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记录能力来自于物质的规律性，根据一生二概念，规律让事物在生成稳定记录的同时，也会对记录的更改设下了限制，这种记录的更改限制我们就可以称为记录的成本。

    物质的规律性来自于物质的客观性，因此，记录的成本其实就是物质客观性的延伸结果。

    记录是什么？那就是客观存在。更改记录就是要具体的客观存在，自然要遵循客观的物理规律，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记录的成本。那生命为什么要更改记录呢？当然是因为那个记录不是生命想要的记录。

    对于不想要的记录，生命想要其变成自己想要的记录；对于想要的记录，生命总是想要获取更多，因此，有时候这个记录的成本，生命还必须得支付。

    世界中所有客观物质都是按照其固有规律运转的，而要想改变现实物质的运动轨迹，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生命就必须支付代价，即需要消耗资源（能量），这就是说，逆行从不是禁区，只是需要付出代价。

    牛顿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直到受到其他物体的作用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生命要想改变客观的记录，就要支付代价，当生命处于无能为力情况时，生命就会痛恨这条规则，因为它让我们生活在地狱，并想象出一个万能的神明，可以无视任意规则的神明，将这条规则碾在脚底下。

    那生命又怎么能保证，这样万能的神明，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呢？就像女人情用感来约束男人一样，生命也只能用情感去约束神明，说服自己，神明当然会站在我们这边，因为神爱世人。

    规则不可打破，因为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当生命得到足够成长后，拥有充足的视野后，生命才会明白，这个“一”无与伦比，只要有这样的“一”固守规则，那总有一天，生命能成为自己的神明，创造出自己的天堂。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命拥有了思维，生命的思维对世界进行思考，得出的理论结果，就是思想，其中，优秀的思想得到生命群体的广泛认可与传播，汇聚成了一个体系，并且在继续发展，这些生命和他们的思想就组成了思想流派。

    一般来说，思想流派，都拥有着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论，在这套思想理论里，就是生命理想中的现实图景，也可以说，是多个生命共同的选择。

    生命的选择具有化为现实的可能，而这个可能的概率，就与生命想要更改记录的具体成本有关，因此，生命的思想流派，除了要足够美好，以便能吸引到多数生命的认同，其更改记录的成本还要低，这样才有更多实现的可能。

    思想中的美好，固然让人神往，但美好到不切实际，就会成为空想与妄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也就得不到生命广泛的认可，因此，在各个思想流派中，能使生命得到现实的满足，才会得到有意义的投票，因此，思想实现成本越低的的思想流派，它的传播难度往往就会越低。

    在中国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道家讲究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对个人的认知水平要求比较高，第三重认知境界就是道家要求的基础认知水平，而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地走路，对生命的成长很有指导意义，对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很友好，因此，在群体中，儒家就比道家更容易被传播开来。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

    当然，儒家虽然对个人的认知水平要求很友好，但终究还是要求要有思维能力的，即要求是第二重认知境界，在传播难度方面还是低不过只要第一重认知境界的佛教。

    只要信仰神佛，就会得到庇佑，如果怀疑普通的你，是否能得到神明的帮助，那也只需要做点仪式，献点祭品，就会得到神明的青睐，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临了，如果幸福还没有来，那不是还有来世吗？只要个人愿意相信神佛可以庇佑自己，是站在自己这一方的，那关于神佛的信仰就会得到传播。

    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怒，他不会悔改；乡邻们对他责备，他不会动容；师长教导他，他也不会改变。不过如果是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到处搜捕坏人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害怕起来，改掉他恶劣的行径。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韩非子·五窦》

    道理作为生命认知中的概念，只有在讲道理的人眼中，才会具有分量。在高谈阔论中，法家的行为往往上不了台面，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体心中是何想法，处于何种认知水平，都只需按照规则行事，这样的法家操作往往立竿见影，最具成效，能最大限度保障现有秩序。

    因为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开悟，也不是世上所有的人脑袋里都能装下道理和大爱，所以放下对人性一切美好的想象，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的法家思想，就逐渐受到了统领了广大人民的君主的认可与支持。

    法家追求的是“法”，与现实具体的规则、律法相连，因此，“法”是具体的、与现实相连的存在，与高成本的现实行动相连，更讲究以事实为依据。即使到了现在，法家思想流传了2000多年的今天，我们的法律依旧受到现实的强烈桎梏，高成本是理想的法律难以跨越的槛。

    一个男人长期家暴一个女人，最终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妻子，法律判定这是过失杀人，刑期三至七年，而如果是女子不堪长期家暴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择机杀了丈夫，那这就是故意杀人，刑期十年以上到无期。

    因家暴产生的命案，人们对上面的判处结果，目前普遍感到不满意的，这是因为在对这些家暴命案进行司法审判时，只把命案发生当时的过失状态或者故意状态作为量刑依据，而对命案的家暴根源没有进行太多关注，这里就是法律高成本的体现。

    在一个家庭里，男人与女人其实是一体的，男人没有杀害女人的理由，女人也没有杀害男人的理由，可为什么悲剧还是发生了呢？这都是因为强势的一方一直在无限制地伤害弱势的一方。

    这种无限制性伤害在无外力介入的情况下，一般会走向两个结局，强者杀死弱者，或者弱者伺机反杀强者。无论强势的那一方是男是女，结局死的是她或者是他，强势那一方的他/她才是这起凶杀案的罪魁祸首，在人们的朴素认知里，案件的本源发起者在案件中应该负第一责任，而案件的被迫受害者则应该得到宽容。

    实际上，在命案发生时，大部分家暴行为已经属于了过去，而法律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具体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大量的过去行为都必须经过核实才能被作为证据使用，这里极大地增加了法律审判的成本，让家暴这个重要因素难以成为审判要点。在实际审判中，往往只会在案件中重点选取了男人/女人杀人的即时场景作为审判依据，这也就是家暴命案审判结果往往与人们的朴素认知不符的原因。

    有小偷入室行窃时，偶然发现室内正发生谋杀案件，他本可以直接带着财物离开，却选择了返回查看，最终达成间接救人成就。这个结局在人们的朴素认知之中是好的，可从法律角度上，救人并不能抵消已发生的罪行，那就是按司法规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了。

    人的认知具有延展性，在上述案例里，尽管小偷行窃是事实，但人们根据小偷救人的选择，判断出他的内心依旧心存善意。在群体生活中，人们更喜欢心存善意的人，因为善良的人会以维护群体的利益为行为出发点，因此，人们对心存善意的人的未来抱有积极收益的认可，在人们朴素认知里，这个小偷就可以被宽容以待。

    但我们的法律由于成本的限制，是根据已有事实定罪，而如果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也纳入判决之中，那这成本会蹭蹭地往上涨，中国作为一个要对14亿人口负责的大国，法律成本更是极其高昂，维持纯按事实审判这样才能节约成本。

    生命是特别的，是因为生命可以借助思维的翅膀，逃脱现实的束缚，可由于成本的存在，我们的思维无论翱翔于多高的天空，它的根源始终会系于现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