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明光的时候，她拿着一个黑色小手提包，人显得很平静，但隐隐约约从眉目间牵扯出一丝丝的病态。我飞快上前去抱了抱她，轻声问：“你还好吗？”

    “还好。”她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丝笑意。

    “先回家，回家再说。”我说着抢过她的手提包，几乎是搀扶着她走出火车站走到站牌。

    四点的天空如漆黑幕布一般，压迫地人唯有大口喘气方能维持平静。更何况，这天是阴天，半点星光全无，尽管街道上橘灯烁烁，却也遮不住黑色天空带来的零落感。等公交车的时候，大风乍起，风像蚂蚁一样钻进我的衣袖和领口，我忍不住地发抖。依稀听到身旁的瑞典人说，今夜似乎要降雪。一边在心里咒骂着天气，一边在想明光千万不要是个宿命论者。

    一路上，明光异常沉默，即使我主动攀谈，她也只是心不在焉地“恩，恩”两声，头一直扭向窗外，看着秋风萧瑟下卡尔斯塔德。这般的萧条景象，会不会让她觉得心酸呢？即使如此凛冽的寒风，如此压抑的瑞典，她是不是正要开始怀念呢？

    到家后，拿了信上楼。明光率先进了洗手间，一直等到我把米粥煮好，她才出来。出来时，她的鼻子红红的，眼睛却依旧是沉静的，我想，她应该足够坚强，是不会哭泣的。

    “先喝点粥吧。”

    她摇摇头。

    “总要喝一点。”我把粥推到她面前，她不得已只好拿起勺子，做了做样子又放下。

    “John怎么说？”我问。

    “他的意思是，我要先回国，等到圣诞节之后才有机会回来。”

    “没有扭转的希望了？”

    “没有了。我已经尽力了。”她说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的包袱似的，头一跌，跌到自己放在餐桌上的臂弯里。她埋着头，我听到了呜咽声。

    “我想了想，这也有好处，你正好可以回家过个年嘛，你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等过完年，申请也就通过了，然后去办个签证，优哉游哉地就回到瑞典了，对不对？”

    她似没听见我的话，良久，她抬起头，脸因为埋在臂弯而充血，她跟我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难不成你回国之后就来不了了？”

    “也不是，”她陷入了沉思，片刻后，她忽然说：“你还不知道吧，我恋爱了。”

    我的脑子轰隆一声。

    明光是那种特别内敛、特别纯情，尤其纯洁的女孩，已经22岁，始终在幻想着王子公主的完美爱情，没有恋爱过，也没有遇到过心仪的男孩，我总是说她的心太高了。

    而此时此刻，她忽然宣告她恋爱了，除了欣喜，替她高兴外，我竟然感觉到一丝不快。她恋爱了，作为室友，我竟然丝毫未觉察到。作为我的室友，她竟然把整段恋爱埋在肚子里，只待尘埃落定才与我分享。我有些委屈，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

    “跟谁跟谁？”我的兴奋也因为失落而降低了些，但依然情绪高涨。

    “学生会的usman。”

    “他是个伊朗人吧？”

    明光点点头，说道：“在国内找个严格□□不容易，我来到瑞典之后我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能找个外国□□先处着。Usman人挺好的。”

    “什么时候认识的？你瞒得我好苦。”

    “大概是半个月前，在市中心等车的时候认识的。”

    “明白了，算是一见钟情是吧。”

    明光如一朵水莲羞涩地点点头，又说：“我们已经计划好圣诞节去他家过，他家是前几年的移民，在林雪平的一个小镇上生活，但是眼下我的签证到期了，又没有续签成功，计划只好取消了。”

    她又喃喃道：“可是我要回国，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我起初不能明白她的哀愁，直到两三天后与朋友温琪聊天的时候，才设身处地地想了想。

    温琪是卡尔斯塔德大学的研究生，她住在阿Ken的隔壁，我去找阿Ken的时候常常见她，所以我跟她也算是熟识。她第一年刚到瑞典三个月后认识了她现任男友，叫carl，是个瑞典人。温琪与carl兴趣相投，两人都是音乐爱好者，在一次学校的乐队表演上一见钟情的。温琪是出色的小提琴家，而carl则与朋友组建了乐队，他是乐队的贝斯。

    明光近日的情绪每况愈下，连带的我眉宇间亦充满了伤感，提起爱情这个话题时不免唉声叹气。

    明光濒临绝望的时候，我到学生公寓递交了下学期的住宿申请，现在住的这个公寓我一个人是负担不起的，又没有别的好的房源。

    令我意外的是，学生公寓的老师问我：“你的邮箱和电话都没有变吧？”

    看我有些困惑，老师重复了一遍我的电话和邮箱，问：“都是对的吧？”

    我点头说：“是对的。”

    “抱歉，记录显示，一个星期前你取消了申请，重新申请的话要重新排队，可以吧？”公寓老师一边频繁地摁着鼠标一边跟我解释。

    我更加困惑了，忽然想到好像十一月初的确收到过一封学校的邮件，我以为是社团推广就没细看。

    我从学生公寓出来后，就给宋松溪打了个电话。关心我住处的人，自始至终都仅有一个他。

    “阿斯，出什么事了吗？”铃声响了许久，他才接起。

    “看来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太少了。”我调侃道。

    他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笑。

    我清了清嗓子，沉声道：“我刚才去学生公寓交了申请。”

    他有些吃惊，“你不是刚搬家吗？”

    “然后呢，”我没接话，“公寓老师告诉我，有人偷偷背着我帮我递交过申请。”

    “哦，会不会是明光？”他竟然在帮我分析。

    “真的不是你？”我狐疑道。

    “真的不是。”他笃定。

    “哦。”我丧气地打算挂了电话。

    他叫住我，“阿斯。”

    “嗯？”

    “你圣诞节打算怎么过？”他问。

    我一早订好了票去维也纳，但这个行程也不是不可以为了某个人而取消，“打算出去玩一玩，你怎么过？”

    “我要回哥德堡，去打工赚房租。”

    “那祝老板财源滚滚！”

    周六早上睁眼的时候看了一眼明光的床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已不在了。向外瞄一眼，白茫茫一片，还以为明光忘记拉开窗帘。迷迷糊糊地下床喝水，隔着厨房的小窗子仔仔细细往外一看，对面屋顶上堆叠的两厘米厚的雪花。

    我跟梅姐约好十点去市中心一个叫hemhop的地方买蔬菜和肉，我贡献半袋香菇，饺子要做成香菇猪肉和西葫芦鸡蛋的。这里罕有韭菜，只好用西葫芦代替。

    下午三点，我们便踏雪来到她的朋友家。这天的雪，纷纷扬扬地一直下，到了此刻，地上的积雪已能埋过皮鞋了，人们都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如此庞大的雪，尽管不是第一回见，但仍觉得震惊无比，稀罕极了。

    “我们先准备食材，你不要害怕。”梅姐有些担心地望着我，大概因为我表情木讷，稍显紧张，其实我不过是脸怕冷，已经微微冻僵，舒展不开罢了。

    她的朋友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身材稍微偏胖的中年男人。他很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这幢两层的建于半山腰的小别墅。

    从房间布置便能看出主人的性格，我猜，这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他的客厅乱成一团，沙发上的几条豹纹毯子仿佛搁置了几个月。餐厅不算太乱，但总让人觉得不够整齐。卫生间里随手扔着泳裤，浴缸里外甚至放在一只没有清洗的盘子。

    我猜，这是个约莫三十岁的老男人，性格古怪，所以找不到女人，只好这么凑合着过吧。

    “会和面吧？”梅姐问我。

    “交给我吧。”我熟练地拿出面盆，倒入四个人的量的面粉，一边加水，一边游刃有余地和着。

    “那就好，我就负责切菜了，”她又叫她的朋友，“你负责洗菜，我来切。其乐融融不是？”

    她朋友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不动声色地说：“她还做得有模有样。”他在说我。等我们准备完毕，包饺子的时候。

    梅姐和我负责包饺子，他负责做饺子皮。只见他左手你捏皮，飞快地转着，右手手心则飞快地滚动擀面杖，他的手很巧，力道刚刚好，饺子皮做得相当有水准。

    我正在包第二个饺子的时候，他问我：“你会炒菜吧？看你手挺巧的。”

    “当然，我很会做饭的。”

    “家常菜都会做吧？”

    “当然，像酸菜鱼那个级别的都难不倒我。”我说道。

    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梅姐问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她朋友抬头看了眼闹钟，说：“快了，也就这十五分钟吧。”

    “他叫什么？”我问。

    “艾瑞克。”

    叫艾瑞克的人真是多。遍地都是。我已经有三个叫艾瑞克的朋友，在手机储存他们电话的时候都觉得甚是不便，做的备注都是：艾瑞克，网页班；艾瑞克，学生酒吧；艾瑞克，火车。瑞典有一本名簿，每日对应这某个名字，在古代，某天出生的小孩都有特定的名字，比如，这几位艾瑞克，或许都是同一天出生的呢。

    艾瑞克果然在十五分钟内登场，他穿着紧身跑步衣，大汗淋漓，喘着粗气，显然他刚刚跑步归来。他热情地冲我跟梅姐打招呼，直到看见餐桌上放着的四大盘饺子时，那份热忱达到了顶峰。

    “dumplings！”他叫道，我没想到他竟然是个识货的人。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他正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前。

    我跟梅姐将餐桌布置地极其温馨，我拿了蓝色的花纸巾折成三角形铺垫在淡黄色的碟子下，黄-蓝-淡黄，恰好是瑞典国旗的颜色，显得既正规又雅致。

    艾瑞克开了一瓶香槟，他兴奋地在桌前手舞足蹈，非常熟练地用筷子夹饺子。

    “我真是饿极了。”他说，大家都为他的坦率笑了一回，开始吃饺子。

    席间，我发现，艾瑞克并不是个枯燥的中年男人，他性格很好，很是健谈。他大概有26岁的模样，长着络腮胡，脸上始终挂着一种看似滑稽的笑容。

    他喜欢中国美食，中国的汉字。他甚至向我们展示了他印在脖颈后面的中国汉字：龙。

    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度，他吃的穿的用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他无法想象没有中国的日子。

    有人这么感谢我亲爱的中国，我自然报之以李，于是不免对他多了几分亲切感。

    梅姐的朋友在席间忽然跟我说道：“我现在才见到你真是可惜。”

    我心里咯噔一下，听他继续说道：“早知道就请你来给我做饭，一个月给你几百块钱，你这双手肯定能把我照顾地好好的。”

    我一听，旋即放下筷子，心里恶心得不行，再也吃不下去了。

    双脚刚踩在雪地里，我忍不住呕吐出来。

    我不是嫌弃那老男人提供的工作，而是恶心他看我的眼神——分明闪烁着老牛见到嫩草的光辉。

    来到瑞典以前，我在父母铸造的玻璃花房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20年，在电视上我经常看见这般恶心的男人的故事，无数丑陋的嘴脸在宽屏电视上大放厥词，尽管如此，我依旧打心里觉得这世界的纯净和美好。

    然而，来到瑞典后，一切都变样了。我并不是说瑞典如何遭乱，而是因为，我离开了我的玻璃花房，我来到了真正的社会中，我成为这丑恶世界的一员，我与这份丑恶共呼吸，共享一片空间。

    这让我感到恶心，尽管我内心依旧认为这世界是美好的。

    我亲眼见过几个这般的老男人，不幸的是，都是留学中的中国人，或者是中国到瑞典的交流学者。

    他们大多四十出头，在国内有妻子，有孩子，有很好的声誉，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身上背负了太多道德的枷锁。于是，到了瑞典，离乡背井，全然卸去了道德，便原形毕露了。他们耐不住寂寞，找各种各样的年轻女孩子，拿着国家给教授的补贴——似乎是每个月1万二，负担起年轻女孩的衣食住行，俨然在这片陌生国度建立起了新的家庭。

    这种人，我真是不愿意多费笔墨。

    跟梅姐告别后，我要去学生公寓找当地华人学生联合会的会长王玥，一起商量着给明光开个告别派对，我主张来个中西合璧式的，尽管明光生性孤僻，认识的外国人并不多，但我还是希望能隆重地郑重地送她离开。当然，如果用不着开这派对是最好。

    已经晚上九点，我独自一人在树林里走着，林间每隔五十米有橘灯一盏，让人心中暖意满浸。我心中想着告别派对筹划的事情，心不在焉地踏在厚厚的雪中，走路一歪一斜的。

    我正走上一段秋季是土坡的路上，走两步滑一步地慢慢爬坡。

    “嘿！”

    突然肩上吃痛，我重心一失，砰地一声摔在路边的厚雪堆里。

    “谁呀！”本能的反应是中文，我两手撑地以防脸埋进冰凉雪中。

    “没事吧？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本来想吓吓你……”

    “不是本来，你已经吓住我了！”

    我狼狈地爬起来，拍着羽绒服上的雪，糟糕，脚底一凉，只见两大团雪顺着鞋帮滑进鞋里，我尖叫一声，看见阿Ken搓着双手站在我身后的雪堆里，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男式高筒靴子。

    “你怎么在这？”他问。

    “我还想问这么晚，你怎么会在这出没？”

    他被我的口气吓了一跳，原先我对他的口气永远是友好而礼貌的，然而，他今晚惹到了我，便得不到太多客气友善了。

    他的嘴往上翘了翘，说：“我又不是什么野兽……”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

    “你在这干嘛？”

    “去学生公寓找人。”

    “找谁？干嘛？”他有些警觉，似乎又有些期待。

    “找社团主席王玥，”我边说边走，毕竟脚底湿润的感觉实在不好，我还是赶紧去王玥家烤一烤我的鞋子吧，“明光要走了，我想给她办个隆重的告别派对。”

    “她真的要走了？”阿Ken既吃惊又感到惋惜。

    “那能有什么办法，移民局不给签证延期，只好等回到国内再想办法了。”

    阿Ken叹一声气，我们一前一后一浅一深地踏雪而行，并没有再说话。穿过森林后，走进一个社区，穿过这个社区便是学生公寓群。

    阿Ken突然说：“你抬头看看。”

    “干嘛？”我有些生气，脚底是雪水的人唯一想的就是赶路，“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脚底下流淌着溪流呀……”

    “抬头看一眼嘛，就一眼。”

    我拗不过他，匆匆抬一下头，瞥过夜空，复又低下头，然而，很快，我又抬起头，并且兴奋地叫出声，“好美的星星。”

    “你看过梵高的那幅画吗？”

    “你是说《星空》？”

    阿Ken点点头，不再说话。

    我们两个并肩站在社区的小道上，齐齐地抬头望着满天的星辰，望着这冬夜最美丽的星空，有凌风拂面，有寒气逼面，然而，我们就这般静静地站着，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说起来，我跟阿Ken还是有蛮多共同点的，比如说，热爱自然景致，比如说喜欢看书，探讨有关生命意义的话题，喜欢喝酒放冰不放柠檬，喜欢吃烤洋葱圈……这也是我常常说要带他去看我的那片海——我那藏在树林深处的小木屋的原因。

    脚底的雪水将我拉回现实，我一边跺着脚一边埋怨他，“都是你，我的脚都要冻僵了。”

    他没有说话，却紧紧跟上我的脚步。

    “我的脚要是生了冻疮，你可是要赔钱的。”

    “行了，”他说，“我会负责。”

    “说得真轻巧……”我小声嘟囔着，同时加快了步伐。风愈来愈大，也愈来愈冰了，说话的时候我竟然听见了嗓子的颤抖声。

    阿Ken没有说话，而是快步追上我，同我并肩走着。

    等走到阿Ken公寓楼前时，我正欲跟他分手，他却在楼前停下脚，说：“先去烤烤你的鞋吧。”

    他见我没动，又说：“到王玥那里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你的脚不是冻僵了吗？”

    “那好吧。”我的脚早就在抗议了。

    他开了公寓门，我尾随他进入房间。啊，有暖气真是幸福。

    我脱掉鞋，赤着脚踩在木地板上的同时，我知道，我的袜子底也已经被雪水浸透。阿Ken脱了外套，露出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内衬了一件黑白条纹的衬衣，看起来很舒服。他拿了一块长布包在暖气片上，示意我把鞋子放上去。

    “给你拖鞋。”他从脚上褪下拖鞋，踢到我旁边。

    “那你穿什么？”我问。

    “把你那湿哒哒的袜子脱了再穿。”他顾左右而言他。

    “哼，这湿哒哒的袜子还不是拜你所赐。”

    他去衣橱里翻了翻，找出一双白色的棉袜子，递给我，道：“这双我只穿过一次，你凑合着穿吧。”

    “你有脚气没有？”我有些嫌恶地瞧着那双只穿过一次的白袜子，眨眼间，小白已经飘到了我眼前，并且伴随着香皂味。

    “对了，你上中级瑞典语课了吗？”我问。

    “没有。”

    “为什么？”

    “你不是也没上嘛。”

    “我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懒惰了；你为什么？”

    “没有时间，我的专业课都已经焦头烂额了。”他揉着眉头道。

    “你还有焦头烂额的时候，整月整月地旅游，有谁比你潇洒。”

    “所以，才能说有谁比我困境？”他说得倒可怜巴巴的，可惜，这种人，不把时间计划好的这种人，我不会同情。

    十五分钟后，我实在不愿跟他畅聊下去，毕竟现在已经超过九点半，我还要去五百米外的王玥家筹划派对，从王玥家再回到十五公里外的位于市区的阁楼。然而，鞋子并不会体恤人心，尽管暖气片很给力，鞋子却不温不热的，我又不能借阿Ken的鞋，根本穿不上嘛。

    又过了十五分钟，九点一刻，我站起来去暖气片上拿下棉鞋，跟阿Ken告别，他把我送到楼下，临走前，我听见他说：“你就没有一双防水的高筒棉鞋吗，冬天刚开始呀。”

    我摇摇头，到了王玥家，继续烤我这双只有300kr的棉鞋，要知道，瑞典的棉鞋均价是2000kr，我这双真算是破烂中的顶尖了。

    “我想办个外国形式的派对，只提供薯片和音乐，每个人自由带酒，再买一面瑞典国旗供送行的人签名留言，然后……然后找个比较大的场地，喝醉了大家可以唱歌跳舞，你觉得如何？”我问王玥。

    “我本来是想办个纯正的中国派对呢。”

    “我觉得中国风还是留在过年的时候吧，为了一解大家的思乡之情，肯定举办的一派中国气息呢，况且，我设身处地地想了想，如果现在我要走了，肯定是希望有个瑞典式的派对的，毕竟咱们来到瑞典了嘛，出国一趟也不是多容易。”

    我终于把王玥说服了，他负责找场地，通知我们圈子的朋友，包括外国朋友。

    我们订在十二月十号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举办派对。我负责买零食和瑞典国旗，我还负责偷偷地把明光骗过来。

    因为，这是一个惊喜派对！

    回家的路上，公交车上已经罕有人，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快到市区的时候，只有连我在内的三个人。

    我用手肘撑着头，竟然在羡慕明光，“当我离开瑞典的时候，有人愿意跑前跑后为我准备惊喜派对的话，我一定会感到很幸福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明光已经睡下了，已经过了十二点。她只知道我去某个她不认识的人的家里做客包饺子，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伤心，总之，她很早地睡下了。

    餐桌上还有个盘子，盘子里是两个藏红花面包，并附有纸条：今天刚学做的面包，鉴定一下吧，阿斯。

    睡前，竟然收到了艾瑞克的短信：“我这里十二月就没人住了，还有两间，2100kr每月，一切全包，如果你愿意可以搬过来。”

    至此，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我在瑞典三个月，最大的感触是，身在异国他乡，居无定所真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