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天。蒋之涛那边传来消息，王伟根本就找不到。这也在意料之中。柳半夏则找到了张同在市实验中学的班主任，让我们去调查。

    死马当活马医，我和王一鹤当即出发。

    张同的班主任姓贺，原来教数学的，现在已经退休。老头儿住在一个普通的民居里，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逗小孙子。听我们说明来意，贺老师非常热情。

    “还是先请您谈谈对张同的看法吧。”我开了录音，学着柳半夏的发问方式。

    “张同是个好苗子。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遗憾。本来我是想让他冲一冲清华的。话说在前头，我确实是有私心。能出一个清华，对老师来说不光是有奖励，也是非常露脸的一件事。但更多地还是为张同考虑，教书是个良心活儿，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拍拍胸脯，还是能说问心无愧。”

    “这么说来，张同的学习成绩肯定非常好了？”

    “那肯定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印象中应该没出过年级前十。但实话实说，我们学校的教学水平确实有限，别说比不了附中，比市一高也有差距。三年能出一个北大清华那就了不得了。所以让张同冲清华也是有风险的。”

    “那最后高考报名的时候，为什么还是报了丁大机械专业呢？”

    “主要还是他家里的因素。我去过他家好几次。他爸应该是学机械的，对机械有感情，可能张同受他爸影响。再有他家庭条件确实不好。他妈觉得去北京上大学负担不起，还觉得儿子出去就回不来了，有这个养老的顾虑。这也是十多年前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你要考上北大清华，各种奖学金就有好几十万，当时没有这个环境。我劝过他爸妈好几次，如果真能上清华，那张同的人生可就大不一样了，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要看长远的利益。但最后吧，张同的分数能够到清华的最低分数线，但上不了他想上的专业，如果真报清华，可能就被刷下来了。所以最后上了丁大，我觉得也挺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张同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校园暴力的问题？”我问出了最想问的。

    “应该没有。”贺老师说完，又思索了一会儿，“要说二十多年前，学校里可能比较乱。到处是破产的厂子，学生也净不念书混社会的。但张同上学的时候就好很多了。而且他是实验班，管得严。张同这样的学生是老师的宝贝疙瘩，至少我负责高三的时候，盯得很紧，不会有这种事儿。张同也听话，不招灾不惹祸的。”

    这也在我意料之中。“那张同有哪方面的缺点，您能说一下吗?”

    “嗯……要说缺点，基础不太好应该算一个。”贺老师好像误会了我的意思，还是往学习成绩上说，“尤其是他那个数学，我高一带他的时候就发现了，做题都能做对，但方法很笨。初中的时候可以，高中时还用那套就玩不转了。我没记错的话，他初中应该是十中的，那个学校不怎么样。”

    “您具体说说？”我也耐着性子问下去。

    “其实学校好不好，能不能出成绩，老师教得好不好只是一方面，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生源。附中为啥好？因为人家在初中的时候就把好生源一网打尽了，中考的时候又收割一拨，好学生不用教成绩也好。我们学校是有初中部的。我听初中部的老师说过，当时全市都在抢生源，本来张同是有希望来我们学校。但是十中给开了条件，张同去的话给一万块钱，他妈就同意了。那十中和我们差太多了，咋能为了一万块钱就把孩子卖了呢？我们那老师也是，搁以前都得去学生家里做工作的，现在也没啥工作热情。张同要是初中就来我们学校，我喝出去也得让他上清华。”

    想想张同贫寒的家境，也许一万块钱对他们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唉……他妈那人啊，没法说。没啥文化，眼皮子浅。”

    接着我们又聊些闲话，见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就起身告辞。

    出了贺老师的家门，我正打算向柳半夏汇报，然后打道回府。王一鹤拦住了我。

    “我觉得有必要再去一趟张同家。”

    “为什么？”

    “你发没发现，张同在重要的人生结点，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小升初的时候，为了一万块钱上了不好的中学。高考的时候，放弃清华，留在本地念了机械系。需要成家的时候，家里先去支援姐姐。”

    “对，我也发现了。但都有合理的解释不是吗？一万块钱对他家来说很有吸引力，父母见识也有限，可能觉得初中差一点也无所谓。他高考成绩本来上清华就在悬崖边上，报丁大肯定更稳妥。姐姐是智力残疾，当爸妈的心里有亏欠。上次咱看的那个电影《孔雀》，不就也讲的是这个事儿吗？”

    “如果说他爸妈没什么见识，按照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想法，不应该把资源都放在儿子身上吗？况且张同这么优秀，儿子发达了，还愁不能补贴家里？这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就能理解。再说了，就算不上清华，北京还有北航、北理工，不愿意离家太远，还有哈工大，按照张同的成绩也能考上，都比丁大强啊。”

    “你这就有点马后炮了。高考的时候，学生和家长能得到的信息很有限，谁能预测到将来啊。至于人家家里怎么想，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能一概以常理论之。”

    王一鹤摘下来那顶红帽子（他平时不分室内室外都戴着），用右手揪着头发，说道：“我有个朋友，三十六七了，大龄剩女。有一天突然找了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小奶狗，天天就在朋友圈秀恩爱。一会小男生给她做饭了，一会小奶狗给她送花了。没过半年，就在朋友圈讨伐这个前男友。原来小奶狗不光花她的钱，还家暴她，好几次给她揍了个鼻青脸肿，还打流产过一次。”

    “你说这是啥意思？”我没听懂。

    “我们说的常理，或者说公序良俗，是在千百万次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态势。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正常’的，其背后必有深刻的逻辑和道理。而一切反常规的，背后也必然有其不可告人之处。”

    “你是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没错。”

    王一鹤说的在理。反正我们也暂时没有其他的调查方向了，不如再去张同家里走一趟。

    我们很顺利地又来到那片老建筑区。这次是白天，雪已经停了，来来往往的脚步把尚未消融的积雪踩得泥泞而肮脏。老建筑在日光的照射下更显得破败。

    张同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也单刀直入，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嗨，我们小老百姓，哪能想那么多。干机械多好啊，身上有技术，到哪儿都受尊敬。像拖拉机厂有个八级的车工，挣得比我这个大专生还多呢。后来是张同跟我说，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学经济吃香，我寻思孩子大了，就让他自己做主了。”

    大时代下的人们永远是盲目的。张同父亲说的这话，在他自己身上都没有应验。这也不能怪他，张同自己做了选择，但结果不还是一样吗？谁能真正看透时代的本质呢？

    “那张同自己是啥想法呢?”我问。

    “哎，这要他妈还活着，她能跟你说，家里都是她说了算。我这人没啥本事，以前天天在厂里，没怎么管过家里的事儿。”

    “您这里还有张同留下的东西吗？什么都行。”王一鹤问道。

    “有，有，你等会。”

    张同父亲在柜子里找了半天，先把相册翻出来，然后又拿出一个厚厚的夹子。打开一看，真让我们吃惊，里面密密麻麻都是各种文件。从小时候的疫苗证、小雏鹰奖章本（时代的眼泪），到中学毕业证书、高中月考成绩单，凡是和张同相关的，都被仔细地收入这个夹子里。张同父亲不愧是理工科出身，做得非常细致。这要是别的家庭，早把这些东西扔没影了。

    “我这人干啥事都爱留个底儿，张同的东西都在这呢。”

    我俩打着柳半夏的旗号，把东西全都装到背包里，然后向张同父亲告辞。

    离开张同家，前面不远处墙根底下，坐着几个老人。丁城的冬天异常漫长，门窗封得紧，室内空气不流通，在短暂的太阳底下晒墙根，几乎是老人唯一的养生和社交了。

    王一鹤健步走到老人们跟前，冲着其中一个问：“大爷，跟您打听个人。那边那家，去年去世的一个老太太，挺胖的，您认识吗？”王一鹤指了指我们出来的房子。

    “谁？胖刘啊 ？你问她干啥？”

    “啊，我们是街道的，她去世之后，社保的余额有点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家里还没人。”王一鹤编了个瞎话。

    “你是说老张头家呗，她媳妇儿去年走的。他平时没看见出去，是不是耳朵背没听着？”

    “哦哦。那您知道这位刘女士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吗？我们就是实地走访一下，要是您知道，我们以后就不来了。谢谢您配合我们工作。”

    “胖刘我知道。”旁边一个老太太接过话头，“她以前跟我一个厂子的，就在那个东关区的曙光医院，下面有个小厂子，生产吊瓶的。”

    “哦哦，曙光医院。”王一鹤掏出个小本，装模作样地记了起来，“后来她干啥去了，有没有社保记录啥的？”

    话一聊开，老人自己就活跃起来。

    另一个老头儿接着说，“还啥社保啊。后来厂子不黄了吗？胖刘后来就在那边的小平房——”老头一指，也没看清他指的是哪儿，“卖盒饭。都是那个民工去吃去。她家那个锅包肉做得可好了。”

    这么多年，还能回忆起锅包肉的滋味，看来这盒饭确实有独到之处。

    “你可别说了。胖刘那人咋那么奸呢。她后来得了肝炎，还在那卖盒饭，要不是卫生局来查，咱都不知道呢？还在那说。你以前就跟胖刘眉来眼去的，不稀得说你。”又一个老太太嘲讽了几句，不知道她和这个老头是什么关系。

    第一个老太太抢着说道：“胖刘在单位那会儿就这样，那人可奸了，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听说她最后是肝癌疼死的，这叫啥，报应！”

    “你可少说两句吧，人死都死了。”旁边一个一直一言不发的老太太也忍不住了。

    “她家是有两个孩子是吧？大的是个女儿，有残疾，小的是儿子。”王一鹤继续问。

    “对对，那儿子可出息，以前就跟他妈在那卖盒饭，听说年年得全校第一，一点没让爹妈操心，可不像我那儿子。”对盒饭意犹未尽的老头说道。

    “哎，听说她那儿子杀人让警察给逮起来了？”口称报应的老太太突然向其他老人问。

    “瞎，可别瞎说，我听人说是冤枉的，沾包赖了，给一个有钱的顶罪了。”

    “还有这事儿？”

    “那可不咋的，听说死的那个家里老有钱了，被另一家人找了□□的给弄死了。”

    老人们七嘴八舌，也分不清谁是谁了，完全偏离了话题。

    好不容易等老人停下来，王一鹤赶紧插话：“有一个叫王伟的，原来也住在这一片是吧？”

    “大伟啊，我知道，你找他也有事？”最开始搭话的老头说。

    “对，他那个社保也有点问题，我寻思这趟一起给办了。”

    “大伟得走好几年了吧。他爸老王头以前给曙光医院看太平间的，那家里穷的……他早不在这住了，说去南方打工去了。”

    “南方打工？”王一鹤听到这句，露出异样的表情，“您知道去哪个城市了吗？”

    “这上哪知道去。”

    “哎老王头你说也没留个信儿，我家里那瓶酒他给拿走了，也找不着他了。”

    “……”

    老人们又陷入了一番讨论。

    我听得脑壳疼，王一鹤感觉也问不出什么来，道了谢，拉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我向柳半夏汇报了今天的成果——等于没有成果。柳半夏也有心理准备，告诉我们不必再查了，约定的酬金会按时打到我银行卡上。我心里不是很痛快，但也只好接受这个结局。

    只有王一鹤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他把从张同父亲那儿拿来的夹子拆开，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桌子上，一个一个地看。

    他忙活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突然抬头和我说：

    “咱们还有一个地方没去。”

    “哪里？”

    “曙光医院。”

    此时我万万想不到，案件的曙光就在曙光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