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十月，北方的天已转凉，而南州的雨季仍未止歇。陈宅后院的月季花被连日阴雨打得东倒西歪，泥地上满是花瓣残叶。陈蔚青站在窗前，看着水珠顺着檐角滑落，滴在石阶上，像是节奏凌乱的鼓点，敲在心头。

    桌上摊着一摞报表，是这两个月香料铺的销售清单——空白多得惊人。

    “日本人的东和商社香料大量倾销，价格压到市价三成以下，已经压得几家小行号关门。”王伯皱眉说道，声音不高，却重如石落，“若再不应对，我们年底可能连账面都撑不住。”

    “东和那边怎么说？”她低声问。

    “今天上午，他们托人送了口信。”王伯将那封薄薄的信摊在她面前，“说可以合作——由他们统一定价，我们来做渠道分销。”

    陈蔚青没有立刻说话，只盯着那信纸半晌。

    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贵方若愿与东和商社通力合作，本社愿以稳定价格供货，且承担部分关税、运输事宜，唯贵方需确保不对外出售自家香品。定价、宣传及包装，皆由本社统一设定。”

    她盯着那行“皆由本社统一设定”时，眼皮微跳了一下。

    “这不是合作，”她轻声道，“这是投降。”

    空气一时凝滞。

    王伯低低叹了口气，没有接话。

    屋外雨势未歇，门外忽然响起叩门声。

    “小姐。”女佣阿凤推门探头，“刚收到一封信，是从上海来的。”

    蔚青一愣，忙接过信——是罗简寄来的，是她去上海之后的第一封信。

    信封微湿，纸张泛着潮气，一看便是路上经了好些波折。她小心拆开，展开信纸，罗简跳脱稚气的字迹映入眼帘：

    蔚青姐：

    我真的到了！是真的！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我说的吗？我说“要是我能演哪怕一秒钟的那种角色就好了”——我现在在这里了，在上海，在那个他们都叫“冒出来就可能发光”的地方！

    现在我和六个姑娘住在法租界边上一条小街上，一起挤在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走路都要侧着身，但我睡在窗边，窗户打开的时候，可以听到街对面的留声机在放曲子。还有人在唱洋歌，我去问，唱歌的那人说这首歌叫“日升之屋”。楼下是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贩，晚上睡前还能闻到香味。

    我睡靠窗那张床。床头那堵墙有点花了，可一抬眼能看到一点点黄浦江的光。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醒了，看着那一小块水光一点点从灰白变成银色，我都觉得自己是做梦。

    我每天都去剧组跑龙套。第一天我穿得不合适，被场务骂了，还摔了一跤，膝盖青了一大块。第二天紧张得把台词念错，导演让我站到最角落。可第三天，有个副导演跟我说：“你长得挺漂亮的。”

    他说他记得我的名字。

    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心跳得像要跑出嗓子眼。我知道这也许什么都不代表，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是不是我真的离那个“可以被看到的自己”近了一点点？

    我每天都很累。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在巷口买一碗三分钱的馄饨，一边走一边吃，吃到一半还得赶快跑过去候场。

    但我不怕累。我在这里，好像每一步走出去，都是真的离梦想近了一点。

    也许过几天我还得演死人，还得被人喊来喊去、穿别人的鞋、念别人的话，可我还是觉得开心。

    有的时候，有人在街口晒衣服，阳光打在那些旧戏服上，风一吹，它们就像真的活起来了。那一刻我觉得——我也可以。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是不是终究只是个梦。但我想试试看。

    蔚青姐，我会一直写信给你们的，婉芝姐在法国，我不知道怎么往西洋寄信，如果你写信给她，记得一定要转告我的事。

    你们要保重，还有，帮我照顾哥哥，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真的被印在银幕上，我一定先写信告诉你们。

    罗简

    民国二十年·上海

    信读完时，已是傍晚。

    天色压得低沉，像是要落雨，东风从窗缝灌进来，吹乱了桌上的香料账页，也吹皱了她本就不安的心绪。

    桌灯未点，屋子里昏暗一片，只有那封信——那封带着少女笔迹与糯米浆味道的信纸，在阴影中亮得近乎柔和。

    蔚青将信折好，放进抽屉，动作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她坐了一会儿，盯着那抽屉出神。

    这些天来，她一直陷在一团沉闷的漩涡里。

    东和商社的货单一张张送来，香料库存像积水一样堆着不动，账本上的数字越来越难看，连那位素来支持她的王伯，近日说话都带上了几分含糊。

    有人开始低声说，是不是要换条路；有人说，合作也未必不是条生路。

    她压住一切情绪，日复一日地翻账、见人、试香料，每一件事都做得不差分毫，可就是觉得，心里有块地方，越来越像捂久了的湿布，发着闷气，又无处挥洒。

    ——直到这封信。

    那些夹杂着馄饨味、街巷风和落日光的字句，就像是从上海吹来的一阵风，把她心底那口蒙尘的井盖轻轻掀开了一点。

    “她真的在走她自己想走的路啊……”她喃喃道。

    这一刻，她忽然想找个人说话。

    不是在账房，不是在货号，不是那些日常生活里需要小心翼翼分寸拿捏的地方。

    而是一个可以安静坐下来、不用解释、不用防备的地方。

    她拿上抽屉里的信，披上外套，拿起雨伞，脚步轻巧地穿过廊下，掠过微湿的青砖地面，越过一盏昏黄的光，在夜色中轻轻敲响了梁悯初的门。

    她在门口等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上次站在这里，是什么时候了呢。她想不起来了。

    “谁？”门内传来一声温和的询问，声音不高，带着惯有的沉静，像是从书页间飘出来的音节。

    她顿了一下，说：“是我。”

    门后沉默了一瞬，紧接着，“咔哒”一声，门开了一条缝。

    梁悯初探出身来，一身居家的素灰布衣，眼神里带着刚从书页中抽离出来的微微惊讶。

    “蔚青？”他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这么晚……出什么事了吗？”

    她抬起手，举了举那封信，脸上浮起一丝勉强的笑：“罗简寄来第一封信，我觉得你应当想…知道…”

    梁悯初怔了一下，随即微微点头，没有多问，只温和地侧身让出一条光影斜斜的路。

    “进来吧。”

    她走进去的时候，他顺手把门轻轻带上，动作一如既往地克制、安静。她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里走，进了他的书房，屋内灯光柔和，书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小册子，墨迹未干，笔仍横在一旁的砚台上。整间屋子带着纸张、墨香与夜色混合的清冷气息。

    她低声说了句：“打扰了。”

    他回以一笑，眼神温润，仿佛从来没有将“打扰”两个字当真。

    她在靠窗的木椅上坐下，手指还轻轻握着那封信，像是握着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灯笼。

    他没有追问她更多，只是温和地搬来书桌旁边的椅子坐到她对面，一如既往地等她先开口。

    她忽然觉得，自己确实不是为了信来的。

    她把信展开，递过去。

    “你看看。”她说。

    他接过，低头看起来。室内安静下来，只余下信纸微微翻动的声音。字迹些歪歪扭扭，像是写信的人太急、太紧张，又不愿让任何一个字模糊。

    他原本温和的神色忽然轻微一变，眉眼之间一闪即逝地紧了紧。他低声念了一句什么，像是自言自语——

    “日升之屋……”

    陈蔚青抬起头：“什么？”

    他仿佛一时没有反应，指尖却微不可察地紧了一下那张纸边。片刻后才抬头，语气平缓地摇了摇头：“不，没什么。”

    “可您刚刚……”她皱眉，“您脸色也不太好看。”

    梁悯初顿了顿，似乎意识到自己露了神色，目光一转，轻声道：“我只是……突然想起一首民歌。”

    “就是她信里这首歌，在英美那边流传的，叫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他将信纸叠好，放在茶几上，语气轻描淡写，“歌词是有点荒唐的，不过曲子倒还好听。

    说完，他便自然地转了话题：“你在担心她吗？”

    “担心……也有点羡慕吧。”她轻声说。

    “这很像你。”

    “是啊。”她低声应着，“我羡慕她。她觉得一切都可以靠奔跑靠努力，觉得戏路总会打开，生活总会变得更大……可我这边，就像被罩在一个罩子里——”

    她顿了顿，嗓音压得更低了，甚至有些颤抖，“最近家里生意根本走不动，日本的香料倾销，价格压得我们连运费都不够。股东开会，有人提议要不就跟‘东和’合作，把定价权交给他们，我们只负责分销。”

    她喉咙发紧，“我真的……没想过要把母亲守了一辈子的东西，就这么低头送出去。”

    “你父亲那边呢？”

    “他说要听我的。”她声音低了些，“可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梁悯初安静地听完，沉吟了一会儿，缓缓开口：“我去年回香港的时候，看过一次港岛总督府。”他忽然扯出个看似无关的开头。

    她一愣：“什么？”

    “嗯。”他慢吞吞地说，“开得最好的是栽在英国警署围栏里的杜鹃，水光油亮地一整排。围栏外的那几株就要憔悴得多了。”

    “你知道在那里，英国人和中国人共处一个岛，可学校是分开的，饭馆是分开的，花园、海滩、医院……什么都分开。”他慢慢地说，“他们说的‘一家亲’，你会永远觉得你是他们的‘客人’。”

    “但最可笑的是，他们也不把自己当主人。”他嘴角挂上了一抹苦涩的笑，“他们觉得自己背井离乡，来这里挣钱、挣面子，这里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挣了钱，就走了。”

    他目光从她眼中掠过，轻声道：“没人把那里当作家。”

    “老师。”蔚青这样叫他，仿佛还是那个在书桌前听他讲课的学生，“你去过东北吗？听人说那里是满人居多的地方，汉人也有。”

    “满人和汉人争了那么多年，又来了个日本人。”梁悯初望着她，补全了她想说的话。

    她顿了顿，眼神微微晃动，“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地方，到底要站在哪里呢？到底能站在哪里呢？”

    屋内灯光不甚明亮，却照出她眼中一种快要被现实困住的焦躁。

    “你想站哪儿？”他忽然问。

    她怔住，看着他。

    梁悯初微微一笑，仍是温和的口吻，却带着某种穿透人心的柔软坚定：“你想站哪儿，就站哪儿。”

    “不是陈家要你做什么，不是你母亲教你做什么，不是我、不是股东，是你自己——你站哪儿，陈家才往哪儿去。”

    她望着他，有一瞬间像是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她低声。

    “怎么讲？”

    “你们以前…总是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总是不想听。我现在……我现在想听听你们说话，你们一个两个的，都不说了…”她声音里有些哽咽。

    她看着他，眼里像是盛了一盏夜灯。然后忽然有点不好意思，拿袖口擦了一下眼角，站起身来。

    “我该走了。”

    “等等。”他忽然叫住她，从桌角抽出一封纸信，“这封信，是我的旧朋友从南京带来的一张资料单——关于东和商社的幕后持股方，或许你会想看一看。”

    她接过那封信，沉默了几秒，忽然问：“你……早知道我会找你？”

    他笑了笑，低声道：“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我知道你总会来。”

    她朝老师举了个躬，像是下课了一样，然后她转身离开，听见身后的人的声音：“蔚青，所以我说……你长大了……”

    夜色已深。陈蔚青撑着伞，一路从梁悯初的宅邸走到锅炉房，脚下青砖泛着水光，踩上去微微打滑，她却走得极稳，仿佛心中早已无惧跌宕。

    锅炉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屋内一如既往地昏暗潮湿，角落里的机器静静地躺着，像一头沉睡的兽，只有红色灯芯在缓缓闪烁。

    她走进去，拉亮了墙角的油灯，光亮晃动间，照出墙上的工具、纸带、笔记，还有那一排排打孔器的齿轮。

    她把手中的信封放在桌上，坐下来，摊开纸带，准备打孔。手却在触碰打孔笔时微微一顿。

    她又低头，展开那张资料单——那是梁悯初最后递给她的东西，关于“东和商社”的幕后持股结构，笔迹整齐，资料详实，一行一行写着日本实业联盟在东南沿海多地的倾销布局。

    她盯着那张纸，原本是想将这串问题逐一打入纸带，求那台机器告诉她“是”或“否”。

    但她盯着那张资料单盯得太久，灯光在纸面上跳动，像是要把那一串串字句烙进她的眼里、心里。

    忽然，她的手松开了。

    她没有去拿打孔机，也没有拿起纸带。

    她只是靠在椅背上，静静地看着那台机器。

    过了一会儿，她将纸带收起，将机器轻轻擦拭干净，一点灰尘不留，然后——关了灯，转身离开。

    她快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笑了一下。

    “我知道了。”她轻声说。

    不是机器告诉她的，不是规则推导出来的，也不是谁替她指的方向。

    是她自己。

    地面还有点湿，但她走得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