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祠堂灯未熄，香未冷。

    供案之后，一排灵位立得整整齐齐。朱红牌匾上镀金刻名，祖宗十六代、长房旁支，满墙都是熟悉的姓氏。

    唯独中间偏下那一块，总是空的，也不许人问。

    那里原该立着柳曼玲的名字。

    再往左边一点，也空着一个位置，大家都以为那是陆唯桉给自己留的位置，那个位置应该是陆恩曜的。陆唯桉同父异母的弟弟。

    被他亲手抹去的那一个。

    陆唯桉站在案前，没有点香。身后人声散去许久，纸灰已经冷了。

    他伸手抹了抹最边上的香炉铜沿，指腹擦出一道灰迹。

    过了半晌，他垂眼轻笑，低声说：“母亲……您是不愿进这祠堂的。”

    语气不是埋怨，更像一种承认。她的一生太孤独，也太倔强。

    左侧下方第二排的那一对牌位。一块刻着“长子延晞”，一块刻着“予初贤妇”。

    两人死得早，一前一后。一人抑郁而终，一人追随而去。

    他从不在别人面前说半句悔字。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一年，他逼得延晞几近破产，不让他插手陆氏实权；他让人断了林予初原本的展演合同，说“家门不可过于张扬”；他不给林予初的母亲请医，说“外家不许倚靠陆家资源”。

    林予初死后，陆延晞站在她的棺前三天三夜，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不争了。”

    如今他们只剩下灵位，被摆在一众子孙牌位里头。

    他站着，眼神未变，只是指节微动，像是碰了一下那两块木牌。

    “我不认错，”他低声说，“可我也没原谅过自己。”

    香火再浓，也盖不住他指尖微颤。

    他垂眼看着手指上的灰，沉默许久，才低声又添了一句：“但有些事，我回不了头，也没人能回得了头。”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祠堂。

    长廊外，夜灯已点，火光从走廊尽头铺展开来，一盏盏，映得石砖发亮。烛火颤动，人影一层层被拉长，印在柱子与墙上。

    他刚一踏出门，远处那道斜廊下，嘈杂的人声中传来清漪脆脆的声音：

    “哥哥……”

    她站在烛火中，身影小小的，头发披在肩头。那一瞬，她转头朝陆渊看了一眼，眼睛弯起来，笑着抬了抬手。

    “你要叫我小姑奶奶吗？”

    陆渊愣了一下，像没反应过来那是在招呼他，他的心忽然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他怔怔地望着她明亮的笑眼，心底那种陌生又温暖的感觉涌起，竟让他忘记了该怎么回应。，下一秒才回过神，笑了起来，他低头一瞬，掌心微紧，快步走了过去。

    灯火摇晃，两个背影拉长并排站着，烛光里高高低低的影子，在地上重叠，那像极了几十年前的某一个夜晚，也有人站在这条走廊，风吹过，衣角擦肩，光落在木窗格子上。

    这一幕仿佛被什么撞开了时间。

    黑暗中，一段旧事缓缓浮现。

    烛火炸响一声轻音，时间在这一刻轻轻错了位，过去与现在的身影缓缓交织，仿佛这一幕注定在陆家世世代代的命运里重复上演。

    1918年。江南三月，新式学堂外。

    少年站在巷口，脚下青石斑驳。

    那是陆升振十三岁的春天，

    他第一次，看见了她。

    街角雨停，地面潮润。风从巷口钻进来，打着旋，把街边的纸张吹得翻起。

    陆升振站在街角。

    他不过十三岁，中山装样式黑色校服，个子还未长成，骨架却已挺直。手里拿着刚买的《新青年》，指腹按住页脚，半张报纸在风中扑扇。他没动，也没看，目光越过报纸纸沿，落在学馆门前。

    她从门里出来。

    柳曼玲，十六岁，江南女学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小小年纪作文刊登在《时报》，□□说她将来要去上海做报刊编辑，是“新女性”的代表。

    可此刻，她什么都不是，只是撑着一把油纸伞，低头绕过门槛的少女。

    她素面朝天。伞檐下那张脸，在江南暮春的光里，干净得像一幅未命名的白描画，眉眼收着清意，却藏不住一眼惊鸿。

    她走得很慢，像怕吵醒身后的青石街。粗跟小皮鞋带起一点水痕，伞下的手指修长，正拢着几页未合的讲义。

    陆升振没见过这样的人。不是没见过漂亮女子。

    是没见过这般安静，又这般清醒的灵魂，走过他眼前，不施粉黛，不作声响，却像从《论语》与《新青年》之间并存长成的火种。

    那一刻，他忘了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

    她走过他身边时，风刚好穿过他掌心，把她袖口的香气推到他鼻尖，不是脂粉，是杏花香混着檀香，极淡极淡，像女学馆里常年用的陈年书页。

    巷口远处有书局老板正高声吆喝新到的刊物，几个学生从门前经过，谈笑间夹杂着“新文化”“自由”等字眼，声音飘进耳中，让这场初遇显得尤为特别。

    他还未回神，身边有人叫他：“小少爷，走了。”

    他才“嗯”了一声，转过头，却发现她停了步，正回头看了他一眼。

    她没说话。只是看。目光清清淡淡，没有惊讶，也没有防备。

    只是像在陌生人群中，看到另一个安静的人，轻轻点了一盏灯。

    这一盏灯，在陆升振心里，从此就没灭过。

    巷口余光落下的时候，她已经走远。

    陆升振那一整天没翻开手中那份《新青年》，那是他第一次发现，有些文字是留不住人影的，而他不肯承认那一瞬心动，只是在日记里写了：“今日春雨，风带书香，见一女子。”

    这短短十字，日后被他反复抄了七遍。

    那之后陆升振常去那家书局，起初是假装借书、还书、找旧期刊，后来干脆站在二楼窗下，倚着木柱看街对面柳曼玲挑书。

    她总是挑《时报》《民铎》《东方杂志》，手指干净利落，翻动时会轻轻咬唇角。

    有一天下午，春雷未起，风卷残雨，他刚走上二楼，就听她微有怒意的回头：

    “澄远，你要不要看今天的申报？讲的是青岛问题，他们又想借战后夺地，外交部软得像烂絮。”（注：陆升振，字：澄远）

    他怔了一下，接过报纸，不由自主问：“你怎么看？”

    她坐下来，指着报上的一段外交照会，一字一顿：“这不是协约国，这是强盗大会。我们派了十四万华工去欧洲战场，如今战胜了，竟要我们将山东拱手让人？”

    她说话时眼神冷静，带着压抑的怒火，不是少年人的鲁莽，而是一个早已明白国家命运沉重的年轻女子的清醒与咬牙。

    书局墙上贴着的标语“民主科学，救亡图存”已有些泛黄，角落里的茶壶咕噜作响，几个年长的读者小声议论着时政，不时摇头叹息。

    陆升振把那页剪了下来，折好，说：“这段话我要贴在日记本里，提醒我不能再只会写诗。”

    她听了笑：“你也写诗？”

    他点头：“可现在觉得……纸上风花，救不了国土。”

    柳曼玲却摇头，说：“不对。”

    她取出自己那本小册子，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诗要写得够锋利，才能成为刺向腐朽的笔。”

    她递给他：“你写，我也写。你把真话藏进诗，我就把真事讲给百姓听。”

    从那以后，他们每周都会在书局旁的小茶室里碰面一次。

    一个带来刚剪下的新闻，一个带来自己写的评论；他们谈巴黎和会，谈袁世凯的余孽残党，谈妇女解放，谈教育改革，谈那些在讲台上被赶下的老师，在街头被打断牙的编辑。

    他们一起抄写旧文、摘录《新青年》上的议论，有时一篇鲁迅的杂文，他们会讨论整整半个午后。

    风从纸页间吹过的时候，她第一次低声说：

    “你说人该怎么活？我想，如果这个国家迟早要被烧起来，我宁愿……我宁愿是点燃它的一点星火。”

    陆升振没有说话，只看着她。他在那一刻明白了什么叫“燃烧式的爱”，不是腻腻歪歪的情话，是她眼里映着火，他愿意把整个江南的雨都捧上去，替她挡火苗。

    “那我呢？”他问，“我要成什么？”

    她侧头笑了下：“你是风，你来。我就烧得更高！”

    那天之后不过三日，柳曼玲便随父母一同离开江南，前往南京，说是去金陵女子学堂就读，那是教会大学附设的高等女校，她父亲信西学，一早安排好了。她临走前只留下了一封信，夹在陆升振常坐的书局桌角，信纸上只有一句话：

    “我走了，不是不等你，是想更高一点，等你看得见的地方。”

    他那天站在巷口，拿着那封纸信，没说话，也没追。他只是转身回家，走进书房，跪在父亲面前。

    “孩儿想去南京读书，求父亲允我一行。”

    陆父抬头，怔了一瞬：“你不是刚在苏州学堂稳住了名额？为何要走？”

    陆升振握紧那封信，语气压住了所有情绪，只说：“为国，不为私。”

    那夜，他第一次和父亲彻夜长谈，从北洋乱局讲到青岛归属，从湖南工潮讲到巴黎和会，每一句都掷地有声，像是胸腔里憋着火，不吐不快。

    陆父终于问他：“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哪个人？”

    他沉默了一息，回答：“那人也是这国家的女子。她心里装着国，我若去，便是为她，也为国。”

    陆父听完那句“为她，也为国”，脸色冷下来，慢慢放下茶盏。

    “你是不是疯了？这年头讲国的人，不是下狱就是断命。你要念书，就老老实实在家族安排的轨道上走，将来入仕、做事、稳稳当当，你要真想干什么，就进巡抚衙门做文书，读成政法，别一天到晚讲那些会让祖宗牌位发抖的话。”

    陆母赶紧劝：“儿子啊，娘不图你飞黄腾达，也只求你平安一生。你爹这几年把银号稳住不容易，你要孝顺，就别出去捣鼓那些乱七八糟的新政。你是嫡长，是长房，你爹把族里账房交给你打理不是让你撒手跑出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新政？”陆升振站起来，眼里压着火，“那是救命的路。青岛都要被拿走了你们知道吗？我们派十几万华工去给人打仗，最后只换来一句‘不予置评’！”

    陆升振手指轻颤，低声说：

    “旁□□几个哥哥，年初都在北大上了学，写的文章我也读。他们说得对，国已不国，若不觉醒，便是合族沉沦。你们不信他们，也不信我，那你们到底信谁？”

    陆父拍桌而起：“你不要再拿这些破话搪塞我！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懂什么国？你知道咱家多少祖辈是怎么活过来的？一纸状元、一门亲事、一爿银庄，这才是正道！你把脑子都叫哪个女学生给勾去了？我信祖训。信这百年来陆家靠的是什么活下来的。不是嘴皮子，不是什么‘新青年的报纸’，是人情，是关系，是识趣。”

    他站起身来，盯着儿子：“你最好别再见她，你要真读书，就得把心收回来，把眼睛放在正经事上！你最好趁早忘了她。她不是你该娶的门第，更不是你该牵挂的命数。”

    “我不肯。”陆升振抬眼，“她在替国说话，而你们，只会躲在香案后面数银元。”

    “你们可以一辈子只图富贵，但我不能。”

    屋里鸦雀无声。陆母眼眶泛红，却不敢劝。陆父嘴角紧绷，脸色阴沉。

    屋里气氛骤冷。

    “你们可以一辈子不问国事，但我不行。”

    屋外风吹过庭院，摇得竹影乱颤。

    陆母红着眼，却不敢拦。陆父咬牙看着他，像看着一个要脱家而逃的逆子。可谁都知道，那个年头，一旦有了“国”的念头，便再不是你家的儿子了。

    这一刻，他们有些明白，这个孩子心里，不是家，不是宗，不是前程，而是“国”。

    那是他们根本不敢碰、不敢讲、不敢信的字。

    那夜话一落地，陆升振跪在祠堂不肯起身。长辈说他忤逆，兄弟劝他认命，陆母哭着拉他的手，他都不动。

    他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坚定到逐渐变得模糊，胸口像堵了一块巨石，怎么也吐不出一个字。他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教他写字时，那只握笔的手有多温暖，眼底泛起一阵酸涩。

    他一语不发，背脊挺得笔直，像整座旧宅中唯一未塌的梁。

    那一夜，冻风吹进门帘，祖先灵位前的香都灭了，他仍未动。

    第二日清晨，家仆推门看见他时，他额前已青，膝下铺的蒲团湿了，眉心磕出一道痕，血混着汗，流进眼角。

    那时陆父站在门外，看着这个被他一手教养出来的儿子。他不是不明白，只是怕。怕这个时代太乱，怕他们陆家这一房赔进去的，不止一个姓。

    “你真要去南京？”

    “我去，不只是读书明志，不是游学四方。”

    “你要是出了事……”

    “那便认了。”

    陆父盯着他额头那片青肿许久，最终叹了口气，挥手道：“你去吧。去了也别回来哭。”

    陆升振站起身，整了整衣襟，拱手三叩首：“孩儿多谢成全。”

    那一刻他不是求得自由，而是挣出一条光明的路。

    那日清晨，天未亮，整座陆宅还沉在薄雾与沉睡里。

    陆升振站在门廊下，身穿月白中山服，手里拿着那本《新青年》，额头青肿尚未退尽，却硬是抹了些药膏，不肯戴帽。

    随行的是他自小跟在身后的贴身小仆，阿南，年方十七，手里拉着一只皮质行李箱，箱面是上好的东洋牛皮，扣环泛着银光。

    “少爷，真不再等等夫人来送一程？”阿南低声问。

    陆升振摇头，只淡淡道：“她若醒了，就忍不住哭，我不想走得难。”

    他背着帆布书袋，包里只带三样东西：

    一页柳曼玲留下的手迹、一本《西洋伦理学史》，还有他在祠堂跪完那夜后写下的《启行书》他写给自己的，不是家人。

    马车停在外院石狮边，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怨，也没有离愁，只有一个少年第一次不为家、只为理想出发的轻微颤动。

    他上车后，车窗轻掀起一角，风卷入檀香味未散的陆宅厅堂，仿佛将那封未拆的“儿行书”，吹进了堂屋祖宗牌位前。

    他握紧手中的书袋，眼底压着所有的情绪。身后祖宅渐渐隐入晨雾，他第一次明白，家并非只是血缘和房屋，更是一种无法轻易割舍却又不得不割舍的疼痛。

    他走了，不是离家，是脱家。

    南京入春早，街道上尚有薄雾未散。

    柳曼玲抱着一摞新印出的杂志，从报社门前的阶梯拾级而下，嘴里还念着发刊单上的校对句式，身后新入社的学生在催：“柳学姐，今天的《东方评论》您不是说要亲自送去金陵女子文理学堂的吗？”

    她头也不抬，只摆手道：“你等我把这批交了。”

    正说着，街口传来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响，紧接着，有个少年的声音，清朗如旧，却带着一点风尘的微哑：

    “柳静鸢。”（注：柳曼玲，字，静鸢）

    她愣了半晌，慢慢抬起头，眼睛一点点变亮，像是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人就是那个曾在书局里与她讨论天下兴亡的少年，眼底的感动被迅速压下，只剩下一片明朗。

    他一身月白中山服已被旅途染出细褶，脚边放着一只皮质行李箱，身后跟着个年纪稍长的仆人，正吃力地替他拎着包袱。

    他没有笑，眼神却亮得像刚从漫长跋涉中赶来，只为看她一眼。

    柳曼玲一瞬仿佛没反应过来，直到身后的纸页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她才踩着两级台阶走近两步，怔怔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陆升振伸手接过她怀里的杂志，动作稳而自然：

    “你说你想烧得更高。”

    “那我就来了。”

    “风来了，南京够不够高？”

    她哽住半句，眼圈倏然一红，又低头笑了笑：“你十三岁，就敢这样跑出来？”

    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为国而来。你不信我？”

    她看着他，手里那摞杂志越握越紧，仿佛刚刚送出去的，是一个人重重落地的信念。

    从这天起，他们在南京街头重逢，也在南京，开始筹办那份真正属于他们的刊物。

    《新风》，起名那夜，他说：

    “你是火，我是风；可我们写下的每一字，要吹进这城的每个心里，那才是真的新风。”

    “我是风——你若在此烧，我便守你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