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会希望，真正的勇敢者面临他们所经历的磨难时，依旧保持着百折不挠、无怨无悔的高贵之心：他们不被任何可怕的、比死更糟糕的可能性吓退，坦荡地朝命运的风暴走去。这种期望虽然动人，但是与现实相悖。血猎专员托马斯·哈特利就经常面对这一类勇敢者，一些在酷刑中哭号溃败的人。

    被囚禁在一个不为人知、没有光线的地方，与所有亲友隔绝，莱雅丽·米德兰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在和布莱姆离开伦敦的那个夜晚，他们曾在泰晤士河边上瞥见一个陌生女人。那个女人头戴一顶马辔头一般的铁制刑具。那天晚上，他们顺流而下，前往诺福克郡的新居。现在，同样的刑具刺穿了她的口腔。

    她一刻也不能入睡，否则脖颈就会因为抽搐而被利刺戳穿。审问者来到时，它仿佛专为沉默的女人设计。莱雅丽被不断要求复述自己自相矛盾的罪行和胡编乱造的咒语。不过，一旦审问者离开，它就开始提醒女嫌疑犯，什么话应该绝口不提。坚硬的金属边缘压迫着她的上下颚骨，让她重新变成一个婴儿，无法说话和咀嚼。直到哈特利专员出于同情介入了拷问，暗示她根据指控书的内容，把其中所述的所有罪行都复述了一遍，刑具才被卸下。

    痛苦完全摧毁了她的尊严。她狼狈地蜷缩在墙角，不断因为先前酷刑造成的伤口哀嚎，无法遏制对死亡的恐惧。她自认为承受痛苦是她的专长——很少有人面对诬陷与迫害会像她这样漠不关心，原因正是如此。

    因此，她贸然挑战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对魔法一窍不通，怎么能指望战胜一个拥有国教支持、全部国家力量层层加固的机构呢？莱雅丽当然没有这种虚妄的希望。她知道自己在做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以自污名节的方式保护玛丽。可是现在，她逐渐觉得自己遭受的痛苦没有意义。它既不被见证，也没有公义。就像所有稍有头脑的人一样，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并非牺牲，而是被抹除。

    她开始一次次梦见自己的儿子安睡在自己怀里，然后在寒冷中惊醒，发现胸前空无一物。

    格雷德思奇村的冬天到来了。它不是为了人类的舒适而存在的，至少，不是为了莱雅丽的。没有风与窗户的地窖本应是一种庇护，可事实正好相反，寒冷不会散去。石墙的湿气在冰点以下凝结为细密的霜珠。它们沿着墙根结成蛛网般的冰线。她通过这些知晓冬日的存在。

    此时已是案发后的三个月，由于案件涉及玛丽与帝孚日叛逃血族的亲眷，与这两者都有直接行政关联的迪米特拉女士不可避免地抵达了监狱，以便起草一份对案件“非正式拘押与特殊审讯”进行解释性的法律备案。

    一看见迪米特拉，莱雅丽像一只被打断脊椎的野兽一样匍匐在她面前，向她求饶说情。她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血猎与教会早已知晓的真相，申诉自己的冤屈，或是含糊不清地提起布莱姆，企图以他的情面请求迪米特拉网开一面。她苦苦请求，作为父母与保护孩子的人、可怕制度的多次受害者，请求他们保全她的生命。

    面对这名无辜嫌犯的反复哀求，迪米特拉没有露出为难的颜色：“作为父母与保护孩子的人、可怕制度的多次受害者，我们自己见过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孩子的父母，难道还少吗？在人界、在帝孚日，不是总有人在受苦、没有自由、忍耐无法反抗的惩罚吗？必须推翻帝孚日——哪怕这意味着巩固眼下邪恶的制度。”

    迪米特拉同她说完这番话，便向哈特利专员要走了审讯文字记录与莱雅丽所签下的两份供词确认函。

    于是，尚未丧失求生希望的嫌犯转而请求哈特利，可他也只能保持沉默不语。当女人的哀求总算有一天转变为唾骂时，他才开口说话，苦口婆心地劝告她：由于他和迪米特拉的一再担保，莱雅丽的判决已经暂时从公开处决改为特级转移安置，残杀过去雇主卡里氏与梅吉·阿特伍德的嫌疑也不再重谈。对于最残忍的后果，他们已经尽力延缓——这是他们的良心与努力所能做到的极限，莱雅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莱雅丽干瘪地回答：“意味着我将会死得没那么耸人听闻。”

    面对她的粗鲁，哈特利专员没有计较——你很难责怪她此时的愠怒，也难以要求她克制，即使她迁怒于出现在她面前的任何人。毕竟本质上，她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

    哈特利和迪米特拉并非怜悯她的赎罪者，也不是与她信念相投的盟友，而是维持合法性的中间层级。尽管他们为她争取过时间——暗中修改指控书的措辞、阻止更重的刑罚、延缓最终的审判。他们期待在这段空隙中，某些人会利用一切他们还握在手里的碎片去制造一些微小的可能。可是他们都知道，那种可能微乎其微。即使有，也是无济于事的。

    莱雅丽记住了羞辱的意味。她的身体开始逐渐变成另一种东西——一具为了忍耐而重塑的工具。疼痛变成一种节律，她从它的高低起伏中，开始编织语言。她写不出、说不出这些话，却在血肉里、骨头中，把它们记住了。她的牢房其实没有真正的边界。石墙只是象征，寒冷才是真正的围墙。它不是一种天气现象，而是一种漫长、反复自证的秩序。她不再想象自由，甚至开始祈祷。

    思考是自由之人的习惯。囚徒所剩的只有无法控制的思想的回声。杂乱的希望和怨恨的控诉在她体内流淌。只要托马斯·哈特利和迪米特拉在场，她就口不择言地诅咒、哭泣、懊悔。

    许多的名字被提及了——她憎恨的名字，她用整个身心爱着的名字，死去的名字，尚且活着的名字，将要比她的生命更加长久存在的名字。语言相互追赶，在其中，爱恨失去界限、生死溃散瓦解。她一会怨毒地咒骂自己所爱的名字，却向她恨的那些忏悔，一会又语无伦次地朝死者呼救，却向生者倾诉遗言。

    在长期的痛苦与监禁中，她非但没能维持她想象中高贵的沉默，还过早地屈服于恐惧的侵蚀，变本加厉地说出许多卑劣话语，每句话都在退还她过去的一切勇气、道义、良心。她一直说啊、说啊，反复地用令她感到耻辱的词句冲刷牢房的石壁，直到她觉得自己的舌头结了冰。她无法阻止那些言语，在无人时，又因为羞愧而放声哭泣。这一回，羞辱不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心形成的判断：语言背叛了她的意志。它们不再属于她，而仅仅是她不可切除的一部分。

    终于有一天，哈特利专员和迪米特拉从她的胡言乱语中提取出足够填充调查报告的段落。他们的探访随即中止。回到伯明翰城中心后，两人一面监管被禁闭的玛丽，一面投入到大量文书起草与传送的流程之中。

    一份案情概述被分别呈交血猎上级监察办与审计办，附上血猎神学专员哈特利的签字，以及对于“非常规拘押”合法性加以说明的备忘函。另一份文件则呈交教会，由大主教办公室接收，暂列入涉种族安全档案——这个分类专门用来收容不宜公开提审、可能牵涉高阶血族个体的特殊案件。迪米特拉又着手初拟一份有关布莱姆·阿鲁卡尔德涉案风险的报告。她以军用地图般干净谨慎的字迹写道：尽管该名个体早于一年前便脱离日常轨迹，彻底自人界消失，其多年来对血猎工会的行动安排始终呈现出高配合度、无暴力反应、无激进倾向的特征，但仍有必要对其潜在情感联结可能对当前案件造成的扰动影响进行评估。

    当那些公文在骑缝章与花体之间来回传递时，哈特利专员才稍稍得到喘息。出于对案件的尽责，他再次沿着破旧的乡间马车道驶向西北。穿过法泽利荒原与赫尔伍德旧林，再沿老营地道向北行进三英里。那时，雪已经开始融化，地面依然结着霜，厚厚的苔藓被践踏出一条锈黄的小径。

    就连莱雅丽自己也不知道，此刻她所困之地，位处格雷德思奇村北麓的一段丘陵地带。牢房被建在一座已废弃教产建筑的地基之下，早年归属本笃会，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运动中被没收。如今，出入者几乎都是受命于特派审讯委员会或血猎工会的人员。

    当哈特利专员再度造访莱雅丽的囚房时，他大吃一惊。或许是由于刑罚的伤口已经结成疤痕，她的样子与上一次见面时的凄惨大相径庭：虽然更为削瘦了，但她的仪容与入狱前相差无几。她笔直地坐在草垫上，双手叠放在膝盖上，看起来比参加礼拜时还要庄严。那头红色的头发纠缠在一起，可是被尽量仔细用绳带束在脑后，露出雪花石膏般苍白的脖颈与耳垂，就好像她接下来要进行什么至关重要的工作，因而要防止乱发的妨碍一样。

    这一次，她什么难听的话也没有说，可却令哈特利专员心生颤栗。似乎，她早已凭借某种沉默中的秩序，占据了这间牢房的中心。

    她诚恳地向哈特利说道：

    “我本可以不必遭受这些，可是，我自作主张，说出了那些话，因此，这全都是我活该。我不该要求您和迪米特拉女士违背眼下的制度。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什么是无能为力。”

    哈特利专员很希望自己当时能够说些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出口。他站在那儿，突然闻到自己外袍沾着山路上的灰尘与马匹的气味，觉得他们很刺鼻。银质工会徽章沉沉地坠在他胸口。他的沉默比任何言辞都更诚实。

    于是她又嘱咐他：

    “请不要告诉玛丽和特瑞我曾说过的话，如果我的丈夫回来，也不要让他知道。就说我感到满足，认为自己死得其所。”

    哈特利感到自己受到了责难，尽管那并非出自莱雅丽之口。命运并非此刻才降临，只是现在才在她面前揭开自身的形状。生命的烛火行将熄灭，却始终未能照亮她所面向的广袤黑暗。它只照亮了一部分，那就是审判。

    曾经冷笑他人虔诚的莱雅丽开始相信审判了。在日复一日的黑暗中醒来，她感到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都在此世兑现。她所承受的痛苦，遭遇的不公，得到的爱，犯下的罪，付出的帮助，所说的话语，都将抵达苍穹之上。不论是丑陋的真相，还是卑鄙的秘密，唯有祂能理解，也唯有祂能评判。所以，在那天到来前，在托马斯·哈特利专员的面前，她感到很自由。比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自由。

    她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平静地坐在那里，对他说：

    “希望你抹去我的遗言。“

    莱雅丽未免太低估了哈特利专员的良心。实际上，无需她的请求，她不堪的一面早已被哈特利专员排除在档案记录之外。人在极端中的反应，更关乎条件与环境，而非道德判断的凭据。

    刻意的缄默是血猎这份职责中少有的伦理余地。况且，尽管莱雅丽羞于面对自身道德的瓦解，这种失持实际是普遍规律。在哈特利专员经手的多起案件中，嫌疑人临终的表现往往如出一辙：谁都没有留下高尚的辞世之言，反悔、侮辱、谩骂、攀扯、诬陷、求饶构成了多数情形——不论他们先前是何等坚定不屈的人物。勇气和毅力都在不可能的境地中化为乌有。对此，哈特利持有理性的理解，没有丝毫道德的谴责。

    因此，包括莱雅丽在内，这些无辜者受审时的真实言行并未记录在案，以保全他们的尊严。当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内容原本就不具备归档价值，也不适合在公文中呈现。

    不论是出于何种因由，莱雅丽在她人生最后的时光究竟说过些什么口不择言的话，作为故事转述者的我无从得知，也不愿在此详述。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