们没有欺骗他，大学的生活与中学完全不一样。学习靠自觉，可以自主地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比较少，不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每个人都怀揣梦想，朝气蓬勃。
大四的时候，同学们都忙着给自己的未来做规划，家庭殷实的想出国留学深造。条件一般的想考研，或者考公务员，当官，期望光耀门楣，一生荣华。像青云这样贫寒的，出国是不敢想的，不单是经济条件的原因。当你在一个闭塞的地方待久了，是不会有宽广的眼界的。就像井底的青蛙，它从未想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它不知道有更大世界的存在。就跟深山里的人一样，人们的认知和见识也会被无形的囚牢困住，他们对未知的世界产生恐惧。
考研对青云来说也不适合，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了。他也不想考公务员，只想着赶紧毕业出去工作，好担负起家庭的责任，那时大姐晓雅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不能再支持他了。
但往后的日子，并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