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分，庭院还裹在雾里，陈蔚青坐在窗边，披着一件浅灰的呢绒斗篷。她的手指停在一封刚刚拆开的信上，信纸边缘已有些卷起，是两周前从上海寄来的，邮局今天才送到。

    她一眼认出那熟悉又跳脱的字迹——

    “蔚青姐，我这回是真的要演主角啦！”

    信写得热烈，几乎每一句都在跳跃，像她那个人一样，一边用力地朝前奔跑，一边喊着“你快看我，我做到了！”

    “我试装那天，导演一直皱眉，我以为要黄了，结果他说：‘还不错。’你知道吗，他说‘还不错’的时候，我差点哭出来……我真的以为我不行了。”

    “拍摄延期了一天，我在服装间等了一个下午。隔壁有几个姑娘在换戏服，说我长得像她们的亲戚，一个日本人。你说奇不奇怪？我从小就有人说我长得不像我们家，可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这里的人。”

    “这几天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我不觉得累。你说我是不是太蠢了，连累都不敢觉得？我就是想演完这场戏……然后写信告诉你：我做到了。”

    “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可能收不到这封信——但我还是写了。”

    “我会一直写的。”

    信的最后一行停在纸角，像她说完话，站在舞台中央笑着鞠了一躬。

    陈蔚青的指尖停在那一行“我会一直写的”上，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钝钝地敲在心口。

    她笑了笑，突然想起她前两封信都没回——这几个月发生了太多的事，但这封信一定要写回信了，要恭喜她拿到了第一个重要角色，以后一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她一遍在心里编织着回信，一遍合上信，没有收起来，只是将它轻轻放在茶几上，然后起身走到屋角的书架前，习惯性地拿起那天的晨报。

    报纸纸张尚新，墨味未散。她本想跳过社会版，却在翻到第三页时被一道标题钉住了眼：

    《上海新人混血女演员在片场失足坠亡》

    她怔住，目光落在副标题上：

    “室友称其为南州人，年约十八岁，租住法租界小街女子宿舍，近期情绪不稳。”

    接着，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不是她，而是片场散落的戏服和一只断掉的鞋跟。

    她的脑中“轰”地一声炸开，整张纸仿佛失去了重量。

    她一页页翻过去，越翻手越抖。直到看到报尾一行小字——

    “知情者称其近日参与某剧组拍摄，曾因拒绝特定‘陪酒安排’与剧组人员发生争执。”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抽走了所有颜色。陈蔚青缓缓坐回椅中，手中那封还温着余香的信纸就摆在面前，而报纸却像是一道冰封的刀，把信纸活生生切成了过去。

    她喃喃道：“不对……她还在写信啊……”

    声音轻得像风吹动纸页。

    她再也忍不住，低下头去，一声没出，只是把脸埋进手心。

    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简，她挂在窗边，眼睛亮晶晶的，然后她站在楼下，伸出双手。

    “大小姐，你敢不敢跳下来？”

    她想起罗简唱电影里的曲子那晚，灯影在她的睫毛上跳舞。想起她坐在桌前写字，写文章。想起她在校庆上演的玛丽娅……

    她忽然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子，像是想冲出这个不该存在的清晨。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穿鞋。仆人在门口唤她，她充耳不闻。

    风在耳边呼啸。冬天的南州没有雪，却冷得刺骨。她一路跑到后院树下，脚一顿，整个人忽然就跪了下来。

    她抱着那封信，像抱着一个小小的灵魂，喉咙发不出声音，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不是嚎啕，不是大哭，只是一种仿佛撕裂脏腑的安静的、无法反驳的悲伤。

    她不知道她是坐在地上哭了多久，只知道回过神来几个女仆已经搀着她把她放回了床上。

    她缓缓起身，把信纸抹干，重新折好。

    “对不起。”她轻声说，“我来晚了。”

    那之后的事，她几乎记不清了。

    她只记得自己像一团脱了线的布，躺在床上，四周安静得可怕。屋外的风敲着窗纸，却一直敲不进来。她一直盯着天花板，连眼都不敢闭——只要一闭上，就看见简在信里朝她笑。

    “我这次真要演主角啦！”

    可是蔚青连这个她要演主角的戏的戏名都不知道。

    后来据沈时砚说，罗炽南当天就把工作辞了，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没人拦他，也没人敢拦他。但三天后，他就回来了。

    那天黄昏，女仆来报，说“罗先生来了”。她一时没反应过来——“谁？”。但下一刻她就明白了。她穿好衣服下楼，看见罗炽南正站在门口，整个人像是风吹久了的老木头，面颊瘦了一圈，眼窝凹陷，胡子拉碴，手里拎着一个几乎空的布袋。

    他没有带回任何行李，也没有带回什么“结果”。他只是站在那里，像是从上海那个巨大的绞肉机里，空手逃回来的人。

    “她……是在法租界租的小房间。”他说，“那晚拍完试镜，剧组说导演请吃饭，她没去。她说——如果这个角色是靠陪酒换来的，那她宁愿不要。”

    他说得很慢，每一句都像是在拔自己一根骨头。

    “后来她被临时换了角色。本来是女主角，结果只给了个连台词都没几句的边角戏。她去后台问是为什么，有人指着她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杂种，还想当女主、还敢拿架子？’”

    他低着头，嗓音像从地底挤出来的。

    “他们还说：‘你这样谁会让你拍戏？一点规矩都不懂。’”

    他顿了顿，哽咽了。

    “那场戏是在一座仿旧茶楼里拍的，她要从三楼走下那段外挑的木梯，戏里安排她端着茶托走得飞快，好让镜头能‘一气呵成’。但她就这样……就……摔了下去。”

    “据说她是分了神。导演在一旁催场，副导在喊‘快点’，她看了一眼摄影机那边，聚光灯正对着她脸，那是她换角以后为数不多的镜头……她没站稳，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倒下去了。”

    他终于抬头，眼神死死盯着前方。

    “她落地那一刻，摄影机还在拍，灯还没灭，所有人都在看，但没人第一时间喊停。“

    他说到这里，声音终于发了抖：“她当场没死……过了好久他们才把她送到医院，她还醒了一会儿。”

    他眼圈发红，颤抖着声音继续说：“她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我说错了台词？’”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手里那封皱巴巴的信，他迟迟没拿出来。直到很久之后，才从斗篷里摸出一页沾了水渍的信纸。

    “这是她的。”他把信递给陈蔚青，“你看吧。”

    那封信写得极短，像她最后一次在世界上留痕：

    “如果那台机器能回答‘我到底算什么人’，它会怎么说呢？

    哥，对不起。

    我再也演不了主角了。”

    信上贴着，那张已经泛黄的纸带。上面写着两个字，近乎讽刺的：

    “去做。”

    最后没人得偿所愿。

    “那台机器就这样静静地摆在那里，没人得偿所愿。我没能留下母亲，沈时砚没能去成北平，罗炽南没能给妹妹一个好的生活。”

    罗炽南想把他们那个机器砸了，因为那张他觉得间接害死了他妹妹的纸条——“去做”。没人拦他，但他后来自己没忍心下手，那东西就一直躺在那里，像一具装着他们未曾说出的哀悼的壳。

    “那玩意一开始就不该造。”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 is been the ruin of many poor girl,

    And oh god, I am the one.”

    夜雨将南州的街道洗得发亮，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报摊的玻璃罩上时，一份崭新的小报已经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头版标题是手写体印制，字迹锋利，黑体加粗，占满了整整一栏：

    《一个不该死的人》

    署名很小，只一个字，印在最下角——“青”。

    没有副标题，没有宣传广告，也没有其他新闻内容。整张报纸只有这一篇文章，从头到尾，整整三大栏，像一份沉默的回响，又像一场无法终止的控诉。

    文中并未提到名字，也没有直接描写，但字里行间早已把真相写得清晰：一个南州来的女孩，在上海的聚光灯下试图成为“被看见的自己”，却在夜色中坠落于无声的街角。她是演员，是码头的孤儿，是工人，是工人的妹妹，是一个什么也不确定却仍愿意奔跑的人。

    文章最后一句是：

    “她还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她说：‘我会写的！’。我们却没能为她留住一条可以写下去的路。”

    陈蔚青坐在印报间时，天还没亮，机器轰鸣声盖过了心跳。她盯着纸张一页页吐出，看着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干的页上，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盗火者，偷来一点光，却迟了一步。

    那是婉芝离开后，她第一次重新启用那份报纸。

    报纸上没有讨论剧目，没有诗歌，也没有那些哲学思辨，只有一篇文章——《一个不该死的人》。

    永丰纱厂后面的仓库门半掩着，墙上贴着一张粗糙的手绘标语：“工人夜校·抗日经济读本·今晚八点”。纸面被雨水打湿又风干，边角卷起。

    罗炽南在仓库里搬纸箱。箱子里装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劳动法小册子和一叠叠未经审查的传单——全是学生们自发印刷的。他亲自盯了油印，从配纸、校对到最后的分发，一丝不苟。黑市上的人劝他别太冲：“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工人了。”

    他说：“那不然呢？我不是工人，还能是什么？”

    夜校刚散，他把剩下的册子一捆一捆装进袋里，递给几个年轻工人：“你们往白石桥送，别走主街，绕后巷。”

    他语气平稳，不紧不慢，像早已习惯。那几个工人接过袋子，有个年轻的偷偷问：“哥，你以前真是…混黑市的？”

    他没应，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像是笑了笑，又像没笑。

    晚上十点，厂区楼顶。风很大，他站在边缘的位置，身后是层层铁皮房顶，脚下是南州冬夜的灯火。

    他一边看着那份报纸，一边一支接一支点烟。

    风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像记忆里破旧戏台上的灯。

    有个老工人走上来，把围巾裹紧了些：“炽南，你在看什么？”

    他没回答，把报纸对折，折得整整齐齐。老工人看到上面那个标题——《一个不该死的人》。

    “……你认识写这报纸的人？”老工人问。

    罗炽南站了一会儿，终于低声道：“不止。”

    沈时砚捧着那份报纸坐了许久。他没有立即读，只是一遍一遍地抚过那行字——“一个不该死的人”。

    读完后，他什么都没说，把报纸对折收好，夹进了他笔记本最内页。

    他去锅炉房里看了看那台沉默已久的机器。

    他没开灯，就这样站在锅炉房的黑暗里，站了一夜。

    几周后，陈宅前厅响起越洋电话铃声。

    阿凤慌慌张张跑上楼，说：“小姐，是巴黎那边，说是黎小姐……”

    陈蔚青接起时，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嘈杂——像是穿越了海底的风暴，然后，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电话线另一头挤出来：“蔚青……我……我收到了那张报纸，还有……那些信和遗书……”

    是婉芝。她声音哽咽得快说不出话，只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在，我不在她身边……”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忽高忽低，“我不该…我不该鼓励她去演电影…不该…”

    她哭了整整五分钟，陈蔚青一句话没插，仿佛只是一具接听器。

    最后，那头突然传来另一道说着法语的男声，然后是蹩脚的中文：“时间到了”。

    话还没说完，长音嘟的一下，电话就被切断了。

    陈蔚青站在电话前，没挪动一步，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