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沟通无用，我和几个在群里踊跃发言的积极分子添加了联系方式，组建了新的群聊，筹划着尽快在社区内举行一次抗议。莱吉姆只是给我泼冷水。他在群里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他自己在家也时常悄悄咒骂不合理不合法的封控，但在公开场合，他的态度可是拿得很“端正”的。过去类似的事情不少，为此我们没少吵架。我觉得他变了，从一个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抱有满腔愤懑的青年人，变成了一个精致利己、看不见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苦难的既得利益者；可笑的是，他也觉得我变了，因为我抛弃了『旧』工会成员的“身份”，选择跟一些不着四六的“造反派”新工会混在一起，完全不去维护我们已经努力争得的利益，整天想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这段不得不整天混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对他更加厌烦。躺在家里整日地抽烟、刷手机，说自己心烦得很，什么活都不愿做，家里的物资供应来源都是我在焦虑筹划，还总说什么我们在群里“拌嘴”是徒劳无功，我们去抗议不过是自投罗网，会影响他工作之类的话。有实效的事是不做一件的，有帮助的话是不说一句的。我时常想，当时那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是什么时候死掉的呢？还是说，那时的我还是太年轻了，误把他的言词当做拳拳真心，却忽视了更重要的行动呢？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等到解封，等到政务中心上班，我就马上提出离婚，决不耽搁一刻。
我们的新群不断有人加入，规模最终达到一百五十余人。虽然在社区两千人的总数对比下，这一百五十余人实在占比不多，而且其中肯定有社区一方的“内鬼”，但只要大家充分团结起来，一起表达我们的诉求，展示我们的共同力量，这也足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了。除了那两位一直活跃的法学生，群里还有几位律师，她们帮助我们梳理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我们的诉求是完全合法的，反而是社区存在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这给群里很多怕被扣上“造反”帽子的人吃了颗定心丸。
和周围几个社区通了气，我们商定，明天一早九点，就各自携带铁锤、钳子等工具，在社区门口集合，由律师和警察先行沟通，并由表达能力较好、相对冷静的几位群友向社区负责人表达我们的诉求，另安排几人全程多角度录像、直播。我们的主张非常集中，那就是要求社区负责人立刻给出他们据以实施封控的上级文件，如果社区负责人提供不了、拒绝提供，或者根本不露面，那么我们就将直接行使作为住户的权利，自行拆除非法设置的路障和围墙。
集会的前一晚，我还是很难入睡。即使已经参加过许多次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但对我来讲，真正让人激动的并不是反抗权威的旗号，也不是政治投机的可能收益，而是具体地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展开行动本身。我忍不住地多次设想明天可能遇到的具体情境。社区负责人可能会怎样故意分化、刁难我们？有哪些可能造成大家反抗意愿下降的情况？这种时候要说什么样的话才能快速提振大家的情绪？如果对方就是胡搅蛮缠甚至要动手，又该怎么办……
莱吉姆倒是睡得踏实，早早就打起他那震天响的呼噜，哪怕是分房睡，隔着几道墙几扇门，也都听得清楚。曾经，他是在我旁边为我的计划参谋筹划的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参与同一场斗争，面对相同的困难。而今天睡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明早你们去闹事，别叫醒我，我要睡个懒觉”。
好吧，就这样吧。我把结婚证翻出来，和之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模板一起摆在房间桌面上。不必等到什么“正式解封”了，明天的行动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回来我就要他签字。
三点多才睡着，六点左右就醒了。胸口有些隐痛，但头脑还是异常亢奋。群里已经陆续开始有人说话了，想必也有许多人经历了人生中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八点半刚到，我已经等不及了。为了防止最坏的可能发生，我把手机清理干净，并做了数据备份，以防他们抓到我后通过手机查出什么。我知道这可能会是持久战，所以我穿上好几层厚衣服，兜里放上充电宝、数据线之类的，这也让我看起来很壮实，好像更有气势一样。把老虎钳放在大衣口袋里，又抄上一把羊角锤，这下心里才踏实一些。
老房子隔音并不好，准备的时候难免有声音，好像还是把莱吉姆吵醒了，房间里传来他不满的哼哼声。我已经无感了，都一样，今天回来就结束这一切。
电梯锁了。我从五楼一路下到一楼，却发现根本打不开门。从门缝里可以看到，铁丝竟是从外面缠在门把手上的。幸好这扇门已经比较老，铁丝缠得也不紧，虽然很困难，但终究还是可以从门缝里把铁丝剪断的。
社区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人，不知道她们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费劲。旁边停着警车，我们的律师邻居在和警方交涉，目前看来还算正常，不像是会随时逮捕我们这些暴民的样子。我赶紧把锤子也装到口袋里。我看了看门口，那里站着三四个保安，都在往我们这边张望，但没什么其他动作。只有车辆进出的通道没有被封锁，平常供人进出的通道已经用放外卖、快递的铁架子给挡死了。门口立了一个简陋的牌子，写着“社区封控中”，也不知道给谁看，因为街上别说车，连人也没有，大家都封着呢。
社区办公室那栋楼没什么动静，负责人还没现身。更多人还是围在警车旁边。现场有些嘈杂，大家显然是封久了，成天对着手机，嘴巴和情感都很寂寞。令我有点惊讶的是，提早来的这一批中，有不少都是中老年人。当然，这也可能和我们住的是个老社区有关。他们大多并没有从讲道理的角度出发，而是不断跟警察诉苦、宣泄情绪，表达切身体验和物质需求，这反而是警察们比较难以处理的情况。
“警察同志，真的不能再封了啊。我儿工作没了，一家都要饿死了，没饭吃啊。该死的社区把菜都扣下了，一天天吃可好，我们是真没饭吃啊。不能再这样封下去了……”
“听说他们没有批文儿，这怎么能封呢？是不是？他们这犯法了呀，你得抓他们，你们这是执法机关是不是？我们小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呢，我们又没犯法，说话吃饭也犯法吗？……”
絮絮叨叨的长辈连警察也难以招架。而且看起来，警察不像纯粹的公司打手，他们对封控的性质也莫衷一是。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要知道，他们在受命逮捕示威者时可是从不示弱的，刑讯起来也并不手软。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并未收到上司明确要求执行封控的命令。不求他们支持我们的合理诉求，只要他们不偏袒社区一方，不和他们蛇鼠一窝，我们的赢面就相当大。
后面依然陆陆续续有人赶到。等到九点多，在场的人数已经远大于一百五十了。不知道社区负责人有没有暗自诧异，为什么封门的措施全都不起作用呢？起初外围有一些看热闹的居民，但慢慢地也和其他人靠拢，谈论起自身的感受。大家在一起聚集，讨论有关自身基本权利的事务，积极参与并谋求改变，而不是一边自怜一边等待什么外部力量的救赎，这种场景实在是许久未见。我能在人群中看到各种年龄、性别的人。我完全知道，大家并不是因为同一种理由、同一个信仰、同一种立场、同一种意识形态、同一种变革目标而站在一起。但此时此刻，我们共享同一个目的、同一种诉求，那就是要求立刻解除加诸我们的非人的限制，否则我们将用实际行动确证我们无法被拘束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命运。
“您借过，别堵门口儿，我这儿是社区工作人员，啊。这不来跟你们说事儿嘛。对，您借个光儿。”九点半左右，社区负责人才现身，可能是想晾一下我们，看我们会不会自己散伙。结果在楼上见到人越围越多，不得已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应付。
先下楼交涉的人长得不高，化了妆穿了西服，打理得很精神，我们这些已经封禁到有些蓬头垢面的抗议群众倒显得着装随意了。她手里拿着一叠纸，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语气就老彼得堡人来讲倒算。我们见了，以为终于肯给我们看看文件长什么样子了呢，一个个倒有些兴奋。
在同事的帮助下，她站上了一块石墩子。这下她终于能居高临下地朝大家讲话了。
我们仰着头，等她解释并宣读文件，结果没想到，她手里那叠东西根本就是白纸。她一手高举着空无一物的白纸，另一只手拿一支笔，对人群指指点点，“欸，看我哈。别拍了！你们要看文件是吧？可以。要看的人，先来我这儿，登记一下儿名字和身份证号儿，都登记完了，我们再说看文件的事儿，啊！”
果真是居高临下的老彼得堡人，语气一下就硬气起来了。本来为了听她说话而安静下来的人群，此刻又像是热锅滴凉水，炸了锅了。
“哎呦喂，怎么着，又整拉清单这一套？多少年过去了？你们旧工会人就喜欢批斗群众是不是？”有个大嗓门的老头儿嚷嚷起来。
站在前排的律师也听不下去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签字登记。社区没有权力封门，是你们未经合法程序作出行政行为在先，你们有义务向被侵犯权利的我们出示基层行政机关的相关文件，告知原因及法律依据，证明你们做出的行为是合法的，否则你们就涉嫌非法拘禁，不仅你们的一系列措施是无效的，而且公安机关还应当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你考虑清楚了再说话！”
她面前几个不太有主意的本来被她这套架势唬住了，正要迷迷糊糊签字，一听大家这么说，也马上回过神来，纷纷指着鼻子骂她。大家说得基本都很在理，就是有人骂得实在难听些，估计是气急了，闹得这位连“公务员”都算不得的社区领导更是不愉快，脸憋了个通红。
“你们别说了，诶，安静！别拍了！”
根本没有人安静。
“你们总得选个代表出来吧，一个一个来，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干嘛？是不是这个理儿，不然我没法儿处理……”
“我们的需求一直很明确，刚刚就已经讲明白了。你马上出示文件。有的话，我们再进一步沟通；没有的话，那就免谈了，我们这就出去，该干嘛干嘛，你也甭拦着我们。”
“你们要这样，我真无话可说……”
“有什么的？你就明白说了！文件呢？有没有！”大家都喊起来，要她出示文件。
她撇着嘴，看了看旁边站着的警察，发现警察也看着她，无动于衷，眉头皱得更紧了，“手机放下！我告诉你们，文件……当然有，但是我没这个权力直接给你们看……”
“那谁有权力？这封不是你们执行的吗？你们现在说自己不管事，到底谁管事儿？叫能管事儿的来！我们不难为你！”
“这个是我们上边儿出的……”
“那就是街区呗，我有电话，直接打！”
“你们打了也没用，街区办公室领导今天……开会去了，来不了！文件就是没法儿给……说什么都没法儿给。给不了。”
看起来她有点承受不住压力了，越说声音越小。话没说完，就遮着脸，从大石墩上跳下来，想往楼里躲。
“您这样可别怪我们，我们可直接出去了啊！”
“走呗，都走呗！我们社区，从来，没有主动拦过大家伙儿，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我们社区不允许出入，对不对？你们自己愿意出，那就出，跟我没关系啊，责任你们自己担……”
她这出厚颜无耻的发言把大伙都气笑了。
“好，你们没封，那群里通知内容哪来的？保安谁对接的？菜都扣谁手里了？铁皮谁围的？不是你们，那你们怎么不反对，反而这么配合？谁允许你们这么出卖居民利益的？权力享受了，成本转移了，伤害施加了，责任推脱了，你们这工作可真是美差啊？”
不需要统一发言，大家每个人都妙语连珠。最开始我参加各种运动的时候，总是很焦虑，甚至想过要打多少草稿，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需要发声的各种情景。但后来发现，只要不是为了去争什么“革命领袖”的狗屁头衔，不是为了在事后接受众人的吹捧，这种总统演讲与辩论式的事先准备确实有点用，但绝非必须。正相反，每一个参加者对问题本身清晰的认知，对核心主张的一以贯之，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愤怒、勇气与力量，才是支撑一场运动持续成功的关键，而非什么伟大英明、始终正确的领袖。面对不公们的诡辩时，内心最真实的愤怒涌动出的话语，比一切伟人领袖、标语口号都更真切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