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第一个病是在第一天上班的路上。

    半年的赤脚医生培训班结束，我就回到了大队，自然就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也不需要考核，更没有什么职称证书。我参加了培训班，就证明一切。老实说，有些赤脚医生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培训，就是“以师带徒”学出来的。这在中医尤其为多。可以说，中医在我国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师带徒，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所以，农村这部分人身上就有了“庸医”“巫术”的诟病。

    培训班结束，回大队当了赤脚医生，这是我的归属，是我不甘又不得不从事的行当。当然，有一点我还是庆幸的，就是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书学习了，不管是什么书，反正可以正大光明地看。

    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农民中的医生，当医生的农民。劳动报酬是按工分计算。我按最高劳动力拿工分，每天计12分，每个月就是这个月天数的12个分，一天不少。这样一来，我们家一下子摆脱了“透支户”（每年全家挣的工分不够买生产队分给你的粮食，叫透支户）的境遇。过去家里有奶奶，有姐姐、弟弟和我，六个人吃饭，只有父母亲拿工分，每年挣的工分都不够买当年已经发的粮食。我不再是吃闲饭的人了。这是当赤脚医生意外的收获。

    上班第一天，我穿上了回力鞋，轻步往大队卫生室走去。仿佛，阳光在我心中永驻，春风在我身旁流淌，鸟儿在我头顶歌唱；我满腹经纶，学成而归；我青春年少，精力充沛；我从此开启航程，奔向人生远方。唉，走路就走路，哪有这么多异想。

    你回来了？有人跟我说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一看，是我们队上的蔚三，遂问：这不是新郎官吗？你干什么去？

    蔚三说，我正要找你看病去，正好，这里没有人，我就跟你说吧。

    那很好，你身体不舒服？

    只见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该怎么办？我对不起我媳妇。前天结婚那天夜里，我要跟她亲热，但她只说不不不。我不依不饶，她半推半就。结果床上弄了很多血，第二天她不理睬我了，我怕得要死，没脸见她。我对不起她。我不知道她这个伤口会不会好起来，是我害了她。

    那你找我干什么？我问道。

    你能不能去看看？

    要我看什么？

    看看能不能用点药治疗一下。

    他这么一说，我也蒙圈了。我突然大笑起来，要我去看那个伤口？打死我都不能去看。那可不是一般人随便看的。也没有必要看。但我该怎么给他说呢？我知道结婚女人会疼，我也知道结婚女人会出血，但我不知道男人会害怕成这个样子。说白话一点：我能知道不正常的是个什么样，但正常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哎，我认定：结婚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

    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我是多么的肤浅！但我不能在这里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医生，我应该知道这些知识。

    我认真起来：这样吧，我也不用看那个伤口了，不看我也知道是什么样。但我现在不能跟你细说，你看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去晚了。你明天进城去买一本《新婚期卫生》书看看吧。不懂的地方，我们再讨论。

    我算是给他打发走了，望着他怏怏的样子，我立即感受到我要补这一课。

    这事我一直惦记着。我们这里先把这个事的结果说了。

    约莫有一个月了，我又遇见了蔚三。

    现在怎么样了，你们两个？我急忙问他这事。

    他说：现在她也不说疼了，也不出血了。后来她主动要我，她自己一个劲地在那里动来动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但是看样子她很舒服。现在她天天要我。唉，不给你说了，说了怕你受不了。呵呵呵！他在挑逗我。

    他笑呵呵地走开了，看样子他是看了我推荐的书了。看来我也得看看这本书。男女正常是什么样子的。

    我才当赤脚医生，很多知识和疾病我不懂，但我要向老中医学习，不懂也要做出懂的样子，不然被人瞧不起。

    我到卫生室了。刚到门前，迎面就碰到了卫生室的钱先生和秋红。秋红问，你学习结束了？我说是的。秋红接着说，早就盼你回来，这下子可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医生。我一边回答一边往里边走。打量着我将工作的地方。

    大队卫生室有两间房子，虽然是砖瓦结构，但墙体的砖是用泥巴衔接的，房顶用木质的大梁支撑。两间房子分了四个功能区，进门是诊断室，肌肉注射和输液都在这个半间房子里。这半间房子后面是制剂室。另外一间前后隔成两个医生的床铺。在门诊隔断墙上，张贴着两张大幅的图画，一张是毛主席接见□□的像，一张是毛主席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和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每个人一走进卫生室，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幅标语。

    卫生室原来有两名医生，就是钱先生和秋红。钱先生两年前给我爷爷治病，我已经见过。40来岁，尖尖的脸，看上去不到一米七，中等偏瘦，说话声音低沉，慢悠悠地，斯斯文文地，一看就知道是个城府极深的老中医形象，给人一稳重感，信任感。实际上他是最早培训的赤脚医生。秋红医生是个20来岁的姑娘，一时还看不上有什么特点。大队要求医生住在卫生室里，看来钱先生和秋红在这里住。

    钱先生说，回来就好，就不要闲着了，快帮给我准备敷料，我来给他们换药。

    我一看，室内还有一些姑娘，她们都讲的是普通话，估计是大队林场的知识青年。我让她们坐下，也就势儿跟他们寒暄了几句，看来他们是已经看过病了，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钱先生忙着准备给病人换药，我一看，四个人都在等着钱先生换药。我准备好了敷料和器材，端来器材，凑近一看，钱先生换药并不需要手术台上的一套器材和消毒设备，而是需要牛皮纸和药粉。我看到钱先生撕开一个草纸，用手指搓了一个纸条，沾上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药粉，然后往臀部创面的深处送去。我想说什么还没有说，钱先生就一个一个地换好了，皮肤上都贴上了橡皮纸膏药。

    钱先生说，中午了，你先回去住几天，等稳定下来了，我们几个排个班，轮流到这里住。如果夜里有人病了，也好有个地方找我们。说着，他们两个就走了。

    我看到卫生室也确实没有病人了。我正想拿书来看，进来了我们队上的小顺。小顺说：快来给我包扎一下。

    你这是怎么啦？他没有作声。拐着腿，一走一瘸地走进卫生室。我一看腿上在流血，赶忙让他躺在诊断床上，用一个消毒的棉球按压在伤口上。他哎吆哎吆一个劲地说疼。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骨折现象，一个地方出血明显，其他地方只是渗血。我笑着大声喝道，不要哎吆了，没有骨折，你哎吆个啥。

    小顺小学毕业没有上完就辍学了。他干农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高兴了，就到地里干活；今天不高兴，就在营子里晃悠。我估计他这是又到哪里发癫了，摔伤了腿。

    你这是怎么弄的？我还是要问清楚。

    他低声说，不好说。

    我说有什么不好说的。

    他看了一下卫生室，估计是觉得没有别人，也觉得我比他只大一岁，就给我讲起他是怎么弄伤腿的。他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问什么秘密？

    他说，我们队老金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老金四十多岁，在村子附近的铁路上当工人，常年夜班，一弄几天都不回家，如果休息，都是上午回家，所以人们很少看见他，对他都不熟悉，也可能是农民觉得在工人面前低人一等，不敢跟他多说话。

    小顺说，前几天老金回家，我嫌球的没吊事，刚好路过他们家的窗户，就听见屋里有“啪啪啪”的声音。我停下来再听，就发现老金说，我要弄死你。他媳妇说，我也要弄死你。一会儿又是“啪啪啪”的声音。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正想到大队向孙书记报告。但是我还没有走，一会儿就听见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很奇怪。等屋里没有动静了，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只要老金一回家里，他们就关上门，我就走到他们窗户跟前听，总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今天老金又回来了，我就想爬上他们家院子上的墙上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结果，刚上去，那砖头是松的，我一下子从院墙上摔下来了，下面刚好有一块石头，腿擦在石头上，就这样把腿弄破了。应该没有大问题，就感觉腿皮子有点疼，别的没有什么吧？

    他说完了，我也给他包扎好了。他问我，他们那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他要弄死她？是不是老金的老婆不生孩子，老金恨他的媳妇要弄死她？

    小顺说的这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作为赤脚医生，也能估计到：莫不是他们在做那事？但是，为什么老金要弄死他媳妇？为什么会“啪啪啪”地响？老金打她了？我说不清。我确实听人讲老金经常骂他的媳妇说，养一只鸡也会下蛋，你不生孩子，要你干什么？老金两口子一直没有孩子，但平时又看他们两口子关系很好。

    老金们两口子都是外地人，他们待人友好，村里人都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家跟我们当地的家庭不一样。老金比他的媳妇要大十多岁，更引起人们的注意。老金在当地附近铁路上上班，媳妇在农村干活，这在我们当地是绝配的家庭。因为媳妇在农村干活，可以有粮食吃，哪怕是红薯、包谷（玉米）也能吃饱，而农村里最缺的是钱，许多人衣服都是自己纺织的棉粗布自己做的衣服，而如果有钱到城里去买一件洋布做的衣服，那这个人绝对洋气，大家都羡慕他。老金在铁路上上班，不管钱多钱少，经常买一些农村没有的东西。老金家就很受全队人的羡慕。

    后来听小顺自己说，他的腿好了以后，又有几次偷偷摸摸地跑到人家的窗户前去听。他不敢再上那个院墙了，就想从窗户看看两口子到底是在干什么。估计是人家在室内，他在外边，他趴在窗户伸头时，被老金看见了。他说老金穿个裤头子跑出来撵他，拿块砖头要打他，他只听见老金说，老子一砖头拍死你，吓得他屁滚尿流地跑了。以后再也不敢去听了。后来我对小顺说：

    人家在家啪啪啪，

    你上墙头去观察。

    一不小心蹬掉瓦，

    趴在地上来找牙。

    小顺说，我确实憨。