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见过妈妈的妹妹。
准确来说,我根本不知道妈妈有妹妹。
婆婆的葬礼上来了不少我不认识的人。我穿着麻布孝服,在他们中间踱来踱去。袖子上用别针别着一块黑布条,它随我的脚步微微扬起。
如果不是婆婆死了,我几乎快忘了世上还有种叫别针的东西。
“别待在这里碍事。”
妈妈的训斥按下那块想飞的黑布条。它驼背、缩坐在一张红色的高脚塑料凳上,看着其他人或笑或谈或吐痰。
然而,凳面没被我坐热,妈妈要我和到来的客人们一一打招呼。
所谓的打招呼就是化身为摇摇车,不停地唱“妈妈的妈妈叫婆婆”。现实比歌谣复杂很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五花八门的称谓,搞得我晕头转向。
我经常连自己认识的人的招呼也不想打,更别说那些不认识的人。
妈妈要我叫他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一件讨厌但不能说出讨厌的事情。
小时候我经常会拒绝妈妈要我喊人的要求,现在我长大了,仍旧不高兴喊人,但再没办法拒绝。
办一场葬礼,至少会使得一个人想要去死,或许这就是葬礼的意义。
我的不悦写在脸上,幸好这时摆笑脸也不大合适,妈妈不会来纠正我的脸色。所以葬礼比其他喜宴还是多了一点点好处。
众多来宾里,有一位很特别。
妈妈对我说:“喊姨娘。”
我像个复读机,重复道:“姨娘。”
那女人不太懂和人保持距离,我压根不认得她,只是顺着我妈的指令叫了一声客套的称谓,她竟然把她的手伸到我头顶上来了!
我为什么不是刺猬呢?我要怒发冲冠,我要扎穿她的手心!
她怎么好意思笑的?她笑得眯起眼睛,看起来跟我妈妈还有点像,果然可恶的女人都是类……
“这是你亲姨娘。”另一位类似可恶的女人,我的妈妈,再次开口,“我的亲妹妹。”
我蓄力一半,还没竖起来的头发,被那女人一下下抚平。
她看起来比妈妈年轻许多,说两人相差有十岁也是可信的,她真的是妈妈的亲妹妹吗?
我的头发快被她磨出火星子,她终于舍得收回手,并发出动人的声音:“姨娘给你带了礼物,放在车里呢,一会儿给你拿过来。”
我爱收礼物。一切赠品都是可爱的。
我的新姨娘是可爱的,细细分辨,妈妈和她大有不同。她的微笑是温柔好意的,妈妈的笑藏着杀人于无形的刀子。
“好,谢谢姨娘。”我乐不可支,完全忘记这里是哪里,我的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我们相聚在此是为了什么。
直到那女人把礼物带到我眼跟前。
一箱卫龙。
我说不出感谢的话,只好提问:“卫龙,还有箱装的卖呐?”
那女人又笑得跟妈妈一模一样,说:“对啊,那肯定有啊。你吃,吃完了再给你买。”
我不知道说什么,对卫龙的讨厌让我作呕,然而礼貌让我选择沉默。
这一定是妈妈和这女人的计谋,我中计了。
我的确很爱吃辣条,世上辣条千万,除了卫龙,其它的我都愿意尝尝。
这不是卫龙的错,全赖我。
小学三年级的某个周五的下午,我拿着从我妈钱包里摸来的一块钱,在学校小卖部购入两袋卫龙辣条。那个周末妈妈要去干一件事,我不清楚她要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可以自由地在家中享用辣条,我有足够的时间等辣条味散去,我可以清理干净现场,抹去每一处大意沾染的辣点。
我的计划非常完美。可惜,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
我的舍不得,我的贪婪,将我的罪行昭告天下。
周六一大早,妈妈骑上她的电瓶车出了门。我躲在被子里装睡,等她走远,确定她不会意外折返,才掀开被褥。
我馋得急切,顾不得穿鞋,光脚踩在瓷砖上,奔向我的书柜。
一袋卫龙放在高尔基的《童年》里,另一袋卫龙藏在鲁智深痛打镇关西那一回。
我准备先吃另一袋,因为我想看鲁智深打完镇关西之后发生了什么。佛祖千万保佑鲁智深不要被抓到,也保佑我不被妈妈发现。
五毛一袋的辣条,现在的我一口倒光,但当时的我可以吃上一整天。
周六结束,我吃完一袋。临睡前,我打开《童年》继续看。我很爱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本课外书,我已经把它看了许多遍。第一次看到小茨冈背上十字架,我害怕他死掉,祈求上帝千万保佑。可他还是死了,上帝不起作用。
我一看《童年》就想哭,我一伤心就想吃东西,我还要吃一袋辣条。
计划留到周日食用的卫龙,在周六的夜晚被我拆包。
人一旦打破计划,她就可能被别的什么打破。
周日的傍晚,妈妈如她所说一般,准时回家了。
她给我带回来香喷喷的鸡蛋饼。那种鸡蛋饼只在镇上有得卖,卖鸡蛋饼的奶奶总是把饼子摊得又大又圆,她搪瓷罐里的土豆丝、海带丝、榨菜丝,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土豆丝、海带丝、榨菜丝。
一有机会和妈妈一起去镇子上,我都会让妈妈给我买一卷饼。妈妈不会拒绝我,在她的观念里,鸡蛋饼不贵且不算垃圾食品。
但镇上有个奇怪的女人,妈妈只要看见她在,总会买两个鸡蛋饼。一个给我,一个给她。
奇怪的女人老在那里,老是躺在鸡蛋饼摊附近。我怀疑她是故意躺在那里,要来骗我妈妈的鸡蛋饼。她的肚子鼓鼓囊囊,不知藏了多少人的鸡蛋饼。
后来我知道了,她是个疯女人,被家人抛弃的疯女人。
她有父亲,有丈夫,有儿子,但是她在路边流浪。
妈妈告诉我,那女人以前和她一起在玩具厂打过工,后来结婚,因为精神有问题,再没人管她。妈妈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和我强调一句,她以前可漂亮。
说实话,关于她的故事,我记得模模糊糊。但因为妈妈的强调,我能确定她以前很漂亮。
记忆总会模糊,除非它具有足够的冲击力。
比如那个周日,妈妈带着鸡蛋饼回来,她本是计划关心一下她的女儿。
而我知道,我的计划彻底完蛋了。
周六的夜晚,昏黄的台灯下,高尔基太让我伤心,我痛哭一场,不受控制地陷入沉睡。
再醒来时,卫龙的辣条油在床单枕罩被套上,留下火烧才能干净的污迹。
放火是更可怕的罪过,我不能错上加错,只好静静等待审判。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想到那个奇怪的躺在路边的女人。
我一直能想起她,就像想起小茨冈的死亡,想起鲁智深的圆寂。
到今日,我仍在想她。我想起她时而大起来,时而瘪下去的肚子。
我曾经想找机会问问妈妈,问问她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但我知道她的故事已经成为一本书,我读下去,无法改变结局。所以我决定合上那一页,不再翻阅,不再找机会。
她的结局悬停在某个注定悲剧的周六的夜晚,而我永远不要等来周日的审判。
所以,不是卫龙的错,全赖我。
对于莫名其妙的新姨娘送来的莫名其妙的卫龙,我除了苦笑,说不出别的好话。谢谢的客气话也给不了。
“把辣条拿进去吧,拿到房间去。”新姨娘示意我把这一箱子辣条捧回家。
我没话拒绝,麻木地捧起它,路过婆婆的灵堂,在吹拉弹唱中,拐进婆婆的房间。
婆婆的房间很陈旧,泥墙泥瓦泥地。妈妈和姨娘很早以前想为婆婆的老家翻新,可是老人的固执不好劝动,婆婆执意与房子一起变老。
婆婆的房间里有一张老木桌,桌子下部中间有个空档,可以摆放东西。辣条箱子被我搁在那里。
我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如果表面上那箱子是卫龙的,但拆开之后是别的牌子,兴许是个辣条盲盒。我弯下腰,头伸进桌子底下,试图用指甲抠开封箱的胶带。胶带缠缠绕绕好几道,我右手大拇指指甲宣告报废。
我爬出桌肚,起身拉开桌子两边的抽屉,想找找尖锐的器物,能划开胶带的那种。
一边的抽屉是空的,一边的抽屉里摆着杏花楼的月饼盒。
月饼盒也是收纳盒,保不齐放着剪刀针线。
我将指甲卡在月饼盒盒盖的缝隙处,盒子顶着肚子用力扒。铁盒子有年头,上了锈,不好打开。
我又牺牲掉右手的无名指指甲,终于,盒子还是开了。
里面没有我想要的剪刀,没有我想要的针线。
有一封信、一瓶药。
我先注意到的是信,因为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大字——认罪书。
我知道不该私拆别人的信件。但如果那是一封认罪书,我想,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让罪行暴露在阳光下。
在拆开前,我不会想到是谁犯罪、谁受罪、谁认罪。
信比卫龙的纸箱好拆,我打开它,然后我就看见了:
我认罪
是我毒死林得金
他对我的女儿不好
林得金是我公公的名字。
“我”是谁?
“我的女儿”又是谁?
我能想到的只有我的婆婆,我的妈妈,我的姨娘,我的新姨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