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不愿轻易去回忆童年。
但每当夜深人静、世界安静得像一片死海时，那些画面就像老旧的录像带，一帧一帧重新播映，模糊却清晰，死死卡在心头。
那是一个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夏天，八岁，暑假。
那个时候客厅没有空调，空气燥热沉闷，蝉鸣像铁钉，一下一下钉进她的耳朵里。弟弟小天刚打碎了餐桌上的玻璃杯，尖利的碎片撒了一地，他慌张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尖着嗓子喊：“是姐姐碰掉的！”“妈妈姐姐推我！”
安安呆呆地看着他，手里还拿着语文练习册，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冲过来的妈妈的巴掌已经狠狠甩了过来。
“你就知道惹事！”她母亲的声音嘶哑而尖利，混杂着多年的压抑和控制欲，“一个女孩子，不知道规矩，不知道让着弟弟！”
那一刻，她的脸颊灼烧，心跳乱成一团，却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她知道没人会听她解释。父亲当时坐在阳台抽烟，听见动静，慢吞吞走过来，看了眼哭泣的小天和结结巴巴脸色通红的她，叹了口气：“别太凶了，孩子还小。安安你认个错就好了嘛。”
说完就又走开了，仿佛那种“中立”的温和语气，就足以抹平一切伤害。但是被推出去彻底成为“替罪羊”的是她。
她清楚，父亲从不站在她这边。他是那种“从不打人”的父亲，却也是那个从不保护她的人。他总在关键时刻“看似公正地出现”，摆出慈父的姿态，却永远不会真的为她发一次声。
后来她明白，父亲要的不是她的幸福，而是一个“和睦家庭”的幻觉。她的沉默，是他自我形象自我满足的一部分。
而母亲呢——母亲从未爱过她，至少不像爱小天那样。母亲总说：“女孩子就是赔钱货，好好读书出去找个厂打工别让我们养你，这就是你唯一的路。”这话像冷水，一遍遍泼在她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心里。
她曾在夜里问过母亲：“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母亲没抬头：“我怎么不喜欢你？给你吃给你喝没让你饿死我还不好吗？你怎么不想想你弟弟？他连个新书包都没有。”
她闭上嘴。从那以后她学会了少说话、少要求、少哭泣——她知道，哭不会换来心疼，只会换来“又作了”的冷眼。
而弟弟呢？
弟弟只是个孩子，调皮捣蛋却从未受罚。他会偷她的零食、划破她的课本、拿她的奖状当玩具撕碎。每当她气得指责，弟弟就会扁着嘴哭：“姐姐打我。”
只要她气不过推了一下弟弟，她又会被母亲拎着后领打回房间。
在那样的家庭里，她明白了一件事：生为女孩，是原罪。
她母亲来自四川农村，一个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她听姥姥说过无数遍：“养儿防老，女儿是别人家的。”安安的舅舅，吃喝嫖赌，从不工作，却是全家最受宠的那一个。
安安的妈妈，从小就在这种鄙视女性的环境中长大，她一生的执念是：“我也要生个儿子，让所有人看看，我比别的女人高贵。”
所以当安安出生时，她是失望的。等弟弟出生，她仿佛完成了命运交付的KPI——从此安心把所有母爱，倾斜给那个“带来荣耀”的儿子。
在这样的母亲眼中，女儿只配是工具，是伺候全家的奴隶。
而安安，甚至不被允许痛苦。她从小就懂事——不是天生温顺，是她太清楚：反抗没有用，只会挨更多的打。
她的敏感，她的自卑，她面对世界时小心翼翼的笑容，都是那个家里漫长暴力和冷暴力塑造出来的。她长大后也曾试图逃开，拼命考到城市、努力离开家，可每一次回头，她都知道——自己身上，永远带着那个家灌输给她的印记。
她不敢奢求被爱，甚至不相信“被看见”这件事会落在自己身上。哪怕现在，哪怕Brady说过无数次“我在意你”，她仍旧，下意识地等一句否认，等一场背叛，等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不值得。”
那种冷漠而自动化的轻视，比吵闹的争执更像刀子。她看过电视里别的妈妈抱着女儿哭，听她们说“妈妈爱你”。她记不清母亲有没有对她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也许说过吧，在别人面前，说给邻居听，说给亲戚听，说给学校老师听。
可私底下，她永远只是“拖油瓶”。
弟弟小天生病时，妈妈彻夜守在床边喂药擦汗，一遍遍喊：“儿啊，你可要快点好。”
她发烧到39度，只换来一句：“怎么净拖后腿，买药都贵。”
她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全县作文比赛拿了一等奖，老师建议她参加少年写作营。她拿着那张表格，小心翼翼递给妈妈——那年夏天她没有去成，因为弟弟要报暑假篮球班。钱就那一份。
她那天晚上哭着趴在床上，结果妈妈进来劈头盖脸：“你一个女孩子，写什么作文？会嫁人就够了。”
她至今还记得那个词——“会嫁人就够了”。那时候她才十岁。
她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不是不爱女孩——是只爱“漂亮的”、“乖巧的”、“不抢资源的”女孩。而她，显然不符合。
她比弟弟早起做早饭，给弟弟所有闯的祸“擦屁股”，成绩一直年级前五，干脏活累活不喊累，乖乖读书从不闯祸——可这所有努力在妈妈眼里，仿佛全是“应当如此”，甚至变成“你能照顾弟弟，说明你长大了“的资本。
母亲的逻辑始终如一：女儿要为弟弟让路，这不是牺牲，是“理所应当”。
母亲身上的厌女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代际压抑、性别羞辱、资源不均衡下积压出来的仇恨变种。
当女性无法在体制中对抗男性，就会把压迫复制到女儿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暂时“变成”男性的同盟者。假装自己成为男性。
她的母亲深信，只有生了儿子，才能“翻身”；而她，就是那个失败的起点，一个没什么用的耗材。
她想起上初中那年，她的青春期来得比同龄人早，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还要被母亲讨厌。但她母亲就是很讨厌她，像在看下水道里的老鼠——嫌恶，失望。
她刚进门，母亲看了眼她的裙子，眉头一皱：“你也太不知羞了，这种事还弄脏衣服走一路？不知道避着点？”
那一瞬，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她，仿佛不是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而是一个“脏污”的象征，是必须被羞辱、被压抑的身体。
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不是男孩？要是我是男孩，我就可以得到她的爱。”
但等她长大后才知道——就算变成男孩也没用。她不是“那个儿子”——她是那个被遗弃的“女儿”，这才是原罪。
她看着自己因为压抑而扭曲的背影，感到窒息。
为什么她再怎么做，都是原罪？
“你是个女孩，不要太多要求。” 安安最早听见这句话，是六岁那年。
那年冬天过年，她的旧棉衣已经穿了两年，肘部磨得起球，袖口也褪了色。她想换件新的。妈妈看都没看她：“你穿旧的那件就行了，小天的衣服才刚买了新的，这个月不多花钱了。”
那一刻，她懂得：弟弟的“新”，是家庭的刚需；她的“想要”，是无理取闹。
从小到大，她的“需要”从来不是“需要”，她的喜好不被尊重，她的优秀被当作“应该如此”，而她的情绪，则被嘲笑为“玻璃心”“多事”“太敏感”。
初中时她考进了区重点，每天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一点才躺下，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十。她偷偷希望，如果能考进省重点高中，妈妈会为她骄傲一次。
那年放榜，她拿了全校第三名，名列金榜。
她站在门口捧着通知书，妈妈却在厨房埋头剁肉头也不抬：“你去上高中又要钱，你能不能自己找个班上自己挣钱？”
她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那句“我也想被你骄傲地提起一次”。
家里客厅不摆她的奖状，妈妈只留了弟弟的从小到大的各种照片。
她问母亲：“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出成绩？”
母亲洗着碗：“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怕你骄傲。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时候条件太好也没人敢娶。安安你记住，男人不喜欢太聪明的，你要贤惠，温顺。”
在那个把“女孩子就应该温顺”“女孩子不能太要强”“女孩终究是要嫁人的”当作圣经的家庭里，她始终是那个多余的变量。
她拼命读书、打工、自学理财、兼职家教……努力想为自己挣得一个“配得起梦想”的资格，可母亲只会说：“别折腾了，你弟工作还没着落呢，多帮帮他！咱家指望你嫁个好人。”
连未来的自主权都早早被剥夺。
当她终于站在广州的大学城，面对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精英与上层社会的光鲜面孔时，她才发现自己和她们的距离，根本不仅仅是“自信”或“气质”，更是—— 从小生活的环境和认知。
她们是被鼓励去试错、被呵护去飞翔的人，而她，是从小被“打压成长”，再从“自卑中逃亡”的人。
而安安，永远不是主角。在这个社会的剧本里，她一直只是个“灰姑娘”——而且没有童话的那一场逆转。
她不甘心。
现在，当她站在Brady那样的世界边缘，听他们谈出国、谈融资、谈项目、谈未来，从帕尔玛火腿到君士坦丁的陷落，谈摩洛哥柏柏尔人的文化和建筑到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从挪威·Svartisen 360°全景冰屋到南极顶奢Scenic邮轮配潜艇探险，那是她闻所未闻的世界。
他们从穆萨耶夫和graffs的高定珠宝到冬天去南美看沙漠--阿塔卡马沙漠的无光害区，由天文学家陪同观测银河，搭配智利顶级Carménère葡萄酒与安第斯山脉羊驼肉料理，拿昂贵珠宝矿石打碎磨成的粉染色自己的羊驼毛真丝纱线给自己做衬衫，西装或者套装。
安安听过Brady和他的朋友聊车，法拉利Tailormade定制外观内饰还不嫌够“彰显自我显示卓越”，还要Mansory再改装出更极致的性能。
更致命的是，安安她知道自己的自卑不仅仅来自经济落差——而是从娘胎就开始被灌输的“你不值得”。她曾幻想有人能拉她一把，可当她终于等来了那个看似温柔的手，却发现那手也时常颤抖，犹豫不决，随时会松开。
她从不怕贫穷，也不怕失败。她怕的是：
自己拼尽全力，依然无法抵达对方的世界。
她甚至没有迈出脚步的勇气。
安安很怕。
怕得胃疼、手心出汗，夜深人静时，她几次三番起身走到镜子前，拉亮灯，盯着自己的脸看。再薄的粉底也掩不住她泛青的黑眼圈，还有鼻翼两边的干裂。她低头盯着自己的指甲——并没有做过护理，边缘甚至还有些倒刺，指节骨节分明，不像那些贵气女生那样修长温润。
她咬着唇，半晌没说话。
她怕。真的很怕。
她怕和Brady出现在一个圈子里。
怕那些眼神，明明嘴角在笑，眼里却浮着轻蔑；怕别人的闲话——“这女的是谁啊？”“怎么那么像农村妹啊？”“唔，港大风头正劲的Brady找这种？”
她也怕那些沉默的、不言而喻的比较。
她想象着宴会厅里一张张精致的脸、标准体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自如；那些女生的包包是她一年生活费的十倍，戴着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珠宝。
而她呢？最近才开始练穿高跟鞋。她怕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脚踏空，怕拿错刀叉，怕酒杯举得不对，怕被人试探时露怯……
她怕让Brady丢脸。
他是那么体面、从容、不动声色地闪耀。他可以和任何人谈笑风生，也可以在一桌人中毫不费力成为焦点。
而她，在那样的场合里，只会成为一枚他身边“不够体面”的配角。
她不是不知道Brady是真心对她好，也不是不感动他那种温柔和支持——但她知道，他是往上走的人，而她只能拼命追。
追得很累，累到她有时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拖累他了？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他的世界？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party。
中学时期的社交，就是食堂、操场和课桌之间。大学以来也只是社团活动、食堂、陈可人请她吃饭，再就是图书馆角落大家一起吃面包包子茶叶蛋。她对那种“轻描淡写的优越感”极其敏感——哪怕一个无心的眼神，也能让她整晚失眠。
她也怕看到比她优越一百倍、一千倍的女孩出现在Brady身边。
她怕看到真正“匹配”的人。
怕那种才貌双全、气场得体、谈吐得宜的女生对Brady轻笑一句：“你女朋友挺可爱的。”
她们像托斯卡纳阳光下肆意张扬的红玫瑰；
她是午夜广场清扫时扫开的塑料花。
哪怕那句“可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礼貌，也依然像在说：
“你真……亲民啊，居然会认识这样的人。”
她躺在床上，心跳比平时快一倍。那种从身体里长出来的焦虑，是她熟悉又陌生的敌人。
她知道自己不该怕，也知道这些恐惧是不理性的，可它们就像潮水，从心底漫上来，淹没她所有理智。
她不是没在进步。
她已经在补课、背单词、练口语，甚至已经给自己定了出国和考研的两套路线图。
她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地方女孩了。
但她心底那点最柔软、最羞于启齿的自卑，就像是童年时那件始终没能换下的旧棉袄，贴着皮肤，带着褪不去的气味和穷酸，羞耻。
她太清楚了：
这个世界对灰姑娘说“你可以”，但当你真的出现在舞厅，他们第一反应还是——“你凭什么？”
她把头埋进被子里，眼眶微热。不是伤心，是压抑，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
她想：我一定要走出去。哪怕被嘲笑、哪怕会犯错。
因为如果不去走出这一步，她永远都只能躲在阴影里，猜测别人眼里的自己。
“这一次，就当试试看吧。”
她轻声对自己说。
声音还在发抖，但这一次，她不想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