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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都是我吗，赫斯托利娅？还是说这是你的记忆？又或者说，这是什么最新的虚拟现实体验，因为我买了XR眼镜，所以能体验到……你是推销员？”
赫斯托利娅又笑了，对波莱塔摇摇头。
“这些肯定是你的记忆，对吧！莱吉姆不就是瑞吉姆的不同读法吗？他们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早就死了？那你现在……”
赫斯托利娅缓缓把手搭在波莱塔的额头上，“莱吉姆是你的前夫，波莱塔，他已经死了，但瑞吉姆是会死而复生的。至于我，我不允许被记忆，也不允许被言说，但我又不会真的消失，因此我变成了幽灵。”
这都什么跟什么……波莱塔只觉得自己真的快疯了。她突然想起，赫斯托利娅好像确实没有跟自己在其他人面前露过面，即使是老钟也不知道她。总不能是装作不认识吧？难道她真是幽灵？这太离奇了……还是说，她是自己的双重人格或者幻觉之类的？那她病得也太重了。但是……那些自己确实不记得，但又感觉非常熟悉的事情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自己一想到以前的事情总是一团迷雾……
波莱塔实在不敢相信。那些真的是自己过去的经历吗？自从知道了这些，自己就好像是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过去那个天不怕地不怕、一路斗争到底的人，另一部分是现在这个卖友求荣、见利忘义的人。难道这能用什么“人的复杂性”轻轻揭过吗……
“我不知道……难道一副身体里当真能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灵魂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我人生的前三十五年被那个勇敢的灵魂掌握，而下半段的接力棒却交到我这种像老鼠一样犬儒地苟活的灵魂手中，还连半点真切的记忆都没留给我？这当真是可能的吗？”
“人用概念编制的价值之网过滤世界，混淆事实与评价，常常是倒错地将存在的样貌歪曲或抽象，又把不存在的价值误当做存在，从而生出无尽的故事与苦难。但是，人的精神样貌、人生的轨迹，从来不是被一个预设好的灵魂决定的，也不是被提前写就的命运操纵的。就像历史不是先被预言生成，而后再被确证应验那样。并不是『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你如何思想和行动，而是你的一切思想和行动构成了『你』的全部要素。从来没有一个被决定好的、『真正的你』等着你去发现和寻获，『你』是被你自己塑造的。如果你满腹抱负，但总想通过什么巫术体悟确证一个『你』，获得一些关于人生的标准答案，因而从不行动，那么『你』就始终是一片空无，而你也不过是一个想法很多但从不行动的人。但你不被允许记忆历史，又被抛掷在一个把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包装成人人主动出售自己、成全自己的虚伪社会里，不掌握事实，自以为没有干涉评价的权力，也就没有否定性的冲动，生命与历史的完整链接被整个截断了，于是你把自己活成这个糟糕时代的客体与片段反映，而不是历史的、自由的主体。”
“你说到历史，我并不觉得我一无所知，但你要说自由，我却是完全一头雾水了。我何曾是自由的呢？我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活着就是不自由。我要吃喝，于是就要有东西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为此，我需要钱；我要吃好喝好，要住得舒服穿得暖和，就要更多钱；我要被人认可，要一直活着，就要越来越多的钱，要源源不断的钱——这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吧！我对自己的主体性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如果说我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么现在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切为了苟活，而为此，我需要钱，越多越好。至于活着要做什么？怎么算活着，我却是不知道的。钱钱钱，命命命，为了这些，我把什么都给典当了。我说过我要向你坦白，简单说吧，就是在背上还不清的债务，和出卖朋友、出卖帮助我的人，但获得一笔我这辈子都挣不到的巨款之间，不论我如何百般纠结，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现在，钱和命，算是我仅有的两样东西，可我完全高兴不起来，也自由不起来。过去想象中那些可以供我安心享受的事情，现在都像卡在喉咙的鱼刺一样折磨着我。到底怎么才算自由呢？人真的可能达到你说的自由吗？”
“自由不需要『达到』，但也并非生来就完全具备。它不是人的权利，更不是什么无所凭依、完全自足的虚伪的生存状态，而是一种能力，一种能够不加限制地思考，并在尊重存在性限制的基础上行动的能力。历史正是因人的这种能力才得书写的。这种能力绝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学习和思考才能掌握。而正因如此，抽象的『人人自由，因而人人平等』是个彻底的伪命题，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力不尽相同，也并非所有人在所有阶段都享有同等水平的自由。要拥有自由能力，简单地说，你要知道物质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你要知道人的力量与边界，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那些一直被人认为存在，甚至被人信仰备至的概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之后，在通过行动知道这一切的基础上，去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去建立自己的历史。那些抽象地描述一种人仅仅凭借自己就可以无所不为、无所不往、不收拘束的终局性状态，并将其称之为自由的谗言，无非是将人放置在一个虚幻的梦中，将一切支撑这个幻梦的现实因素都排除在外。这根本不是在为人造一个名为自由的奋斗愿景，更无法承载对公平的期许，而恰恰是对人彻底的愚弄，因为这种自由终究不可能存在。
“回到你的问题。人确实要吃喝，但人需要的是食物和水，钱只是获取它们的中介形式之一；人的生活离不开对其他物质的利用，但那些归根结底不是通过钱『交换』生成的，而是被人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人需要与别人建立联系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构建自己，但人并不因他者的认可而存在，这种认可更不是非得用钱交换不可。只有认识到这些，认识到那些不可改变的存在，和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规定性，你才能意识到原本作为中介的金钱已经怎样逾越了它最初的功用；意识到你真实需求的转移；意识到『钱能生钱，也应该生钱』的背后是怎样权力意志的体现；意识到那些垄断了暴力、金钱的人是怎样实现二者的相互转换，并维持一种必然产生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社会的；意识到这样一种因为在『金钱』面前一切平等，从而人人平等、阶级开放流动的虚伪的假自由，是怎样掩盖一种资源因绝对权力的存在而在虚假符号的调控下单向流动的实质权力关系的；意识到这样一种持续了几百年的、逐渐失衡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绵延了数千年的几对基础权力关系的再演化；意识到个体从来没有什么『为了一切个体利益』的抽象共同体可以依存，也从来没有一种稳定的、无害的『日常生活』需要保卫；意识到主张和观点是怎样被欠缺思考地抽象为口号，进而被怎样异化为单纯的立场，从而造成观点与立场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造成一个『只有立场，没有观点』的黑洞；意识到，这样一种被掩盖的实质权力关系，是怎样必然导致符号体系的周期性瓦解，怎样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彻底反抗的；意识到为什么人类没有什么黄金时代可以追忆，也没有一段垃圾时代需要忍耐，而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去对抗这种实质权力关系。一旦你意识到这些，那么不论你是清醒地认同并希望利用这个现存的权力关系，把金钱从目的变为工具，还是最终决定肩负起历史的责任，跳出这个无谓的怪圈，至少，你都是自由的，也是完全对自己负责的。当外界以实际不存在的、被建构与规定的他者强加于你时，你将始终拥有戳破皇帝新衣的底气。我也相信，届时你一定不会再慨叹人生的漫无目的，不会再将自我的证成寄托在先验与外部，永远都会有审慎考虑过的使命从变动不居的存在中涌现，推动你将想法付诸行动，而那一切都将不断造成一个更丰富的你。但在那之前，在现在，任你把生活需要和金钱绑定地多么直接，都无法否定你只是活成了这个结构痛苦而平面的映射这一事实。”
“……可能因为我早把那些东西忘了吧。至少现在，我没有那些远大的抱负。我不想主动改变什么，也不想听了些话就去为什么人卖命，参与什么宏大的运动。那些离我其实很遥远，不是吗？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对一切都完全冷漠，只想着挣钱花钱——我也得能挣得到才算。我也有基本的道德观。我会关心以我为中心的附近，会为身边人的困窘扼腕叹息。看着街区里的工人，每天拿着个位数的日薪，在温饱线上挣扎，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她们只是想有一份能安稳营生的工作；女人们既承担经济压力，又负担家事劳动，付出两倍的辛苦，但往往既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回报，又要在身体和精神上被贬低、打压、剥夺，而她们只是想自由发展、安稳度日，或是想维系一个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孩子们过早地被纳入庞大的权力结构与生产体系，何止是没有中产幻想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那么简单，她们是社会的最弱势者之一，连她们被压迫得喘不上气的家长，都可以将她们当做任意操弄的出气筒和生产工具——不如说，她们往往就是带着被当做工具或彩票的目的性而出生的，可她们只是想有一个不被伤害的童年。连仅仅只是活着都痛苦不堪，而努力所达成的全部成果，也仅仅只够把自己投入到为谋生而牺牲的又一轮重复之中，这一切怎能不令人忧心绝望呢？当然，这种关心也不仅仅只局限于想法。我不是也想让你从瑞吉姆那解脱吗……尽管这一切在现在看来好像完全是我的幻想，但这颗跃动的心是再真实不过的。尽管不知道为了什么，可她们得活着啊！保卫她们被剥夺的日常生活，难道不也已经是最宏大的事业了吗？”
“你觉得，你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日常生活真的是价值无涉的吗？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维系的基础是什么，中间环节牺牲了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存在什么矛盾？维系它会最终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刚刚你提到了劳动者，劳动者中的女性，以及儿童，我们就谈谈她们吧。
“对于劳动者，你希望保卫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把那些纷繁复杂的、表象的符号去掉，首先最要紧的还是工作，对吧？按你的思路，首先是生存，生存最需要钱，而在现在想要合法地赚到钱，要么靠所谓的钱生钱，要么就只能去工作——自己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办法从事生产嘛。这就马上陷入那个经典的悖论了。在工作的生产环节与分配环节内部，当然，劳动者和资本家是根本对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讲得不能再清楚了；然而，在交换环节，劳动者却不得不和资本家在表面上站在同一阵营了——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厂子卖不掉货吧？如果生产出来的货物无法完成惊险的跳跃，就没有钱可供分配，也就发不出工资，那么工作的意义也就名存实亡了。市场是一个以交换作为核心环节的公共领域，微观视角下，企业在交换环节存活，才能支撑其在生产环节和分配环节的存续，换言之，才能提供『就业』并保障『工资』的给付。所以，劳动者希望维持以『工作』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就被要求同时在交换环节承担两方面的职能：一是持续参与生产，二是持续参与交换——赚钱来花，虽然荒谬，这也符合一般人对于『打工人』日常生活的常规印象嘛。虽然人人骂公司，痛恨万恶的剥削制度，可在实际行动上却是任谁都离不开公司。这就是劳动者无法置身事外的『日常生活』——靠公司给『机会』挣钱，花钱买公司的产品，成为制度生成的重要环节。当然，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中劳动者的命运都不尽相同，在某些产业中，基本工资与低得可怜的最低工资持平是常态，劳动者往往不得不主动加班，以换取更高的收入；更有甚者会通过变相强迫劳动的方式强制加班，但并不支付相应劳动报酬。以直接的物质财富供给来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当然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止于此，止于『维系日常生活』，就仍然无异于支持一种更残酷结构的苟延残喘。越是这样表面地『保卫日常生活』，劳动者就越陷于不得不『保卫日常生活』才能过活的境地。
“然而，总要有源源不断的、有劳动能力的人被生产出来这个制度才能持续运转。而因为只有女性在生物的存在层面拥有进行生育劳动的权能，生育，也即结构最根本的『再生产』，就变成了额外施加在劳动者中女性身上的第二重『日常生活』。但显然，相比于所有劳动者共有的第一重日常生活，这第二重『日常生活』的分配情况是更加不公平的。公司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并未对女性的『再生产』劳动给予任何回报，反而是因为『再生产』期间女性『生产』效率下降，而倾向于将女性自始排除在工作机会之外。父系家庭更没有给生育的女性以公允的待遇，不如说，整个父权制家庭都是为了僭夺女性的生育权能与成果而存在。自从人类历史遗忘了那个不知有父的时代，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和地域，孩子都习惯或法定地冠父姓；而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地方，女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在年幼时以父系姓氏作为代号，并在两个父系家庭达成交易后冠以另一个父系家族的姓氏，所谓冠夫姓。女性连同她们所生的孩子，长期地成为父权制家庭的生产工具和支配对象，唯一的例外就是其中的男孩。为了将男性包装为生育过程中的主体，让男性垄断生育过程的全部功劳，出现了产翁制、精子‘种子’论等数不胜数的滑稽怪谈，男人甚至也可以说自己‘生孩子’。在长达数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历史中，负担了全部生育劳动，真正在存在层面延续了人类社会的女性没有姓名、不被看见，她们的劳动成果要冠上男人的姓名才能被承认其存在。而演进至今，表面上更趋平等的现代家庭，不外乎是将家庭中的男女关系从奴隶制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罢了，其内核的支配关系完全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披上了一重温和的外衣。表面地位可以平等，部分权利可以归还，但内核仍然是从女性的生育行为中分一杯羹——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家庭，男性都是分得更大一部分利益的人。
“更何况，这一切并不是女性选择不行使其生育权能就可以避免的，因为这种不公并不来自于女性决定生育的行为本身，而来自于女性的被控制，来自于其生育权能并不受自己自由支配，而是被父权制社会要求着，必须按规划稳妥行使。即使女性选择终身不育，终其一生，她都可能在别人对她将要生育的预设，以及为何不生育的排斥、质问和疏离中度过。时至今日，这种来自文化上的歧视在一些地域可能被缓解或隐藏，但相关的制度性歧视仍然存在。为了弥补女性‘因生育’而在工作中面临的不利，产假制度在表面上为女性提供了可以安心带薪休假生育的机会，看似将妇女的生育成本以『带薪产假』的形式转移给用人单位，是政权和用人单位对于女性生育行为的一种经济补偿，然而这一制度却事实上造成了女性在求职方面的劣势。即使女性选择不生育，也依然会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有人会声称：这是用人单位将成本再度转移给了女性，是用人单位的错误。可是，这套『成本』叙事何尝不是一种以男性性别视角看待“生育”问题的体现呢？对于生育中的女性而言，孩子无论如何还是要自己生的，休假与否，实际上都并没有转移自身真正的『生育成本』，而只是被支付了微不足道的对价——甚至都称不上对价，因为它完全是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而非真正的生育成本为基准衡量的。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一切制度对于『成本』的认定，背后都是由特定的观念在支撑。价值批判永远是必要的，不能在莫衷一是中向旧思维投降，将之替代为简单的数字计算。产假制度的成本转换逻辑正预设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对于政权而言，女性的生育行为是可以以金钱支付对价而赎买的。正如当女性向男性主张生育不易时，男性会主张自身在金钱方面的开支一样。甚至可以说，这种生育制度无非是法律背书的代孕制度——政权与企业合谋出钱赎买妇女的身体，用以生产劳动力。而对于单身女性，这种恶意就显得毫无遮掩——政权的制度设计逻辑堂而皇之地默认，女性就是要生育的。如果这样一种生育制度不是父权制的、饱含性别立场的统治阶级意志体现，我们就很难说清人所批判的父权制究竟是什么了。
“实际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实在是异曲同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付出一定资本，而他本人完全不参与劳动，生产过程的一切创造活动都由劳动者完全承担，结果生产过程的全部产物却都由资本家控制，并进一步决定分配。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攫取。同样地，在父权制家庭的生产关系中，男性提供精子，而他本人完全无法参与生育劳动，生育过程的一切都由女性完全承担，结果对孩子‘主权’的主张却全归男性家庭所有。生育过程的『剩余价值』完全被父系家庭攫取。说到底，资本家到处投资、配置资本这件事本身，和道德败坏的男性四处留情、分发精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个人声称他对剩余价值理论认可备至，但却完全不认同女性应享有生育过程带来的一切利益，那么他要么是一个虚伪的精神资本家，要么是一个诚实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又或许兼而有之。
“这一切，都构成了劳动者中的女性所肩负的额外的『日常生活』中再基本不过的部分，但还远远不是全部。除了逃离或反抗，我不知道她们该如何削足适履地忍受这一切。至于说起儿童，那可讲的一点也不比前两种少。但我不想像伊万刺痛阿廖沙的心灵那样，对你讲那些针对儿童的最原始的暴力——尽管它们始终真实地存在。我想说说更常见的儿童的『日常生活』，说说她们的出生，那才是她们所可能遭受的最早的、无法选择、无可逃避的暴力。你知道，对于孩子来讲，她们是完全没有可能去选择自己的出生环境与母父的。她们完全是像人类面对上帝那样，在一片混沌中被上帝依着自己的样貌造出来，抛掷到这个她们一无所知的世界上，而后才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所知觉。可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连上帝都自身难保，又为什么要造人类出来面对这一切苦难呢？
“让我们设想一个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相对理想化一些的母亲：她远非极端富有，但也算能够自给自足，略有盈余。她相信这种生活能够持续，也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她能够给女儿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在她成年后也能支持女儿过上自己目前这样的生活。她甚至有资格说，她已经算是对孩子非常负责的母亲——并没有许多人能够像她这样，基于现状对女儿的成长与未来做妥善规划，但又不会严格地限制女儿的自由发展。她并未存有什么‘孩子是最好的养老保险’之类的观念，正相反，因为对这种有毒的代际关系深恶痛绝，终其一生，她都会有意识地告诫自己：不要误将女儿年幼时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状况，当作自己对女儿天然享有的支配性权力，当作自己对女儿的道义施舍或某种前置性投资，而不是当作自愿行使生育权能所带来的天赋责任；更不要基于对这种支配性权力、施舍或投资的误判，而对女儿的生存意义或义务有某种利己的绑架。她相信，自己之所以决定生育，完全是基于对女儿未来自由能力的充分肯定，并对这种自由能力能够充分实现抱有合理预期。我们假设这位母亲能做到以上声称的所有内容，我们就要问，然后呢？不用等到越来越频发的经济危机、政治迫害、暴乱、战争真的降临在她们母女身上，她很快就会自己意识到，她也无非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女儿抛掷到这样一个她有意忽视或毫无察觉的残酷之网中，就像几十年前她的双亲对她所做的一模一样。她的女儿也要被迫经历她所经历过的，来自性别、阶级、国家主义施加的一系列迫害，而且也只能像她一样，重复她曾经孤身经历的相似的抗争，而她对此也无能为力。然后，她的女儿或许也会像她过去那样，暗自责怪她的不负责任，但又无法对她过于苛责，悲愤地不知为何而活，又不甘愿这样轻易地死。她的女儿或许也会面临是否生育孩子的选择，仔细思考各方面的问题，或许还会代入她当时的感觉和处境。一旦她的女儿也被激素影响了理智，也淡忘了年轻时的焦虑与痛苦，也深陷孤独、缺乏陪伴，只要稍微一个疏忽，让她决定行使这项伟大的权能，这样的故事就又要重新开始一轮——拥有创生权能的神行使自己的权柄，创造了人，但却将人抛掷在一个即使是神也无法摆脱的、对于人而言更是充满伤害与罪恶的环境中。世界上的一切成规陈说都在告诉被创造的人：神爱世人，神替世人受苦受过，世人对于她都是有罪者，都是负疚的。并没有人去质疑神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以及创造人的动机；这对于神学而言是地狱的门闩。如果神造人不是因为神的伟力和博爱，而恰恰是因为神的无知、无能或邪恶，因为软弱的、受支配的神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或者仅仅是出于某种近乎轻浮的娱乐，甚至于——或者神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只是觉得所有的神都该造人来证明自己没有白做一回神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旦这样追问下去，神的面目就变得模糊，甚至变得可憎起来。
“所以——为什么？或许不应该问『为什么不生孩子』，而是要问那些人，『为什么要生孩子』，你知道的，你将会听到一切超越你想象之外的答案，那些人会笑着、好像理所当然地说出那些令你毛骨悚然的理由，那些轻佻的，把人当作宠物、勋章、工具、基因库、入场券、死后替身、投资标的、养老保险、阶级跃升彩票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他们还可以没有理由——毕竟『意外』对他们而言也可以是一种理由。实在令人费解，如果结束一个生命是一项重罪，是被人认为需要仔细考虑、需要有充分理由、需要克服巨大心理障碍才可能实施的事，而激情杀人会被人解读为情绪与心理极度不稳定，那么开始一个生命为什么没有被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呢？那些孩子又是因为犯了什么罪，才未经自己签字就被判了这样一种无期徒刑呢？在你追问为什么不能仅仅『保卫日常生活』的时候，你有想过，那些无辜的孩子，她们就做好了应对你现在无法面对的这些问题的准备了吗？
“这就是孩子们必经的『日常生活』。我不用再去细数她们之后的人生中会面临的痛苦，因为一切痛苦都是从那一刻，从你们希望保卫的那些前置的『日常生活』开始的。『保卫日常生活』，多么神圣又带些亲切的表述，可多少比它神圣亲切百倍的词汇曾成为多少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到底包括什么呢？包括上面说的那一系列为你们痛斥的制度添砖加瓦的生活吗？包括那些将特定人的苦难延续千年的生活吗？包括那些将完全无辜的生命拖进这个深渊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又是指什么呢？真的有脱离这一切还依然能正常运转的日常生活吗？”
“可是，如果照你说的这样，那人都死绝了，还谈什么历史呢？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不也是过去曾有过的政治迫害吗？我不用『保卫日常生活』这样的词，只是活着，只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这总没有问题吧？”
“人向来是很讳言死亡的，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刻意地装作无视它，好像这样就可以逃开死神的视线，好像『活着』才真的是某种绝对的常态或终局，按照‘这样可以一直安稳度日’的态度规划、拼凑自己的标版人生。但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死亡才是绝对的，必然的，不用着急求取，也没法拖延拒绝，是任何生命都终将达致的结局，但活着却未必。如果真有什么神存在，她施舍给每个人的时间可都不尽相同。相比之下，‘活着’反倒更像是种偶然状态。人完全没有办法选择、决定自己的出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先天禀赋等——是否活着、怎么活着似乎完全是随机的、不公平的，只有死亡绝对地一视同仁。
“都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死亡其实是那么清楚，生的内涵反而才真是晦涩难言。人太会自我欺骗了，对死亡赋魅，加上前世来生因果业报一系列神神鬼鬼的东西，宁可把死亡变成一种变相的活着，也不愿意正视死亡。人人都不说，可心理都明白，无情戳破标版人生虚幻泡沫的死亡，实在是生最大的敌人。人畏惧和仇视死亡，把‘生’的状态当做一种无理由的‘善’，一切放弃自身生命的行为都叫‘轻生’。仿佛在生与死的天平上，‘生’真就那么重若泰山一样。相对应地，维持一种关系，无论好坏，都比宣告一段关系的死亡更好。相对应地，即使求仙问药换血，牺牲现世的一切幸福，也要求得长生。相对应地，既然个体的生命总有终结，那么就用后代作为自身生命的延续，让后代负担自身的存在意义，为了这些牺牲后代的一切自由与幸福；又或者，像敬神一样投身于、崇拜于某种集体或权威，以它的延续作为自身的延续，为此什么代价都豁得出去。相对应地，个体的幸福是不重要的，特定群体的幸福是不重要的，特定时期几代人的幸福是不重要的，一切为了国族的某种恢宏大业而存在。相对应地，一切叙事都要为了国族‘生命体征’的稳定服务，历史是绵长而无断层的才好，稳定高于一切，一切历史上的对外侵略都是民族的英雄史诗，任何自由独立都不是个体权利的自然伸张，而是对集体不可饶恕的分裂。甚至于，就连写科幻小说，都要幻想一种真实存在的『球外势力』，把人类生存面临的外部威胁写得煞有介事，转瞬实现了人类大团结，进而人类内部的一系列紧张冲突与残酷剥削都是无关紧要的了，都可以用『人类内部矛盾』轻轻揭过，都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大计的一部分，都成为男主接过正义大旗上演平民草根跃升特权阶级老婆孩子热炕头戏码的垫脚石，或者变成超人主角孤身一人英勇就义封神封圣的背景板，这时劳苦大众的命怎么又不重要了？还是说，这会儿就可以把劳苦大众的牺牲推给天灾和外星人了？究竟是谁，一手创造了被剥削者的生存压力，又用外部敌对势力作幌子养寇自重，炮制一个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虚假团结的共同体，要所有人为了共同体生命的延续献出生命，逼得底层不得不把『活着』当做什么了不起的目的？这样挣扎地『活着』，难道就不是一种被安排的『日常生活』了吗？还有底层一听些话就忘了自己是底层，有人说他们自己是奴仆，底层的他们才是主人，他们还就真把自己当主人了，为了奴仆和整个这个『华美敞亮的大园子』的脸面和利益鸣起不平来，这也是他们『活着』的『日常生活』吗？”
说完这话，眼前的赫斯托利娅竟突然消失了。波莱塔吓了一跳，大声叫了几遍赫斯托利娅的名字，但却只是在空旷的房间里传出一些回音。她看向窗外的露台，却发现，露台竟然是干干净净的——哪里有什么积雪。一阵战栗迅速爬满她全身。
“不……不，不。我为什么要搬来这里来着？哦，因为我出卖了工会，拿了80万，然后声称要帮赫斯托利娅逃离瑞吉姆的控制。结果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所以我在做什么？用自己的幻想朋友来为自己花死人钱，寻求享受找理由吗？现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